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王国维进入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这表明王国维以纯粹学术研究为志业，主张“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王国维26岁至30岁期间，曾四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不管他怎样努力，还是不能弄懂。于是他对人说：“哲学的海洋深不可测。”众所周知，王国维于《尚书》《诗经》那是颇有造诣，其精研的深度鲜有人比。但是，王国维每次与学生讲解，总是要事先声明有四五处地方自己还没有搞懂。语言学家王力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便是王国维的《诗经》。王力说，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深刻、精辟，且讲授方法新颖畅晓，为王力闻所未闻，因而深感受益。但是王力发现，每当碰到某些问题时，王国维却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要说好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不理解王国维为什么要说“我不懂”，觉得这与其大师的身份太不般配了。后来随着与王国维接触的增多，王力才逐渐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没有必要不懂装懂，自欺欺人。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王国维先生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可见，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国维对待学术的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态度比起今天我们的一些以权威自居，动辄大言不惭，企图扮演全知全能角色的所謂“砖家”不知要强多少倍。
　　王国维生性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时除了教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去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人，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人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分名节尊卑，不分老幼贵贱，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次，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有学生提议办刊物。王国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王国维的这“六不”在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王国维治学严谨，但为人却难免稍显刻板。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以外，很少与人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并且将这些书籍提供给他作参考，请他再仔细看一下，一般来说，到了这个份上常人都会通融，但是王国维看了以后，仍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每日出寓所至研究院必经颐和园。但他每天工作一完毕立即返家，无暇进园游览。他说：“吾自来处，未窥颐和园。”然而，数年后的1927年，他最终还是走进了颐和园。只是这次他不是游览，而是一头扎进颐和园的昆明湖自尽，一去不复返。
　　（选自“人民政协网”2013年10月24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