1958年秋，国家计委干部去河北徐水搞共产主义规划，问老农一亩能产多少粮食，老农两次都不吭声；问到第三次的时候才用嘴指着牌子上的800斤；又问能产800斤吗，他说包括秸秆在内。
　　1959年1月，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帮徐水办了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可那时，连人吃的白薯都已经没有了。
　　不但农业生产如此，当时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也是如此。
　　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回忆，大炼钢铁运动中，连计委的干部都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柳随年认为，其实在1958年下半年，许多迹象就表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失调。但那时人们不敢反映，怕被说成在泼冷水。
　　这种怕说泼冷水的“大跃进”，来源于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六十条》要求生产计划作三本账。这其中，中央要做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对外公布；第二本则是期成的计划，不对外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账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账，这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的第二本账也是期成的。
　　从指标来看，地方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二本账，中央的第二本账高于中央的第一本账。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生产计划层层加码。“中央带头搞两本账，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账。下到基层，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不管工业、农业还是其他行业，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账的方法，层层拔高的。”薄一波认为，这三本账的制度，是造成大跃进中生产计划层层加码、追求高指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仅有三本账还不够，《六十条》还要求计划实施采取“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的办法。评比采取同级竞赛的方式，年终评比以第二本账为标准。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更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省、市、自治区纷纷表决心，要用五六七年时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12年内完成的任务。
　　高指标、高积累、高估产、高征购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1960年7月18日，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建议，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
　　在1961年1月18日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对李富春不搞第二本账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说：今年不搞两本账了，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到省、市又是一个盘子，到地、县又是一个盘子，到群众又是一个盘子，层层加码。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
　　至此，满足大跃进要求的“三本账”终于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