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是我国著名作家、记者、学者和爱国文化人士，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经历也是多姿多彩的。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他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新闻活动都是在抗日战争中发生的。在国家和民族危急的时刻，他走出书斋，先后出入淞沪战场、徐州战场，发表了不少振奋人心、颇具影响的消息和通讯，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的首报。
　　在抗日战争中，曹聚仁受国民党中央通迅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随着战线变动，他也随军往西北退去，来到了徐州战场，赶上了台儿庄会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阶段；而后，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失利、上海和首都南京相继失守，日军沿着长江乘胜追击，嚣张地声称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抗战形势异常危急。此时，徐州会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不仅对于整个华北战场，甚至对于全国的抗战形势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这场重要战役，国人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当时有许多名记者，如《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诒等都加入了报道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激烈的徐州会战的同时，还在进行着一场热闹的新闻战。在这场新闻战中，曹聚仁脱颖而出，在第一时间里首发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
　　当时我军和日军在台儿庄的激战已经前后历时半个多月，双方都已疲惫不堪，但都在顽强地坚守着，战争胜负难以预料。在各路记者都在第一线等待着最先发出台儿庄战役结果的关键时刻，曹聚仁却要离开台儿庄。他认为，独处台儿庄一隅不能看到整个战役的全局和综合战讯，看到的情况只能是片面的，而综观全局才能看清全貌以及战役发展的趋向和态势。正是在回到徐州主战场后，曹聚仁才了解到在李宗仁部队艰难地坚守台儿庄的同时，汤恩伯军团也火速南下增援，于日军背后出现，并已经重重包围日军；才能在１９３８年４月７日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的第一时间里第一个发出大捷的胜利消息。
　　能够首发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客观地说，作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曹聚仁拥有一些优势和便利，但更重要的是，曹聚仁具备作为一名优秀记者的素质和综合能力。他有着透辟的新闻观察力以及卓越的判断力，善于从全局和事件发展过程中去看待具体的新闻事件。他认为，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不仅要会使用“显微镜”，还必须学会使用“望远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每觉得愈接近战线，所得的消息愈零碎、愈真实，但未必正确；而能设法接近高级指挥部，所得的消息愈是综合的，愈增加正确性”^①。
　　曹聚仁还是个“有心人”。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前线军官透露了敌军已经疲惫，我军正在准备反攻的情况。曹聚仁非常重视这个信息，并对敌我双方的战况认真加以研究。如果没有对这些重要的战役信息加以掌握和予以足够重视，没有对战况加以认真分析研究并做出科学判断，就很难把握住事态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也就很难在新闻报道中占领先机。
　　此外，曹聚仁能够首发台儿庄大捷消息，与他长期积累和研究军事知识也是分不开的，曹聚仁自走出书斋、走上前线后，与当时的很多军事将领如蒋百里、孙元良都有过密切交往，他从这些亲历战争的军事将领和军事家身上学到和积累了许多军事知识，并专门加以研究，逐渐从一个门外汉成为一名成熟的军事记者（他在解放后居港期间，在《星岛日报》上曾开办了军事专栏《门外谈兵》，也反映了曹聚仁军事知识的丰富）。
　　在第一时间抢发了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的电讯后，１９３８年４月８日，曹聚仁又写了更为详尽的长篇报道《台儿庄巡视记》，于４月９日刊出。
　　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１万余人，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它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第一时间对台儿庄战役胜利消息的报道对扭转当时的悲观情绪，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坚定整个民族的抗战信心有着很大的鼓舞作用。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成为曹聚仁新闻经历中的辉煌一笔。一时间，曹聚仁在新闻界名噪一时，成为当时的抗战名记者之一。
　　在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辗转大江南北，写了近百万字的新闻报道、战地杂感和人物志，他这一时期的新闻活动是忙碌充实的，也是卓有成绩的，他结集出版了战地通讯集《大江南线》；他还在赣南主办《正气日报》（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任报社总经理、总编辑兼主笔，报纸发行量最高至１．２万份，与当时的《东南日报》、《前线日报》三足鼎立，成为当时东南三大报之一；他还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入了他和舒宗侨所编的《中国抗战画史》，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曹聚仁：《大江南线》，复兴出版社，中华民国３４年（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初版，第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