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支凭血勇之气和英雄情结集合而成的南京民间反扒队，何以在短短两年间就遭警方取缔？一群曾心心相印相互倚重的同伴，为何走向了离散、甚至是诉讼之路？
有人想拿来吃饭，有人要充电话费，也有人认为应当充到IC卡中作路费之需，这些都被关志祥否决了。“以前什么钱都没有，大家不还是一样自费抓贼吗？我认为这钱必须用在队员受伤、见义勇为上！”
终于有一天，他为这笔捐款与队长陈嘉斌发生了正面冲突。陈带几名队员出去行动，回来叫他报销200多元的餐费，关志祥不同意。结果那四千余元，就一直没人能用上。
关志祥牢牢抓住财权不放，在队伍里也日益孤立。2004年3月13日，在反扒大队被授予“南京市优秀志愿集体”称号刚满一年、关志祥刚接受完高压氧脑部治疗之际，反扒大队借用了一间学校的办公室，由队长陈嘉斌主持，进行无记名投票，免去了关志祥副大队长一职。
按照反扒队的“内部规定”，免职后的关志祥应当把一切权力都交出去。关把其他的管理工作都交接完了，钱却一分也不放，他想让这笔钱按照他的意图使用。
被免职的第九天，反扒队员们从报纸上看到“反扒队捐出所有爱心款”的文章时，才知道，关志祥在没有和任何队员商量的情况下，由女队员包瑞婷和媒体记者陪同，把这笔大家一直没能用到的钱，捐给南京市儿童福利院了。
关志祥这一举动，越发提升了反扒队在南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然而大家来不及回味，另一件事发生了：队长陈嘉斌通过媒体声明，关志祥擅自捐款，不是反扒大队的真实意思。
票决开除
重新回归“一穷二白”的义务反扒队，获得了暂时的平静。然而没多久，又来了一笔数额更大的捐款：某企业赞助队员正义之举的一万八千元钱，再次通过媒体转交到了关志祥手中。
“这么多钱拿在我一个人手上，他们肯定很多人盯着不放。”关志祥这次又有了出其不意的一招，“我就用包瑞婷的身份证在银行开了个号，我来管密码，由媒体记者监督。我们任何一个人想用这钱都不行，必须大家一致通过。”
这一做法又招来反扒队其他队员的不满。一天晚上，队长陈嘉斌喊上几名队员，约关志祥在新街口一家麦当劳里商量钱的保管权变更问题。当晚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关志祥拨打“110”报警，在警方调解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彼此信任的基础，就这样在天外飞来的金钱与权力的角逐中，一点点坍塌殆尽。2004年7月16日，在关志祥并未参加的情况下，反扒大队再次召开会议。
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件事，一是前不久队员们反扒时将一市民打伤，需要赔付四千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大家决定就由当时参加行动的4人分担赔款；第二件，就是开除了关志祥和他的哥哥关志杰，他在弟弟受伤昏迷未醒之际加入了反扒队。
事后朱永宁对媒体称，关志祥被开除的原因是他抓着捐款不给大家用，还把队员们私制反扒证（免费乘车与抓贼时自保之用）、带手铐抓贼等事向媒体透露。也有队员表示投票之前大家就很清楚，肯定是关氏兄弟被淘汰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
陈嘉斌也对媒体承认，开除关氏兄弟是他的意愿在先。但他的理由是关自受伤以后，身体情况就不适合呆在反扒志愿者大队了，希望能对其“劝退”，以便解脱。
对簿公堂
媒体报道让反扒队的内部矛盾一次次公开。这些曾经为了崇高理想而走到一起的人，却开始为一些具体利益纠缠不休。被开除的关志祥并未交出那笔捐款，相反，3个月后，他一纸诉状把队长陈嘉斌告上法庭，他认为在他住院昏迷之际，陈嘉斌私自截留捐款，累计一万六千余元，他要求对方返还。 而陈嘉斌认为，这是关家兄弟的报复之举。
争议双方较为一致的意见，是都认为当时的捐款确实是一笔糊涂账。有人送到医院捐款箱里，也有人托其他队员转交，有的是外面大笔数额转到医院，而当时在医院里陪护的队员们每日吃喝之需，则是直接从捐款箱里拿，此外，还要不时向医院交纳医疗费。
不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件令反扒大队声名扫地的事。更让原被告双方无暇顾及的是，此时充斥媒体的全是反扒队的负面消息：打伤市民、误伤大学生、队员手机频繁更换，抓到小偷送进派出所就等着警方给报销打车费……
2004年11月，南京警方宣布，取缔这一从未有正式身份的民间反扒大队。
人心散了，队伍也散了。两大遗留问题，还在困扰着关志祥一人。一是他的身体病痛，二是那笔存在包瑞婷名下由他保管密码的捐款。
他还非常怀念过去与队友们并肩作战的美好时光：“公交车上，你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两人把车里乘客扫一遍，对面远远看着，什么话不说，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那是遥远的过去，美好理想的开始，于现在的他而言，只能跳跃着回忆。
如今，他非常珍惜街道的这份工作，尽管每月千元左右的收入根本不够吃药补养。捐款余额早已用尽，而今身为人父人夫的他，离开父母退休金的支持，便无法生活。
有人想拿来吃饭，有人要充电话费，也有人认为应当充到IC卡中作路费之需，这些都被关志祥否决了。“以前什么钱都没有，大家不还是一样自费抓贼吗？我认为这钱必须用在队员受伤、见义勇为上！”
终于有一天，他为这笔捐款与队长陈嘉斌发生了正面冲突。陈带几名队员出去行动，回来叫他报销200多元的餐费，关志祥不同意。结果那四千余元，就一直没人能用上。
关志祥牢牢抓住财权不放，在队伍里也日益孤立。2004年3月13日，在反扒大队被授予“南京市优秀志愿集体”称号刚满一年、关志祥刚接受完高压氧脑部治疗之际，反扒大队借用了一间学校的办公室，由队长陈嘉斌主持，进行无记名投票，免去了关志祥副大队长一职。
按照反扒队的“内部规定”，免职后的关志祥应当把一切权力都交出去。关把其他的管理工作都交接完了，钱却一分也不放，他想让这笔钱按照他的意图使用。
被免职的第九天，反扒队员们从报纸上看到“反扒队捐出所有爱心款”的文章时，才知道，关志祥在没有和任何队员商量的情况下，由女队员包瑞婷和媒体记者陪同，把这笔大家一直没能用到的钱，捐给南京市儿童福利院了。
关志祥这一举动，越发提升了反扒队在南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然而大家来不及回味，另一件事发生了：队长陈嘉斌通过媒体声明，关志祥擅自捐款，不是反扒大队的真实意思。
票决开除
重新回归“一穷二白”的义务反扒队，获得了暂时的平静。然而没多久，又来了一笔数额更大的捐款：某企业赞助队员正义之举的一万八千元钱，再次通过媒体转交到了关志祥手中。
“这么多钱拿在我一个人手上，他们肯定很多人盯着不放。”关志祥这次又有了出其不意的一招，“我就用包瑞婷的身份证在银行开了个号，我来管密码，由媒体记者监督。我们任何一个人想用这钱都不行，必须大家一致通过。”
这一做法又招来反扒队其他队员的不满。一天晚上，队长陈嘉斌喊上几名队员，约关志祥在新街口一家麦当劳里商量钱的保管权变更问题。当晚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关志祥拨打“110”报警，在警方调解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彼此信任的基础，就这样在天外飞来的金钱与权力的角逐中，一点点坍塌殆尽。2004年7月16日，在关志祥并未参加的情况下，反扒大队再次召开会议。
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件事，一是前不久队员们反扒时将一市民打伤，需要赔付四千元左右的医疗费用，大家决定就由当时参加行动的4人分担赔款；第二件，就是开除了关志祥和他的哥哥关志杰，他在弟弟受伤昏迷未醒之际加入了反扒队。
事后朱永宁对媒体称，关志祥被开除的原因是他抓着捐款不给大家用，还把队员们私制反扒证（免费乘车与抓贼时自保之用）、带手铐抓贼等事向媒体透露。也有队员表示投票之前大家就很清楚，肯定是关氏兄弟被淘汰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
陈嘉斌也对媒体承认，开除关氏兄弟是他的意愿在先。但他的理由是关自受伤以后，身体情况就不适合呆在反扒志愿者大队了，希望能对其“劝退”，以便解脱。
对簿公堂
媒体报道让反扒队的内部矛盾一次次公开。这些曾经为了崇高理想而走到一起的人，却开始为一些具体利益纠缠不休。被开除的关志祥并未交出那笔捐款，相反，3个月后，他一纸诉状把队长陈嘉斌告上法庭，他认为在他住院昏迷之际，陈嘉斌私自截留捐款，累计一万六千余元，他要求对方返还。 而陈嘉斌认为，这是关家兄弟的报复之举。
争议双方较为一致的意见，是都认为当时的捐款确实是一笔糊涂账。有人送到医院捐款箱里，也有人托其他队员转交，有的是外面大笔数额转到医院，而当时在医院里陪护的队员们每日吃喝之需，则是直接从捐款箱里拿，此外，还要不时向医院交纳医疗费。
不论结果如何，这都是一件令反扒大队声名扫地的事。更让原被告双方无暇顾及的是，此时充斥媒体的全是反扒队的负面消息：打伤市民、误伤大学生、队员手机频繁更换，抓到小偷送进派出所就等着警方给报销打车费……
2004年11月，南京警方宣布，取缔这一从未有正式身份的民间反扒大队。
人心散了，队伍也散了。两大遗留问题，还在困扰着关志祥一人。一是他的身体病痛，二是那笔存在包瑞婷名下由他保管密码的捐款。
他还非常怀念过去与队友们并肩作战的美好时光：“公交车上，你在那一头，我在这一头，两人把车里乘客扫一遍，对面远远看着，什么话不说，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那是遥远的过去，美好理想的开始，于现在的他而言，只能跳跃着回忆。
如今，他非常珍惜街道的这份工作，尽管每月千元左右的收入根本不够吃药补养。捐款余额早已用尽，而今身为人父人夫的他，离开父母退休金的支持，便无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