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场所的禁烟工作并不容易推广，“烟城”控烟的局面其实有些尴尬。但许昌的经济一定程度依赖于烟草经济，这也是事实。
　　如果提及拥有悠久的香烟历史，许多城市都会榜上有名。比如福建漳州——中国最早的烟草传入地和种植地；云南玉溪——中国最大的卷烟厂所在地；湖北黄冈——黄冈晒烟在1915年最早获得国际奖。
　　当然，还有一个城市是少不了的。这个城市位于河南中部，人口500万，面积5000平方公里，这里的烟草种植时间长，面积广，曾被毛泽东称为“烟草王国”。它在《中国烟草大辞典》上的标注是：“许昌是我国烤烟种植发祥地之一”。
　　自1913年英美烟公司在襄城引导农民试种烟草始至今，许昌烤烟已有百年历史。如今，一条完整的烟草产业链已经在许昌形成，在当地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数十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昌人的生活。
　　历史给许昌留下了“烟城”的封号。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到今天，当控烟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时，一个两难命题便摆在了“烟城”许昌的面前。
　　历史烙印
　　英美烟公司的旧址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现在是许昌市烟草专卖局所在地，曾经的公司金库现已成为职工活动中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烟行集中而得名的“烟行街”也已变了模样，零星几家烟酒专卖店散落在街边，早已看不出昔日烟行盛行的繁华。
　　历史是有迹可循的。不论是兼并重组后的许昌卷烟厂，还是烟酒专卖店里整齐待售的“黄金叶”香烟，或者民国时期建立的烟草研究所，都可向前追溯几十年的时间。
　　一位烟草专卖店的老板给《民生周刊》记者列举了十几种许昌的香烟品牌，“金许昌”、“帝豪”等等。老板略带惋惜地说：“这些牌子都有好多年的历史，可是现在只剩下‘黄金叶’一个牌子了。”2009年河南省将香烟品牌统一规划整合，以前的品牌现在大多都已不再生产。
　　“许昌继承了历史的遗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链也很完整。”许昌市烟草专卖局的范艺宽向记者介绍了烟叶生产、卷烟生产、烟机制造、烟草物流、烟草包装与印刷、烟草科研和人才教育培训等情况。除了香烟滤嘴的生产，产业链条各环节基本齐全。
　　2013年许昌烟草制品业总产值约122亿元，税收63亿元左右，约占许昌境内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烟草行业一直以来都是许昌经济的重要支柱。
　　范艺宽同时也承认，“过去的烟草历史留下的烙印比较深，包袱比较重，致使许昌接受新事物没那么快。单就产业某一项而言，许昌在全国说不上话。例如许昌卷烟厂，只是中等规模。这是许昌的弱势”。
　　在许昌产业链条上，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烟草种植。早在20世纪中期，许昌烟草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经居全国首位长达数十年。最多的时候是在七八十年代，生产量达到600万担。烟草种植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量萎缩，如今的老烟区风光不再，虽说今年有30多万担的生产量，但常年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
　　“中国烟叶在河南，襄城烟叶甲河南。”这是上世纪40年代著名烟草专家张逸宾撰写的《东方的弗吉尼亚——襄城》中对襄城烟草的描述。襄城是许昌最主要的烟草种植地区，每每谈到烟草，接触到的襄城人都会面带自豪地提及毛泽东在1958年8月7日视察烟草的往事。襄城在2011年建立“主席视察襄城纪念馆”和“八七广场”，用来纪念此事。
　　烟农马村民
　　此时正是襄城移栽的季节。烟田里，几名烟农驾驶着挂膜机正在铺膜。一道道的膜铺在烟陇上，透过白色的塑料能看到细嫩的烟苗。这些烟苗自三月始，经历了育苗、起陇和移栽，下一道工序是八月的采收，再经过烘烤、分级，烟草将在十月正式出售。
　　这一片烟田是由马村民承包的。马村民是汾陈乡扬庄村一位普通的农民，也是襄城县烟草种植大户，曾获得河南省“感动行业”十大人物提名。
　　马村民面色黝黑，穿着格子衬衫和黑色牛仔裤，记者在烟叶工作站见到他时，他正在翻看一本关于烟草种植的研究材料。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的普通话中夹杂着方言。
　　马村民种植烟草26年，19岁那年高考落榜，他选择回乡跟随父亲种烟。第一年种植了5亩地，勉强达到收支平衡。与村里其他烟农相比，他的文化程度较高，容易接受新事物。在老烟农和烟草公司的指导下，他慢慢摸索出一套种植经验。十年后他还清了债务，盖了新房，娶上了媳妇。“既能在家照顾老人，又能赚钱，比在外面打工强。当时的想法就是，选对行了。”从那时起，村里陆续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来向他讨教种植烟草的经验。
　　马村民领头成立了合作社，从刚开始的七八户，扩展到现在的五六十户。合作社里有三十个雇工，种植300多亩地，个人纯收入平均在10万元左右，最高时在2012年达到20多万元。马村民的儿子去年考上大学，他在许昌市高铁站旁给儿子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价5600元/平方米。他笑着说：“从农村走向城市，需要两代人的努力。儿子努力学习，我努力给他搞支撑。”
　　在扬庄村，种植烟草的烟农人数大约占15%。像马村民这样的种烟大户还有30户，种植面积从上百亩到四五十亩不等。
　　除了外出打工，种植烟草是许昌乡下人尤其是襄城人谋生的主要手段。在许昌，经常能遇到有亲戚朋友在乡下种植烟草的人。一位女司机告诉记者，她的哥哥嫂子在乡下种植烟草，“种了十多亩，很辛苦，但是能养活自己”。
　　种烟是辛苦活儿。2012年6月，高温39摄氏度，地里干旱，烟苗需要喝水。马村民吃住都在地里，有一次连续工作16个小时。对于当时的情形，马村民记忆犹新。“饮水机桶的矿泉水，我一天喝了一桶。现在机械化了，没有以前那么辛苦。但幾乎每年都有这种关键时候，很多人吃不了这种苦的。”
　　在许昌，像马村民这种靠种烟的收入在城里买得起房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烟农只能是维持生计且略有结余罢了。
　　“这几年大户比较多，户均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平均十几亩，最大的有几百亩。种得好的烟农，每亩能挣1000多块钱。但是种烟致富，现在不可能。毕竟是农业，种烟并不是暴富行业。”范艺宽这样解释。
　　“烟城”控烟
　　天空湛蓝，空气清新，街道干净。如果对当地情况不熟悉，走在许昌市区的街上，并不能看出这座城市与香烟有什么关系。
　　作为一座“烟城”，谈及控烟的话题，多少会有些别扭，但是并没有人回避这个话题。不论是烟农，烟酒销售店的老板，还是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都曾提及吸烟的危害。“我自己并不吸烟。最初是因为吸不起，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吸烟有害健康。”马村民这样说。
　　赵峰是许昌市中医院呼吸科的一名医生，他明显感觉到近年患呼吸疾病的人增多了。“经过问诊，发现大多数患支气管炎和肺癌的患者，都有吸烟的病史。”他也曾接待过主动咨询戒烟的烟民，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与个人习惯和道德约束有关，但目前看来，宣传教育也不到位。”
　　许昌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是负责控烟宣传的主要部门，近年来主要开展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禁烟集中整改和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创建的工作。“公共场所的禁烟工作并不容易推广，烟城控烟的局面其实有些尴尬。但许昌的经济一定程度依赖于烟草经济，这也是事实。”爱卫办的赵鑫说。
　　许昌民间也有控烟斗士为之努力。许昌广播电视大学的王英曾经将她工作单位的校长、吸烟同事、河南中烟工业公司负责人、国家烟草专卖局法定代表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法定代表人等告上法庭。案由是工作等场所“民事健康权”纠纷。王英认为，烟厂应在烟盒上注有“吸烟有害健康”、“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等警示语。
　　“控烟在全国都是大趋势。”许昌宣传部新闻科的赵晓飞说。他认为，过去人们对烟草认识不到位，对吸烟健康问题并不那么重视。但是随着人们对吸烟健康问题越来越敏感，如果一个城市的烟草经济所占成分太重，公众也会对这个城市有想法的。
　　人们的认识观念在转变，许昌也在转变，逐渐走出了以烟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时代。“过去烟草收入是许昌财政的大头，经济结构不合理。现在新兴产业发展起来，民营经济也在全省排名靠前，比如电器装备，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许昌现在有好几个上市公司。烟草经济正在淡化，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范艺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