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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正值中国考古百年纪念。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于198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三星堆遗址，35年后，神秘、浪漫而又瑰丽的古蜀文明再次受到了全球的瞩目。
2021年3月2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截至本刊发稿，发掘工作仍在紧张进行，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已出土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在内的重要文物500余件。
商代青铜器
宽77.4厘米，通高82.5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铸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一般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或联系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认为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与大多数考古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出土大量青铜面具和奇异雕像的那一刻起，三星堆就以神秘的姿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1、2号坑出土了在当时已令人震惊的文物。2019年12月，在1、2号坑上搭建的展示平台下方，考古队员碰到了隐藏其下的一个坑角，继而发现了6个“祭祀坑”。
这预示着三星堆古蜀文化将迎来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三星堆的故事，始于20世纪20年代，四川广汉农民燕道成、燕青保父子在开挖沟渠时，偶然发现了一批精美的玉器。1934年3月，原華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在燕氏父子发现玉器的地点附近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发掘。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迄今中国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曾多次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198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其出土文物“填满”了一座三星堆博物馆，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当我们看惯了中原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我们看三星堆就觉得它奇怪，它使我们感到震惊，觉得前所未见。它把人、神和人神之间都给铸出来了，它都是以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展现出来当时三星堆人的社会生活。”三星堆遗址器物坑发掘的学术顾问和技术指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说道。
2019年至2020年5月，考古学家新发现了六座“祭祀坑”，于2020年10月开始挖掘。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们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三星堆新发现的“祭祀坑”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祭祀坑布局位置图。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保护大棚以及其内的“考古舱”。此次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和保护研究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考古发掘、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全过程紧密结合。考古发掘现场被大跨度钢结构大棚覆盖，里面有数个通透的玻璃“考古舱”将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罩住。这些“考古舱”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考古舱”里装满各类设备，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在其中开展“野外”考古。在“考古舱”旁设有各种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和库房，各种先进设备一应俱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玉琮
商代玉器
高7.25厘米，宽8.4厘米，内径7.05厘米
采集于三星堆遗址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1929年燕道诚挖水沟时发现的一件器物，1951年由燕道诚之子捐赠给广汉县人民政府。
黄绿色、半透明。器身外方内圆，中空呈短筒形，两端凸出的射部较矮呈环状，外边四方转角圆浑，每方外璧阴刻平行竖线2条，转角处上中下阴刻平行横线3组5条，与四方的竖线相交。
玉戈
商代玉器
通长40厘米，宽10.1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形体宽大，援呈三角形，在援本部的两面正中阴刻有长方形的几何纹饰。全器呈黄褐色，上有流水状纹理，色调明快，通体打磨。
商金箔虎形器
商代金器
通长11.6厘米，高6.7厘米，重7.27克
出土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系用金箔捶拓成形，遍体压印“目”字形的虎斑纹。虎头昂起，张口作咆哮状，眼部镂空，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奔跑狀。金虎呈半圆形，可能原来是粘贴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中国古代民族多有崇虎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及青铜虎，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而且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发现6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这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新发现的“祭祀坑”中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
半张金面具，古蜀人的身影若隐若现。在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5号坑出土的那面目前已知全国最大金面具残件。金面具原与象牙等物件重叠在一起，当它被送进实验室清理干净并展开后，考古人员才发现这是半张抛光得非常漂亮的金面具—有着三角鼻梁、方形的面部、宽大的耳朵和镂空的大眼，其重量约280克，若完整肯定会超过500克。根据测量，它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很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独自立起。经检测，其含金量约为85%，含银量在13%到14%，还有其他杂质。
丝绸痕迹首现祭祀坑。在3、4号坑中发掘出此前从未发现过的丝绸的遗迹。在4号坑灰烬层取样时，考古人员采用定制的丝蛋白抗体对灰烬、印痕进行特异性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即初步指认丝绸残留物的存在。此次在“祭祀坑”发现了两种丝绸，分别在4号坑的灰烬层面和3号坑的青铜器表面发现丝绸的遗迹。
青铜器为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实证。在3号坑内出土了一座高度达70多厘米的青铜尊，这是迄今为止在三星堆出土最大的青铜尊。这尊铜尊是一件大器量的、南方风格的大口折肩尊，在其肩部的装饰上，夔纹带浮雕更加凸起；三件圆雕的俯卧鸟也有所不同，以前都是板状、片状的，而这件青铜尊上是圆雕的，显得更加立体；与之相间的是三个圆雕的兽首，兽首的额部装饰扉棱，清楚表明它们与器物是分铸的。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5号“祭祀坑”出土的残缺的金面具。摄影 沈伯韩/新华社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 四川省文物局 供图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5号“祭祀坑”内出土的象牙雕刻残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表明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而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文物，则表明古蜀文明灿烂辉煌的个性。
新发现百余根象牙及相关制品。象牙在三星堆遗迹的发掘中不算罕见。早在1986年发掘时，就出土了大量象牙。在此次发掘中，第3、4、5号坑内都有象牙，其中3号坑内的象牙多达120余根，在5号坑和8号坑发现的小件象牙制品上，还刻有精美的云雷纹。它们都曾被火焚烧过，专家认为这是当年祭祀留下的痕迹。
4号坑碳14年代区间属商晚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此次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内的青铜器。 人民视觉 供图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3号“祭祀坑”内的象牙和青铜器。 人民视觉 供图
商铜神树枝头花蕾及立鸟
商代青铜器
高7.8厘米，宽4.3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器物构型为铜鸟立于铜花朵的果实上。鸟头上扬起三支冠羽，羽尖各穿一孔，藉此表现冠羽尖部的彩纹。尾上翘，尾羽向上下各分三支，状如孔雀开屏。立鸟喙中所穿铜丝已脱落。
商铜人首鸟身像
商代青铜器
通高12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鑄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商铜纵目面具
商代青铜器
宽138厘米，高66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面具呈方型，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
商陶三足炊器
商代陶器
高44厘米，口径19.7厘米，盘径38.5厘米
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三足成鼎立之势，足下可生火加温。袋状足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类似今天四川地区泡菜坛的坛沿，可盛水或置物。其独特的造型及硕大的形体极为罕见，一般认为这是古蜀人蒸煮食物的炊器。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利用特制的升降设施在3号“祭祀坑”内作业，以减少对坑内文物的影响。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受限于当时的条件，现场裸露在空气之中，没有被完全封闭保护起来。 摄影 陈显丹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内的工作舱。在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整片发掘区被考古大棚覆盖，6座“祭祀坑”上搭建了恒温恒湿的工作舱。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进入，在可升降平台上开展工作。考古现场还设有应急保护实验室，运用先进技术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恒温恒湿的考古大棚、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文物应急保护平台、可以远程传输数据的专家会诊室、考古工作全程记录系统、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工作视频记录系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
30多年前，发掘技术也没有到达如今的水平，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条件下开展，为了最大限度保存文物的原始状态，这一次专家们提出了“以现场实验室考古的方式进行发掘”的方案。这是在衡量了中国目前考古水平以及人力、物力资源后做出的决策。在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并将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为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而努力。6个“祭祀坑”里的古蜀秘宝，未来也将陆续“入列”三星堆博物馆，或将在今年4月与广大观众见面。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三星堆博物馆提供）
2020年9月6日，四川省广汉市，人们在三星堆博物馆观看“青铜神树”。该文物于1986年从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此前，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的基础上建成。在新的考古调查、发掘后，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将开始筹建，三星堆博物馆也在筹备接下来的文物展示工作。三星堆博物馆将建立开放式的文物修复中心，将文物的修复和展示相结合，预计在今年4月对外开放。 摄影 王欢/红星新闻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曾于198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的三星堆遗址，35年后，神秘、浪漫而又瑰丽的古蜀文明再次受到了全球的瞩目。
2021年3月2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截至本刊发稿，发掘工作仍在紧张进行，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已出土包括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在内的重要文物500余件。
商铜戴冠纵目人像
商代青铜器
宽77.4厘米，通高82.5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铸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一般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或联系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认为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与大多数考古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出土大量青铜面具和奇异雕像的那一刻起，三星堆就以神秘的姿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1、2号坑出土了在当时已令人震惊的文物。2019年12月，在1、2号坑上搭建的展示平台下方，考古队员碰到了隐藏其下的一个坑角，继而发现了6个“祭祀坑”。
这预示着三星堆古蜀文化将迎来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被再次“唤醒”的三星堆
三星堆的故事，始于20世纪20年代，四川广汉农民燕道成、燕青保父子在开挖沟渠时，偶然发现了一批精美的玉器。1934年3月，原華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在燕氏父子发现玉器的地点附近进行了三星堆历史上的第一次发掘。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迄今中国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曾多次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198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其出土文物“填满”了一座三星堆博物馆，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当我们看惯了中原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我们看三星堆就觉得它奇怪，它使我们感到震惊，觉得前所未见。它把人、神和人神之间都给铸出来了，它都是以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展现出来当时三星堆人的社会生活。”三星堆遗址器物坑发掘的学术顾问和技术指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说道。
2019年至2020年5月，考古学家新发现了六座“祭祀坑”，于2020年10月开始挖掘。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们一年多的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三星堆新发现的“祭祀坑”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玉琮
商代玉器
高7.25厘米，宽8.4厘米，内径7.05厘米
采集于三星堆遗址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1929年燕道诚挖水沟时发现的一件器物，1951年由燕道诚之子捐赠给广汉县人民政府。
黄绿色、半透明。器身外方内圆，中空呈短筒形，两端凸出的射部较矮呈环状，外边四方转角圆浑，每方外璧阴刻平行竖线2条，转角处上中下阴刻平行横线3组5条，与四方的竖线相交。
玉戈
商代玉器
通长40厘米，宽10.1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形体宽大，援呈三角形，在援本部的两面正中阴刻有长方形的几何纹饰。全器呈黄褐色，上有流水状纹理，色调明快，通体打磨。
商金箔虎形器
商代金器
通长11.6厘米，高6.7厘米，重7.27克
出土于三星堆1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系用金箔捶拓成形，遍体压印“目”字形的虎斑纹。虎头昂起，张口作咆哮状，眼部镂空，前足伸，后足蹲，尾上卷，呈奔跑狀。金虎呈半圆形，可能原来是粘贴于其他器物上的饰件。中国古代民族多有崇虎的习俗，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及青铜虎，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而且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时隔35年 “祭祀坑”再现罕见文物
新发现6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这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新发现的“祭祀坑”中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
半张金面具，古蜀人的身影若隐若现。在此次出土的文物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5号坑出土的那面目前已知全国最大金面具残件。金面具原与象牙等物件重叠在一起，当它被送进实验室清理干净并展开后，考古人员才发现这是半张抛光得非常漂亮的金面具—有着三角鼻梁、方形的面部、宽大的耳朵和镂空的大眼，其重量约280克，若完整肯定会超过500克。根据测量，它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很厚，不需要任何支撑就可独自立起。经检测，其含金量约为85%，含银量在13%到14%，还有其他杂质。
丝绸痕迹首现祭祀坑。在3、4号坑中发掘出此前从未发现过的丝绸的遗迹。在4号坑灰烬层取样时，考古人员采用定制的丝蛋白抗体对灰烬、印痕进行特异性检测，呈现阳性反应，即初步指认丝绸残留物的存在。此次在“祭祀坑”发现了两种丝绸，分别在4号坑的灰烬层面和3号坑的青铜器表面发现丝绸的遗迹。
青铜器为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实证。在3号坑内出土了一座高度达70多厘米的青铜尊，这是迄今为止在三星堆出土最大的青铜尊。这尊铜尊是一件大器量的、南方风格的大口折肩尊，在其肩部的装饰上，夔纹带浮雕更加凸起；三件圆雕的俯卧鸟也有所不同，以前都是板状、片状的，而这件青铜尊上是圆雕的，显得更加立体；与之相间的是三个圆雕的兽首，兽首的额部装饰扉棱，清楚表明它们与器物是分铸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表明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而青铜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的文物，则表明古蜀文明灿烂辉煌的个性。
新发现百余根象牙及相关制品。象牙在三星堆遗迹的发掘中不算罕见。早在1986年发掘时，就出土了大量象牙。在此次发掘中，第3、4、5号坑内都有象牙，其中3号坑内的象牙多达120余根，在5号坑和8号坑发现的小件象牙制品上，还刻有精美的云雷纹。它们都曾被火焚烧过，专家认为这是当年祭祀留下的痕迹。
4号坑碳14年代区间属商晚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此次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商代青铜器
高7.8厘米，宽4.3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器物构型为铜鸟立于铜花朵的果实上。鸟头上扬起三支冠羽，羽尖各穿一孔，藉此表现冠羽尖部的彩纹。尾上翘，尾羽向上下各分三支，状如孔雀开屏。立鸟喙中所穿铜丝已脱落。
商铜人首鸟身像
商代青铜器
通高12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鑄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商铜纵目面具
商代青铜器
宽138厘米，高66厘米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面具呈方型，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
商陶三足炊器
商代陶器
高44厘米，口径19.7厘米，盘径38.5厘米
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
现收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三足成鼎立之势，足下可生火加温。袋状足中空，与口部相通，容水量很大，宽大的盘面类似今天四川地区泡菜坛的坛沿，可盛水或置物。其独特的造型及硕大的形体极为罕见，一般认为这是古蜀人蒸煮食物的炊器。
建立考古舱、多学科合作 考古迎来“黄金时代”
恒温恒湿的考古大棚、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文物应急保护平台、可以远程传输数据的专家会诊室、考古工作全程记录系统、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工作视频记录系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
30多年前，发掘技术也没有到达如今的水平，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条件下开展，为了最大限度保存文物的原始状态，这一次专家们提出了“以现场实验室考古的方式进行发掘”的方案。这是在衡量了中国目前考古水平以及人力、物力资源后做出的决策。在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并将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为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而努力。6个“祭祀坑”里的古蜀秘宝，未来也将陆续“入列”三星堆博物馆，或将在今年4月与广大观众见面。
（本报道未署名图片由三星堆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