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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关键词：王彝；文妖说；杨维祯；诗学观念
作者简介：刘霞，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讲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42-09
在众多研究元末明初文学现象、思潮、社团的文章中，均涉及王彝攻击杨维祯为“文妖”一事，但都数语带过，只是作为反对雄霸东南文坛的“铁崖体”流派的偶一举例，关于王彝生平及思想的介绍均较简略，大多沿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断语。这自然与其遗文甚少有关，却也反映出学者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王彝在吴中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近几年来，虽有研究者撰文论述王彝的“节情说”、“文妖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转变及与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关系1，但都认为《文妖》一文作于明初，旨在为建设明朝文学典范而服务。笔者不同意此种立论和观点。通过仔细考索王彝的四卷遗文，笔者认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困苏州时期，具体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此外，就王彝的诗学思想来看，“文妖说”的理学内涵只在于纠正元季吴中地区“群趋而竞习”的铁崖文风的倾衍，而非为任一王朝的政教服务。王彝的学说与其独立不惧之批评精神对吴之嘉定文统、学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由此可见，“文妖说”有着重要而鲜明的地域意义。
一、“文妖说”的提出
元末，杨维祯成为东南文坛的领袖。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1]（卷十六）从杨维祯“五十狂夫心尚孩”（《又湖州作四首》其二）[2]（P253）、自号“铁笛道人”[3]（卷二《铁笛道人自传》）而名噪天下时算起，他至少执元末文坛牛首二十年。杨维祯尝云：“吾铁门能诗者南北百余人”[4]（P127），以“铁门”概述从游者之众，张天雨、李孝光推其诗曰“铁雅”[5]（卷十《冷斋诗集序》），皆说明他在吴越文坛上的盛名和强大影响力。杨氏颇多惊世骇俗之举，最遗诟于士林的便是鞋杯行酒之癖[6]（卷二十三《金莲杯》）。可此举在当时却见诸诗赋、传为佳话，甚而朋友、后生竟以鞋杯为题相互酬唱，以为名士风流。就在杨维祯侨居云间、往来吴下，铁崖体风靡吴中之际，王彝写了《文妖》一文，是文坛上首次批判杨维祯诗风的檄文，全文如下：
天下之所谓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又有过于狐者。夫狐也，俄而为女妇，而世之男子有不幸而惑焉者，皆莫不谓为女妇，而相与以室家之道。则固见其黛绿朱白、柔曼倾衍之容，而所以妖者无乎而不至，故谓之真女妇也。虽然以为人也，则非人，以为女妇也，则非女妇，盖室家之道之狡狯以幻化者也。此狐之所以妖也。
文者，道之所在，抑曷为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会稽杨维祯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盖有男子而弗惑者，何忧焉？[7]（卷三）
“文妖”一词早已有之，并非王彝首创。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将造谤和传奇之文、薛涛和能文的家僮视为“文之妖”[8]（P55）。之后，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将那些不读六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而只讽诵模仿科举中选之文、沽名钓誉的治经人称为“经学之贼”，将他们所作的剽窃模拟的时文称为“文字之妖”，视之为戕害“道”与文章学术的蠹贼。[9]（卷六十九）朱熹首次将“文妖”一词与治世、理学联系并对立起来。而后，周密论《太学文变》时将咸淳之末年“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的太学“变体”称为“文妖”[10]（P5738-5739），这同样是要求文辞和思想必须与儒家思想在价值伦理上保持一致。王彝“文妖”一词的内涵，沿袭了朱熹和周密对于文章内涵的理学性规定，有浓厚的道学意味。这与他成年前的求学经历有关。都穆序《王征士常宗集》云：“（彝）尝读书天台山中，师事孟长文氏。长文盖兰溪金文安公弟子，故先生之学远有端绪。”[7]金文安公是金履祥，孟长文乃孟梦恂。缘此，四库馆臣进一步指出王彝“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故持论过严，或激而至于已甚”[11]（P2269）。真德秀是朱熹的私淑弟子，《文章正宗》于诗赋一类去取甚严，以世教民彝为主，仙释、闺情、宫苑之类皆不取。由此可知，“文妖”说的提出远有学派背景，有浙东金华学派理学思想和诗文观念影响的痕迹。
王彝归纳杨维祯之文为“狐”为“妖”的根本原因是他“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表现出的风格是“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元代官方意识形态是理学，“斯文”显然是在理学笼罩、指引下承载仁义、名实、先圣之道的文章。王彝并没有对杨维祯的诗文发表具体的文学批评，只是以形象化的比喻鞭辟入里地指出杨氏柔曼倾衍的文风巨大的负面作用，即其会惑溺、坑害世道人心。可以说，他是站在道统的立场上来反对铁崖体流派之文风的。 与世暌离、怒斥铁崖的《文妖》，可能作于何时呢？只有搞清楚具体写作时间，才能明了最初的写作动因。各研究文章大体都说是杨维祯名盛东南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杨维祯执文坛耳二十多年，他离世时王彝才三十二岁1，从王氏弱冠至以道统自任并践行的十多年间，最可能是什么时候呢？
王彝少年游学天台山，其父东轩先生任昆山教授后，遂迁居嘉定，在至正十八年（1358）前，即弱冠时期发表的可能性较小。《文妖》有句“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元时江南浙西道领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七路，松江一府，其中心位置是杭嘉湖及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长江以南的地区。此文的“浙之西”应指苏州。据此句语气来看，此文是与吴中文人广泛接触后才写的，写作的动因缘于对“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的铁崖体文风的强烈不满。查找他交友最广泛的阶段，是元末客居吴之北郭时期。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妖》写于明初，是为明朝新政教服务，有意开启明朝文统的建设。此种观点大概受沈公路《王征士常宗集旧序》中“故直斥老铁为‘文妖’，而骎骎欲与子充、景濂抗衡”[7]之言的误导。王彝与高启为好友，两人都无意于新朝的仕宦招引，参与修纂《元史》多少带着避祸与无奈的自保意味，若意在庙堂下的文治教化，他们也就不会坚辞不受官职、乞归田里了。从《文妖》内容来看，无一句与新朝有关，更像是朋友之间评文论道的愤激笔札。一些论者认为此文是有意为明朝文统建设服务，很可能是将之与王彝写于洪武三年（1370）冬十一月再次贬斥杨维祯的《聚英图序》联系在一起看了。[7]（卷二）杨维祯洪武三年夏五月病逝，在《聚英图序》中王彝为之“盖棺定论”，对其人品、文品双重否定，明确树立王祎、宋濂为“文章名家”典范，确有再次为道统张帜的意图，也不排除修纂《元史》后自觉呼应明初政教文治政策的可能性。但在此序中他明确表示曾对杨维祯“论定于其既往”，即表明写作《文妖》必然早于洪武三年（1370），乃至洪武二年（1369）。洪武二年春，杨维祯和王彝等人大致同时入京修礼乐书[12]（P308），王彝在修书期间似乎未对杨维祯有所评价，至少目前尚未发现资料证明他们有争锋的迹象。只是在杨去逝后，王彝才鄙嗤其“混迹斯世，与时低昂，为文场滑稽之雄”，但显然重在对其邀宠两朝的人品的贬低。《文妖》则重在对其文风的批判，从其针对性来看，最有可能写于铁崖体极为流衍的元末。
王彝是高启“北郭十友”之一。2笔者目前查到的最早有关王彝参加北郭诗社活动的时间是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冬。王行《送唐君处敬序》云：
至正乙巳冬，会稽唐君处敬将之官嘉禾。永嘉余君唐卿、西蜀杨君孟载、九江张君来仪、太原王君常宗、渤海高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洎余相与觞而饯之。[13]（补遗卷）
此处太原王君常宗即为王彝。据《广韵》载，王氏郡望二十一，以太原和琅琊最著名，因而王行以地望来推尊王彝。3王彝的《衍师文稿序》亦可证明他在至正年间客居吴中，与高启、王行、张羽、徐贲、道衍等人往来密切，其文云：
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郯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前，亦有所不问者。[7]（卷二）
“日夕相嬉游”，“哦诗论文”，忘“祸福、死生、荣瘁”，显然说明王彝已入社，并沉浸其中。“至正间”范围太大，我们不得不追问：王彝到底什么时候客居苏州，因何等机缘与高启相识相知？重要线索只出现在《蒙斋记》中：
始彝居吴东练祁市，覃怀张君子寔来，彝与之切磨问学，期以古道相振厉。而张君每叹夫末学之趋人，而人之知志乎古学者鲜也，若欲勉彝以进修乎斯者。彝窃自贺其得以友张君焉。方是时，彝遭家难，迹之不涉吴者且七八年。异日，颇得询张君吴之大夫君子志乎古学为某某，而张君亟称韩君公望之为人，且曰韩君识趣似古，往者以目瞽废，而今则收敛之功尤有加于昔矣。彝又窃自贺其得以闻韩君焉。自是张君一再往来吾二人间，而彝往之卷卷颇闻于君之耳，而君于彝亦若欲取焉以相友者。亡何，张君即世，而彝始来吴，首谒韩君。至其家，彝与君至是始相识，盖恍乎其如觌张君也。[7]（卷一）
从这篇为韩公望（奕）所作斋记中，可以得知王彝之所以能与吴中“大夫君子”相交，缘于张子寔在嘉定的介绍。张子寔是王彝与韩公望的好友，去世前已将王彝希冀相交韩公望的“卷卷”之情传递给公望。王彝至苏州后，第一个拜谒的友人就是韩公望。韩公望本是吴人，与高启、王行、道衍等人交好，借由他进入北郭诗友圈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蒙斋记》透露的另一重要信息是王彝进入诗社的具体时间。“练祁”是嘉定的别名，王彝始居嘉定的时间正是“遭家难”时，此后七八年时间“迹之不涉吴”。他居嘉定后曾构堂供奉“先砚”，与母居，“家难”只可能是父亲恭孝先生（字允中）去世。前引文王行《送唐君处敬序》中出现“王君常宗”是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距至正十八年（1358，弱冠，20岁），恰好是七八年，是年王彝二十七岁。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十七岁的王彝正式进入吴中文学圈。现存少量诗歌中的《神弦曲四首》很可能就是诗社某次活动后的产品，高启、徐贲均有《神弦曲》。此外，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记孙天富（孙惟善）、陈宝生（陈彦廉）事，写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八月，并为陈母作传，为陈宝生作《春草词》、《春草堂诗》，正与高启为“春草堂”作记呼应。至正二十五年（1365）冬，送唐肃任官嘉禾。以上所举些微事例，均可看出王彝入社后的活动痕迹。因嘉定属吴之东，与苏州甚近，王彝在被围北郭前，定是往返其间的。作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中秋的《中秋玩月诗序》，记他与“疁城”诸友赏月作诗，即说明此。“疁城”是嘉定的古称。
王彝诗友欢会、客居北郭期间，“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这必引起有理学背景的王彝的反感。但不一定一开始就是怒斥的姿态，因为受时尚风气与同社诗友的影响，王彝《徐两山寄莲花》也带有“竹枝词”的味道，而况诗友杨基还是杨廉夫的忘年小友（至正二十四年），时称“老杨少杨”[12]（P272）。所以，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秋冬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前，冲朋友之师友大开炮火，对于刚刚入社不久的王彝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当杨廉夫的门生章琬辑刊的、内含《香奁集》、《续香奁集》的《铁雅先生复古诗集》流布于至正二十六年五月以后不久[12]（P274-275），时被围北郭（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朱元璋命部将进攻苏州，二十七年九月城被攻破）却日夕与高启等社友“哦诗论文”的年轻的理学家是有可能撰写气盛激烈的苛责之文的。[7]（卷二《衍师文稿序》）笔者认为宣称“文者，道之所在”的《文妖》写于王彝被围苏州十一个月之时，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之间，且以“聚首辄啜茗坐树下”推测，写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的可能性较大，是具体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时年二十八岁。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王彝的自号中略窥他的志向与抱负，理解他提出“文妖”说的理学背景。
王彝自号“妫蜼子”。之所以自号“妫蜼子”，正如娄坚所言“以见志”[14]（卷四《王常宗小传》）。妫，是陈姓。古史记舜居妫汭，其后因以为氏。春秋时，陈国为妫氏（《史记·陈杞世家》）。另一意义指舜。王彝祖上本姓陈，他之“妫”主要指第一义。王行《先砚堂记》中有王彝的自述“彝之先陈姓”[13]（卷三《先砚堂记》）。王彝父亲东轩先生（恭孝）一直以未能复陈姓为憾事，寄希望于王彝，云：“第姓之未复，吾遗恨也。陈氏故物惟此砚在，汝能见是而思我，陈宗必复矣！勉诸！”[13]故而王彝以“先砚”名堂，以示承先训而不敢忘也。由此可知，自号中以“妫”为陈姓，是因父亲的遗志，也兼有舜之后人的含义，标志其以道统自任。至于“蜼子”的意思，娄坚解释为“蜼于物卬鼻长尾，两则挂于木，以尾窒鼻”[14]（卷四《王常宗小传》）。蜼，是种长尾猿。《尔雅·释兽》：“蜼，卬鼻而长尾。”可是，“蜼”还另有一种意思，指青铜器。蜼彝是古礼器，属《周礼》“六彝”之一，器上以蜼为饰。《周礼·春官·司尊彝》曰：“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贾公彦疏曰：“虎彝、蜼彝相配，皆为兽。”王彝素有大志，正如好友高启《妫蜼子》所述：“妫蜼子乃是轩辕之裔，虞鰥之孙。混沌即死一万年，独抱大朴存。窃伏在草野，冥心究皇坟……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作为古文词，言高气醇温。手提数寸管，欲发义理根。上探孔孟心，下弔屈贾魂……几年兀兀不肯出，坐待真主应运九五开乾坤。”[15]（卷十一《妫蜼子歌为友王常宗作盖其号也》）姚广孝亦云：“彝也负伟器，亦乃人中豪。”[16]（卷二《送王彝太史还祁川》）王彝诗中也可找到其表露志向的蛛丝马迹，如写于洪武二年（1367）的“忆昔少年曾任侠”，“困路年来谩弹铗”。[7]（卷四《己酉练圻寓舍咏雪》）笔者认为，王彝自号中的“蜼”就是“蜼彝”之义。其先姓为陈，以“妫”代“陈”，其名为“彝”，以“蜼”代“彝”，他以此号表其大志——恢复先姓，继承道统，传虞舜、文王、周公、孔、孟、朱子之教。其《有元故昆山州儒学教授恭孝先生王公遗像，孝子彝拜手稽首而作赞》既是赞父，又是因之之辞：
文弊有作，正学自蹈。深衣讲堂，朝衣清庙。丘山德容，渊泉心思。於乎恭孝，侯邦之师。[7]（卷三）
“妫蜼子”之号在元末即有，年轻的王彝意气风发，峻立独行，像高启一样是“狂生”，希望有一番作为，不可能做娄坚所说的那种故步自封、“以尾窒鼻”的长尾猿。到了明初，虽如娄坚所言：“革命之初，天下习于惰窳，高皇帝方以猛纠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营职业，不则佯狂自放，庶几于无咎焉。”[14]（卷四《王常宗小传》）但王彝的抱负依然是愿做道统中的鼎彝之器，闲居之服都是仿汉献帝时益州刺史张牧画曾子像而做，恢复道统志向坚定，不可能“重足屏息”，更不可能“佯狂自放”。因此，在洪武三年（1368）的《聚英图序》中，他还是不会放过五年前攻击过的杨维祯，再度出击，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文学观念、诗学观念截然对立，而是“道”不同。
二、王彝与杨维祯诗文观念之异
被王彝视为“狐”、“妖”、“柔曼倾衍”的“铁崖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诗风呢？宋濂这样描述：“震荡凌厉，骏缦将逼盛唐，骤阅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1]（卷十六《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指出铁崖诗气势雄壮，有“盛唐”风，但同时又有诡谲之气。李祈评其所作云：“玉光剑气，自不可掩”[17]（卷二《铁崖先生传》），也是指铁崖诗气势凌厉逼人。杨维祯曾寄诗与鹿皮山人陈樵，诗前有序云：“天仙快语为大李，鬼仙吃语为小李……惟金华鹿皮子之袭也，与余论合。”[18]（卷二《大数谣》评语）表明他同陈樵一样师从李白、李贺，追求“天仙快语”与“鬼仙吃语”融通的奇逸诡丽的诗歌风格。之所以有这样独特的追求，贝琼如此解释：“元继宋季之后，政庞文抏，铁崖务铲一代之陋，上追秦汉。虽词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迫者，一人而已。”[17]（卷二《铁崖先生传》）元季诗词多仿效温庭筠，柔媚绮丽，杨维祯意铲“一代之陋”，故而以“雄健”矫之。只是他与温庭筠诗风颇多相似之处，此弊未能尽矫反而有助长之势。明代胡应麟认为杨维祯“其才纵横豪丽，宣称作者。而耽嗜瑰奇，沉沦绮藻，虽复含筠吐贺，要非全盛典刑” [19]（外编卷六），是很有道理的，说出了杨维祯诗风的两重性：一方面气势纵横，一方面又沉沦绮藻。
那么，王彝的诗风、文风又是怎样的呢？
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评王彝诗歌：“今观其诗，歌行拟李贺、温庭筠，殊堕恶道，余体亦不能佳，讵能与高（启）、杨（基）颉颃上下乎？”[20]（P4551）四库馆臣认为王士禛之语是“激而报之”，“诋诃过厉”，非公允之论。朱彝尊将王彝诗文风格分开看待，曰：“诵其文，可谓独立不惧者矣！其为诗若《神弦四曲》、《露筋娘子》篇，尚沿铁崖流派。”[21]（P55）清末陈田《明诗纪事》谓：“平心而论，常宗诗类铁崖，本自眷属一家，胡乃操戈同室？”[22]（P152）这些论断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看到王彝诗歌中亦有“含筠吐贺”的因素，显然受到元末绮丽诡异的诗风影响。实际上，综观王彝现存诗歌32首，这类“含筠吐贺”的诗歌所占比例较少，仅《神弦曲四首》明显有李贺诗风，其余可用四库馆臣之语“尚不失风格”[11]（P2269）来概括，朱彝尊的评价相对精准。前文已经说明，《神弦曲四首》是王彝进入吴中文学圈后，与高启、徐贲等人的唱和之作，就题材而言是对南朝吴歌《神弦曲》的仿拟，表现的是民间祭祀娱神的场面，就意象、词语而言，确有模仿李贺《神弦曲》的痕迹。譬如，使用“ ”、“旋风”、“森寒”、“鼕鼕”等词语就是因袭李贺《神弦曲》、《神弦》中的用词；《伏虎神君庙》首联和颔联“金钱纸撒掀空舞，群巫啾啾答神语。旋风下山百面鼓，神马如人驼一虎”描写迎神的场面，亦是模仿《神弦》前两句“女巫浇酒云满空，玉楼炭火香鼕鼕。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窸窣鸣旋风”；随后颈联“豹作儿啼随鬼母”仿《神弦曲》颈联“青狸哭血寒狐死”，昭显神灵诛讨制服虎怪成功的景况。[7]（卷四）《神弦曲四首》所以有“诗鬼”李贺之风，与祭祀神灵题材本身有关。四库馆臣评其诗“不失风格”是从诗“体”的要求出发，若从诗“题”来看，这四首诗无非是适应描写娱神场景需要略显诡异华艳而已。元季模仿李贺诗风乃属时尚，王彝于诗酒酬唱之际大概也未能免俗，但是他其余的诗基本上都能脱李贺之胎而出，如同杨维祯一样，有以“雄健”挽宋元绮靡诗风的努力迹象，且皆符合传统诗教规范，虽有晚唐诗人雕章绘句、用力镂刻之痕迹，但绝无王士禛所呵斥的“恶道”语。其中，最接近温庭筠诗风的诗作大概也是北郭诗社时期的作品，如《徐雨山寄莲花》： 秋风吹皱银塘水，小雨芙蓉不胜洗。谁拣新红折得来，不怕绿芒伤玉指。烟丝有恨自悠扬，相惹相牵短复长。双头并作幽修语，一夜露痕黄粉香。我有银瓶秋水满，君心不似莲心短。绿房结子为君收，种向明年应未晚。[7]（卷四）
这是一首类似乐府的古体诗，情感含蓄，风格清新、明洁、温婉，可以诠释朱彝尊所论“尚沿铁崖流派”。但是再看他的《题读书楼》，就知他定是不肯作浮艳语的：
仲尼雄断似唐虞，邺架徒夸万卷余。三代以来方有学，六经之外更无书。芸窗夜静萤流火，竹简年深蠹化鱼。果有一言人可法，文章宁用似相如。[7]（卷四）
至于他的文，很明显受金华学派的影响。他主张为学“明体适用”，因而摒弃“摘英搴华为哗世取宠”[7]（卷三《苏州重修孔子庙学碑》）之文，要求“为文章，必要诸理”[7]（卷一《顺理斋记》），也就是说，为文的前提是知经术。《王征士常宗集》都穆（弘治十五年）和沈公路（启祯年间）的两篇序文都揭橥了王彝的理学观念对文风的规定性。如都穆之序指出王彝的文根本六经，多为“自得者”，不剽摹他人，表现得精严缜密、明畅英发，这由他学有端绪的理学修养所决定。沈公路的序同样指出王彝之文“抒独得”、“有典刑”，源于金履祥一派文章观念的影响，因而其会斥杨维祯为“文妖”，且宣称“六经之外更无书”，更是“古之遗狂”精神的体现。实际上，杨廉夫的文章观与王彝“为文章，必要诸理”的观念并不冲突。杨廉夫终其一生秉持儒家传统的明道教化的文章观念，《王希赐文集再序》及《鹿皮子文集序》对此皆有清晰表述。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为文一面，替廉夫平反道：“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则维桢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11]（P2258-2259）
这样看来，王彝和杨维祯在诗风、文风方面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而两人的诗作都有以“雄健”笔力矫正元季柔靡诗风的倾向。杨维祯之所以被冠以“文妖”之称，主要是因为“香奁”诗歌的轻浮内容触犯、逸出了一个年轻理学家的道德界定。王彝此文是出于卫道需要的指斥，而非诗文风格绝不兼容的反应。
那么，能否认为王彝与杨维祯在诗学观念上亦没有冲突呢？
杨廉夫反复强调“诗出情性”[5]（卷七《两浙作者序》），“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5]（卷七《郯邵诗序》），“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5]（卷七《李仲虞诗序》）主情性，是廉夫诗论的最大特色。
再来看王彝。王彝遗文甚少，至今可见的序文中，唯有《高季迪诗集序》集中透露了他的诗学观念：
盖季迪之言诗，必曰汉魏晋唐之作者，而尤患诗道倾靡，自晚唐以极于宋。而复振起，然元之诗人亦颇沉酣于沙陲弓马之风，而诗之情益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嗟夫！人之有喜、怒、爱、恶、哀、惧之发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爱、恶、哀、惧之情者，诗也。故情与诗一也，何也？情者，诗之欲言而未言，而诗者，能言之情也，然皆必有其节。盖喜而无节则淫，怒而无节则懥，哀而无节则伤，惧而无节则沮，爱而无节则溺，恶而无节则乱……孟子曰：“诗亡非诗亡也，人之情不亡，诗其可以亡乎？”盖诗云亡者，情与诗无节，则犹无情，犹无诗也。于是有得诗之情，而复有其节者，世虽汉魏也，而犹有古作者之遗意焉。世日远而情日漓，诗亦日以趋下，则断自汉魏而后，谓之古作者可也。[7]（卷二）
这段序文十分清晰地表述了三层递进的意思：第一，诗道倾靡，始自晚唐，至宋靡极，元代虽有所振起，但感情表达相对单一，沉溺于金戈铁马之风，所以高启言诗，必标榜汉魏晋唐；第二，古之作者，独以情为诗，诗是宣喜、怒、爱、恶、哀、惧之情者；第三，情必须有节，情无节制，相当于无情，诗无情之节制，犹同无诗，有“节”之情诗的典范是汉魏诗歌。
对比王彝与杨维祯的诗学观念，他们都强调“情”字为先，在以诗传情、诗源于情、情在诗在的诗歌本质方面认识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两人对“情”的理解各有偏重。王彝坚守“人同其情”，“情之有节”，情应符合礼教纲常伦理。而廉夫认为“人各有情性”，自然发露为“吾自家之诗”[5]（卷七《李仲虞诗序》）就好，因而无论是公卿士大夫，还是闾夫鄙隶，“不待雕琢”、“情性之天至”、“发言成诗” 的都是好诗。[23]（P308-309）在他的意识里，出入经史的古乐府、流畅平易的竹枝词、逞才娟丽的香奁诗，只要是发自“情性”，得各体式“神性”，都是可以一以贯之在“情”的体系内的。对于后来王彝所批驳的香奁诗，廉夫认为不过是“空中语”，无损他的“铁石心”。[24]（卷六《续奁集序》）但是王彝从客观效应审视，知道没有节制的“情”的发露以及“淫辞怪语”必然会“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因而才对“香奁”系列大加鞭笞。
杨维祯的诗学观念与陆九渊的心学有关。章培恒先生在《明代的文学与哲学》一文中指出过杨维祯沿袭陆九渊旧题，写作《大人词》，以及他们哲学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25]陆王心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昭彰显著，但在诗歌领域造成的肤廓浅薄的流弊也同样泛滥成灾。王彝及时注意到没有节制的感情将对道义与文学带来双重损伤，在东南文坛一致倾倒于铁崖派时，霹雳疾呼，并在理论上配合高启振起元末明初纤华缛丽的诗风，也算是力挽狂澜的布衣了，正如朱彝尊所言，“诵其文，可谓独立不惧者矣”。张简诗《次韵寄铁崖》云：“铁笛先生老更迂，摩空有赋拟相如。奇文一变中吴学，大笔犹编后世书。”[2]（P712-713）而王彝在《题读书楼》一诗中偏偏唱反调：“果有一言人可法，文章宁用似相如”，他写《文妖》就是要将吴中地域“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的文风变至正道上。
三、“文妖说”之影响及其地域意义
“文妖”一词经王彝使用后，而后被人频繁借之指代违背儒学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古文辞，拥有了区别于指代薛涛等文坛异类、朱熹的“经学之贼”（时文）与周密所指的“太学变体”的第四义。明末艾南英借用此意编有《文妖》一书，告诫世人不写浮华无根本之言。明代胡直《胡子衡斋》将“文妖”并列入“服妖”、“居妖”、“器妖”之中，亦是指不知六经仁义之言、以风云月露为极的文章。唐顺之把雄浑雅奥之文视为文章家指南，用来一洗“近世文妖”之弊。[26]（卷七《答蔡可泉》）钱谦益将文风与国运联系起来，称锺惺、谭元春之类的诗歌为“诗妖”[4]（P571），可算是“文妖”的别名。清代邓显鹤将明中叶后以襞积剽窃为能事、入于凄清幽冷之境的文章、诗歌目为“文妖”、“诗魔”。[27]（卷四十九）这些均可谓受王彝对“文妖”之界定的影响而起。 “文妖说”的最大影响自然是开启了批判铁崖体诗风的先河。明、清王朝的初、中期，统治者都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加之新朝建立之后政治文教的需要与规定，王彝对杨维祯的批判总能获得正统文人的认同，他们批判的着眼点也就总是集中在铁崖体冲击儒家诗学规范之处。
此外，王彝在文坛上“独立不惧”的精神，对吴之东邑的嘉定可谓影响深远，他也成为培育这个民风淳朴的海隅小城在明清时期经学、理学、文学茁壮成长、全面开花的开山祖师。
都穆曾在《王征士常宗集》的序中说：“先生之文精严缜密、明畅英发，不为谀辞浪语以逐世好，要之根据乎六经，出入乎诸子百氏，而识见之卓、议论之妙求之当时已不多得，而况遗之百数十年之远，其可以弗传邪……若先生者，匪徒能言，实允蹈之，而足为乡邦之重者也。”[7]（《王先生集原序》）表彰王彝为文为行均“实”的特点。经过有明一代嘉定学人文士的不断建构加固，实学实行便成为嘉定文风学风的最大特征。浦杲《题王常宗集后》（弘治十五年）证实了此点，其云：“杲童幼稔闻长老论及嘉定乡先生学行纯正、文章典雅，必王先生常宗为称首。”[7]启祯年间，沈公路吐露自己所以为都穆原厘定的四卷再辑附考一卷，是为了“使征献者亦知兴朝之隆干，吾练实有翘翘一楚也”[7]（《王征士常宗集旧序》）。他开始明确建构嘉定古学学脉，并将王彝定为源头。娄坚《王常宗小传》亦曾指出嘉定有鲜明的小地域文化传统，这与地域风俗和文风开创者王彝有关，其传云：“盖嘉定僻在海滨，其俗敦朴近厚，虽嗜古勤学之士不后于旁邑，而其人率不骛于名，故世鲜有知者。然学有本原，或熟于典章，或深于盛衰得失之故，往往不同于剽剥之学，乃其以文显，国初者先生一人而已。”[14]康熙三十九年（1700），陆廷灿重刻《王常宗集》时序云：“先生文章，原本六经，不逐时好，实为嘉邑文献之宗。故虽弹丸小邑，僻在海隅，而高人名士为世所推重者，代不乏人，如章道常、丘子成及唐娄程李诸先生辈，后先接迹，其源流盖有自也。”[7]简洁地勾勒出嘉定学脉的发展线索，源头即是王彝。王士禛《嘉定四先生集序》也总结嘉定文人的“特立”之处在于“崇尚经术，耻为浮薄”，“经明行修，学有根柢”，“渊源古学，不逐时好为向背则一也”，与吴中“结附丽”，“钓名而诡遇”之风截然不同[20]（P1985），指出嘉定有独特的学统，而王彝对嘉定学统的形成有关键性的影响。张云章是王士禛的受业门人，嘉定人。他在《嘉定四先生集后序》中更为详细地归纳出嘉定古学传统有两个源头，一是王彝，一是归有光。他认为两人都是特立独行之士，皆不为时风所转移，而能转变风尚。[28]（卷九《嘉定四先生集后序》）王彝斥杨维祯为“文妖”，时人未信，而在后学者那里得到了肯定，是转移风气的先导，“其文最近古，邑之学者多传述之”[28]；归有光斥王世贞为“妄庸人”，不但令晚年的王世贞自伤异趣，而且其“绪言余论”[28]影响了钱谦益，亦是转移时风的先贤。张云章建构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是十分自觉的，他精准地总结出“吾邑之士，类不随世俗为转移，而且能转移乎世俗”[28]的独特之处，彰显、突出了嘉定文统学统在吴中乃至整个文坛学界上的意义与价值。当然，这种转移风气的勇气与实学基调都是王彝奠定的。
至正年间，昆山、太仓、嘉定等地追随铁崖的学子颇多，如马麐、殷奎、卢熊、郭翼、陈谦等等，但除顾瑛外，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甚微。同在吴中的王彝，遗文虽不多，却因鲜明的个性、峻立的行为、卫道的言语，“文妖”一说的提出，成为研究元末明初文风演变时无法忽视的人物。只可惜，目前还没有一篇完整地剖析他的思想与文学的文章，笔者此文是为抛砖引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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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
关键词：王彝；文妖说；杨维祯；诗学观念
作者简介：刘霞，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讲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42-09
在众多研究元末明初文学现象、思潮、社团的文章中，均涉及王彝攻击杨维祯为“文妖”一事，但都数语带过，只是作为反对雄霸东南文坛的“铁崖体”流派的偶一举例，关于王彝生平及思想的介绍均较简略，大多沿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断语。这自然与其遗文甚少有关，却也反映出学者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王彝在吴中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近几年来，虽有研究者撰文论述王彝的“节情说”、“文妖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转变及与明初文学批评风气之关系1，但都认为《文妖》一文作于明初，旨在为建设明朝文学典范而服务。笔者不同意此种立论和观点。通过仔细考索王彝的四卷遗文，笔者认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困苏州时期，具体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此外，就王彝的诗学思想来看，“文妖说”的理学内涵只在于纠正元季吴中地区“群趋而竞习”的铁崖文风的倾衍，而非为任一王朝的政教服务。王彝的学说与其独立不惧之批评精神对吴之嘉定文统、学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由此可见，“文妖说”有着重要而鲜明的地域意义。
一、“文妖说”的提出
元末，杨维祯成为东南文坛的领袖。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1]（卷十六）从杨维祯“五十狂夫心尚孩”（《又湖州作四首》其二）[2]（P253）、自号“铁笛道人”[3]（卷二《铁笛道人自传》）而名噪天下时算起，他至少执元末文坛牛首二十年。杨维祯尝云：“吾铁门能诗者南北百余人”[4]（P127），以“铁门”概述从游者之众，张天雨、李孝光推其诗曰“铁雅”[5]（卷十《冷斋诗集序》），皆说明他在吴越文坛上的盛名和强大影响力。杨氏颇多惊世骇俗之举，最遗诟于士林的便是鞋杯行酒之癖[6]（卷二十三《金莲杯》）。可此举在当时却见诸诗赋、传为佳话，甚而朋友、后生竟以鞋杯为题相互酬唱，以为名士风流。就在杨维祯侨居云间、往来吴下，铁崖体风靡吴中之际，王彝写了《文妖》一文，是文坛上首次批判杨维祯诗风的檄文，全文如下：
天下之所谓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又有过于狐者。夫狐也，俄而为女妇，而世之男子有不幸而惑焉者，皆莫不谓为女妇，而相与以室家之道。则固见其黛绿朱白、柔曼倾衍之容，而所以妖者无乎而不至，故谓之真女妇也。虽然以为人也，则非人，以为女妇也，则非女妇，盖室家之道之狡狯以幻化者也。此狐之所以妖也。
文者，道之所在，抑曷为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会稽杨维祯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盖有男子而弗惑者，何忧焉？[7]（卷三）
“文妖”一词早已有之，并非王彝首创。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将造谤和传奇之文、薛涛和能文的家僮视为“文之妖”[8]（P55）。之后，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将那些不读六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而只讽诵模仿科举中选之文、沽名钓誉的治经人称为“经学之贼”，将他们所作的剽窃模拟的时文称为“文字之妖”，视之为戕害“道”与文章学术的蠹贼。[9]（卷六十九）朱熹首次将“文妖”一词与治世、理学联系并对立起来。而后，周密论《太学文变》时将咸淳之末年“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的太学“变体”称为“文妖”[10]（P5738-5739），这同样是要求文辞和思想必须与儒家思想在价值伦理上保持一致。王彝“文妖”一词的内涵，沿袭了朱熹和周密对于文章内涵的理学性规定，有浓厚的道学意味。这与他成年前的求学经历有关。都穆序《王征士常宗集》云：“（彝）尝读书天台山中，师事孟长文氏。长文盖兰溪金文安公弟子，故先生之学远有端绪。”[7]金文安公是金履祥，孟长文乃孟梦恂。缘此，四库馆臣进一步指出王彝“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故持论过严，或激而至于已甚”[11]（P2269）。真德秀是朱熹的私淑弟子，《文章正宗》于诗赋一类去取甚严，以世教民彝为主，仙释、闺情、宫苑之类皆不取。由此可知，“文妖”说的提出远有学派背景，有浙东金华学派理学思想和诗文观念影响的痕迹。
王彝归纳杨维祯之文为“狐”为“妖”的根本原因是他“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表现出的风格是“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元代官方意识形态是理学，“斯文”显然是在理学笼罩、指引下承载仁义、名实、先圣之道的文章。王彝并没有对杨维祯的诗文发表具体的文学批评，只是以形象化的比喻鞭辟入里地指出杨氏柔曼倾衍的文风巨大的负面作用，即其会惑溺、坑害世道人心。可以说，他是站在道统的立场上来反对铁崖体流派之文风的。 与世暌离、怒斥铁崖的《文妖》，可能作于何时呢？只有搞清楚具体写作时间，才能明了最初的写作动因。各研究文章大体都说是杨维祯名盛东南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杨维祯执文坛耳二十多年，他离世时王彝才三十二岁1，从王氏弱冠至以道统自任并践行的十多年间，最可能是什么时候呢？
王彝少年游学天台山，其父东轩先生任昆山教授后，遂迁居嘉定，在至正十八年（1358）前，即弱冠时期发表的可能性较小。《文妖》有句“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元时江南浙西道领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七路，松江一府，其中心位置是杭嘉湖及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长江以南的地区。此文的“浙之西”应指苏州。据此句语气来看，此文是与吴中文人广泛接触后才写的，写作的动因缘于对“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的铁崖体文风的强烈不满。查找他交友最广泛的阶段，是元末客居吴之北郭时期。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妖》写于明初，是为明朝新政教服务，有意开启明朝文统的建设。此种观点大概受沈公路《王征士常宗集旧序》中“故直斥老铁为‘文妖’，而骎骎欲与子充、景濂抗衡”[7]之言的误导。王彝与高启为好友，两人都无意于新朝的仕宦招引，参与修纂《元史》多少带着避祸与无奈的自保意味，若意在庙堂下的文治教化，他们也就不会坚辞不受官职、乞归田里了。从《文妖》内容来看，无一句与新朝有关，更像是朋友之间评文论道的愤激笔札。一些论者认为此文是有意为明朝文统建设服务，很可能是将之与王彝写于洪武三年（1370）冬十一月再次贬斥杨维祯的《聚英图序》联系在一起看了。[7]（卷二）杨维祯洪武三年夏五月病逝，在《聚英图序》中王彝为之“盖棺定论”，对其人品、文品双重否定，明确树立王祎、宋濂为“文章名家”典范，确有再次为道统张帜的意图，也不排除修纂《元史》后自觉呼应明初政教文治政策的可能性。但在此序中他明确表示曾对杨维祯“论定于其既往”，即表明写作《文妖》必然早于洪武三年（1370），乃至洪武二年（1369）。洪武二年春，杨维祯和王彝等人大致同时入京修礼乐书[12]（P308），王彝在修书期间似乎未对杨维祯有所评价，至少目前尚未发现资料证明他们有争锋的迹象。只是在杨去逝后，王彝才鄙嗤其“混迹斯世，与时低昂，为文场滑稽之雄”，但显然重在对其邀宠两朝的人品的贬低。《文妖》则重在对其文风的批判，从其针对性来看，最有可能写于铁崖体极为流衍的元末。
王彝是高启“北郭十友”之一。2笔者目前查到的最早有关王彝参加北郭诗社活动的时间是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冬。王行《送唐君处敬序》云：
至正乙巳冬，会稽唐君处敬将之官嘉禾。永嘉余君唐卿、西蜀杨君孟载、九江张君来仪、太原王君常宗、渤海高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洎余相与觞而饯之。[13]（补遗卷）
此处太原王君常宗即为王彝。据《广韵》载，王氏郡望二十一，以太原和琅琊最著名，因而王行以地望来推尊王彝。3王彝的《衍师文稿序》亦可证明他在至正年间客居吴中，与高启、王行、张羽、徐贲、道衍等人往来密切，其文云：
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郯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前，亦有所不问者。[7]（卷二）
“日夕相嬉游”，“哦诗论文”，忘“祸福、死生、荣瘁”，显然说明王彝已入社，并沉浸其中。“至正间”范围太大，我们不得不追问：王彝到底什么时候客居苏州，因何等机缘与高启相识相知？重要线索只出现在《蒙斋记》中：
始彝居吴东练祁市，覃怀张君子寔来，彝与之切磨问学，期以古道相振厉。而张君每叹夫末学之趋人，而人之知志乎古学者鲜也，若欲勉彝以进修乎斯者。彝窃自贺其得以友张君焉。方是时，彝遭家难，迹之不涉吴者且七八年。异日，颇得询张君吴之大夫君子志乎古学为某某，而张君亟称韩君公望之为人，且曰韩君识趣似古，往者以目瞽废，而今则收敛之功尤有加于昔矣。彝又窃自贺其得以闻韩君焉。自是张君一再往来吾二人间，而彝往之卷卷颇闻于君之耳，而君于彝亦若欲取焉以相友者。亡何，张君即世，而彝始来吴，首谒韩君。至其家，彝与君至是始相识，盖恍乎其如觌张君也。[7]（卷一）
从这篇为韩公望（奕）所作斋记中，可以得知王彝之所以能与吴中“大夫君子”相交，缘于张子寔在嘉定的介绍。张子寔是王彝与韩公望的好友，去世前已将王彝希冀相交韩公望的“卷卷”之情传递给公望。王彝至苏州后，第一个拜谒的友人就是韩公望。韩公望本是吴人，与高启、王行、道衍等人交好，借由他进入北郭诗友圈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蒙斋记》透露的另一重要信息是王彝进入诗社的具体时间。“练祁”是嘉定的别名，王彝始居嘉定的时间正是“遭家难”时，此后七八年时间“迹之不涉吴”。他居嘉定后曾构堂供奉“先砚”，与母居，“家难”只可能是父亲恭孝先生（字允中）去世。前引文王行《送唐君处敬序》中出现“王君常宗”是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距至正十八年（1358，弱冠，20岁），恰好是七八年，是年王彝二十七岁。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十七岁的王彝正式进入吴中文学圈。现存少量诗歌中的《神弦曲四首》很可能就是诗社某次活动后的产品，高启、徐贲均有《神弦曲》。此外，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记孙天富（孙惟善）、陈宝生（陈彦廉）事，写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八月，并为陈母作传，为陈宝生作《春草词》、《春草堂诗》，正与高启为“春草堂”作记呼应。至正二十五年（1365）冬，送唐肃任官嘉禾。以上所举些微事例，均可看出王彝入社后的活动痕迹。因嘉定属吴之东，与苏州甚近，王彝在被围北郭前，定是往返其间的。作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中秋的《中秋玩月诗序》，记他与“疁城”诸友赏月作诗，即说明此。“疁城”是嘉定的古称。
王彝诗友欢会、客居北郭期间，“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这必引起有理学背景的王彝的反感。但不一定一开始就是怒斥的姿态，因为受时尚风气与同社诗友的影响，王彝《徐两山寄莲花》也带有“竹枝词”的味道，而况诗友杨基还是杨廉夫的忘年小友（至正二十四年），时称“老杨少杨”[12]（P272）。所以，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秋冬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前，冲朋友之师友大开炮火，对于刚刚入社不久的王彝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当杨廉夫的门生章琬辑刊的、内含《香奁集》、《续香奁集》的《铁雅先生复古诗集》流布于至正二十六年五月以后不久[12]（P274-275），时被围北郭（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朱元璋命部将进攻苏州，二十七年九月城被攻破）却日夕与高启等社友“哦诗论文”的年轻的理学家是有可能撰写气盛激烈的苛责之文的。[7]（卷二《衍师文稿序》）笔者认为宣称“文者，道之所在”的《文妖》写于王彝被围苏州十一个月之时，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之间，且以“聚首辄啜茗坐树下”推测，写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的可能性较大，是具体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时年二十八岁。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王彝的自号中略窥他的志向与抱负，理解他提出“文妖”说的理学背景。
王彝自号“妫蜼子”。之所以自号“妫蜼子”，正如娄坚所言“以见志”[14]（卷四《王常宗小传》）。妫，是陈姓。古史记舜居妫汭，其后因以为氏。春秋时，陈国为妫氏（《史记·陈杞世家》）。另一意义指舜。王彝祖上本姓陈，他之“妫”主要指第一义。王行《先砚堂记》中有王彝的自述“彝之先陈姓”[13]（卷三《先砚堂记》）。王彝父亲东轩先生（恭孝）一直以未能复陈姓为憾事，寄希望于王彝，云：“第姓之未复，吾遗恨也。陈氏故物惟此砚在，汝能见是而思我，陈宗必复矣！勉诸！”[13]故而王彝以“先砚”名堂，以示承先训而不敢忘也。由此可知，自号中以“妫”为陈姓，是因父亲的遗志，也兼有舜之后人的含义，标志其以道统自任。至于“蜼子”的意思，娄坚解释为“蜼于物卬鼻长尾，两则挂于木，以尾窒鼻”[14]（卷四《王常宗小传》）。蜼，是种长尾猿。《尔雅·释兽》：“蜼，卬鼻而长尾。”可是，“蜼”还另有一种意思，指青铜器。蜼彝是古礼器，属《周礼》“六彝”之一，器上以蜼为饰。《周礼·春官·司尊彝》曰：“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贾公彦疏曰：“虎彝、蜼彝相配，皆为兽。”王彝素有大志，正如好友高启《妫蜼子》所述：“妫蜼子乃是轩辕之裔，虞鰥之孙。混沌即死一万年，独抱大朴存。窃伏在草野，冥心究皇坟……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作为古文词，言高气醇温。手提数寸管，欲发义理根。上探孔孟心，下弔屈贾魂……几年兀兀不肯出，坐待真主应运九五开乾坤。”[15]（卷十一《妫蜼子歌为友王常宗作盖其号也》）姚广孝亦云：“彝也负伟器，亦乃人中豪。”[16]（卷二《送王彝太史还祁川》）王彝诗中也可找到其表露志向的蛛丝马迹，如写于洪武二年（1367）的“忆昔少年曾任侠”，“困路年来谩弹铗”。[7]（卷四《己酉练圻寓舍咏雪》）笔者认为，王彝自号中的“蜼”就是“蜼彝”之义。其先姓为陈，以“妫”代“陈”，其名为“彝”，以“蜼”代“彝”，他以此号表其大志——恢复先姓，继承道统，传虞舜、文王、周公、孔、孟、朱子之教。其《有元故昆山州儒学教授恭孝先生王公遗像，孝子彝拜手稽首而作赞》既是赞父，又是因之之辞：
文弊有作，正学自蹈。深衣讲堂，朝衣清庙。丘山德容，渊泉心思。於乎恭孝，侯邦之师。[7]（卷三）
“妫蜼子”之号在元末即有，年轻的王彝意气风发，峻立独行，像高启一样是“狂生”，希望有一番作为，不可能做娄坚所说的那种故步自封、“以尾窒鼻”的长尾猿。到了明初，虽如娄坚所言：“革命之初，天下习于惰窳，高皇帝方以猛纠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营职业，不则佯狂自放，庶几于无咎焉。”[14]（卷四《王常宗小传》）但王彝的抱负依然是愿做道统中的鼎彝之器，闲居之服都是仿汉献帝时益州刺史张牧画曾子像而做，恢复道统志向坚定，不可能“重足屏息”，更不可能“佯狂自放”。因此，在洪武三年（1368）的《聚英图序》中，他还是不会放过五年前攻击过的杨维祯，再度出击，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文学观念、诗学观念截然对立，而是“道”不同。
二、王彝与杨维祯诗文观念之异
被王彝视为“狐”、“妖”、“柔曼倾衍”的“铁崖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诗风呢？宋濂这样描述：“震荡凌厉，骏缦将逼盛唐，骤阅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1]（卷十六《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指出铁崖诗气势雄壮，有“盛唐”风，但同时又有诡谲之气。李祈评其所作云：“玉光剑气，自不可掩”[17]（卷二《铁崖先生传》），也是指铁崖诗气势凌厉逼人。杨维祯曾寄诗与鹿皮山人陈樵，诗前有序云：“天仙快语为大李，鬼仙吃语为小李……惟金华鹿皮子之袭也，与余论合。”[18]（卷二《大数谣》评语）表明他同陈樵一样师从李白、李贺，追求“天仙快语”与“鬼仙吃语”融通的奇逸诡丽的诗歌风格。之所以有这样独特的追求，贝琼如此解释：“元继宋季之后，政庞文抏，铁崖务铲一代之陋，上追秦汉。虽词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迫者，一人而已。”[17]（卷二《铁崖先生传》）元季诗词多仿效温庭筠，柔媚绮丽，杨维祯意铲“一代之陋”，故而以“雄健”矫之。只是他与温庭筠诗风颇多相似之处，此弊未能尽矫反而有助长之势。明代胡应麟认为杨维祯“其才纵横豪丽，宣称作者。而耽嗜瑰奇，沉沦绮藻，虽复含筠吐贺，要非全盛典刑” [19]（外编卷六），是很有道理的，说出了杨维祯诗风的两重性：一方面气势纵横，一方面又沉沦绮藻。
那么，王彝的诗风、文风又是怎样的呢？
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评王彝诗歌：“今观其诗，歌行拟李贺、温庭筠，殊堕恶道，余体亦不能佳，讵能与高（启）、杨（基）颉颃上下乎？”[20]（P4551）四库馆臣认为王士禛之语是“激而报之”，“诋诃过厉”，非公允之论。朱彝尊将王彝诗文风格分开看待，曰：“诵其文，可谓独立不惧者矣！其为诗若《神弦四曲》、《露筋娘子》篇，尚沿铁崖流派。”[21]（P55）清末陈田《明诗纪事》谓：“平心而论，常宗诗类铁崖，本自眷属一家，胡乃操戈同室？”[22]（P152）这些论断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看到王彝诗歌中亦有“含筠吐贺”的因素，显然受到元末绮丽诡异的诗风影响。实际上，综观王彝现存诗歌32首，这类“含筠吐贺”的诗歌所占比例较少，仅《神弦曲四首》明显有李贺诗风，其余可用四库馆臣之语“尚不失风格”[11]（P2269）来概括，朱彝尊的评价相对精准。前文已经说明，《神弦曲四首》是王彝进入吴中文学圈后，与高启、徐贲等人的唱和之作，就题材而言是对南朝吴歌《神弦曲》的仿拟，表现的是民间祭祀娱神的场面，就意象、词语而言，确有模仿李贺《神弦曲》的痕迹。譬如，使用“ ”、“旋风”、“森寒”、“鼕鼕”等词语就是因袭李贺《神弦曲》、《神弦》中的用词；《伏虎神君庙》首联和颔联“金钱纸撒掀空舞，群巫啾啾答神语。旋风下山百面鼓，神马如人驼一虎”描写迎神的场面，亦是模仿《神弦》前两句“女巫浇酒云满空，玉楼炭火香鼕鼕。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窸窣鸣旋风”；随后颈联“豹作儿啼随鬼母”仿《神弦曲》颈联“青狸哭血寒狐死”，昭显神灵诛讨制服虎怪成功的景况。[7]（卷四）《神弦曲四首》所以有“诗鬼”李贺之风，与祭祀神灵题材本身有关。四库馆臣评其诗“不失风格”是从诗“体”的要求出发，若从诗“题”来看，这四首诗无非是适应描写娱神场景需要略显诡异华艳而已。元季模仿李贺诗风乃属时尚，王彝于诗酒酬唱之际大概也未能免俗，但是他其余的诗基本上都能脱李贺之胎而出，如同杨维祯一样，有以“雄健”挽宋元绮靡诗风的努力迹象，且皆符合传统诗教规范，虽有晚唐诗人雕章绘句、用力镂刻之痕迹，但绝无王士禛所呵斥的“恶道”语。其中，最接近温庭筠诗风的诗作大概也是北郭诗社时期的作品，如《徐雨山寄莲花》： 秋风吹皱银塘水，小雨芙蓉不胜洗。谁拣新红折得来，不怕绿芒伤玉指。烟丝有恨自悠扬，相惹相牵短复长。双头并作幽修语，一夜露痕黄粉香。我有银瓶秋水满，君心不似莲心短。绿房结子为君收，种向明年应未晚。[7]（卷四）
这是一首类似乐府的古体诗，情感含蓄，风格清新、明洁、温婉，可以诠释朱彝尊所论“尚沿铁崖流派”。但是再看他的《题读书楼》，就知他定是不肯作浮艳语的：
仲尼雄断似唐虞，邺架徒夸万卷余。三代以来方有学，六经之外更无书。芸窗夜静萤流火，竹简年深蠹化鱼。果有一言人可法，文章宁用似相如。[7]（卷四）
至于他的文，很明显受金华学派的影响。他主张为学“明体适用”，因而摒弃“摘英搴华为哗世取宠”[7]（卷三《苏州重修孔子庙学碑》）之文，要求“为文章，必要诸理”[7]（卷一《顺理斋记》），也就是说，为文的前提是知经术。《王征士常宗集》都穆（弘治十五年）和沈公路（启祯年间）的两篇序文都揭橥了王彝的理学观念对文风的规定性。如都穆之序指出王彝的文根本六经，多为“自得者”，不剽摹他人，表现得精严缜密、明畅英发，这由他学有端绪的理学修养所决定。沈公路的序同样指出王彝之文“抒独得”、“有典刑”，源于金履祥一派文章观念的影响，因而其会斥杨维祯为“文妖”，且宣称“六经之外更无书”，更是“古之遗狂”精神的体现。实际上，杨廉夫的文章观与王彝“为文章，必要诸理”的观念并不冲突。杨廉夫终其一生秉持儒家传统的明道教化的文章观念，《王希赐文集再序》及《鹿皮子文集序》对此皆有清晰表述。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为文一面，替廉夫平反道：“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则维桢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11]（P2258-2259）
这样看来，王彝和杨维祯在诗风、文风方面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而两人的诗作都有以“雄健”笔力矫正元季柔靡诗风的倾向。杨维祯之所以被冠以“文妖”之称，主要是因为“香奁”诗歌的轻浮内容触犯、逸出了一个年轻理学家的道德界定。王彝此文是出于卫道需要的指斥，而非诗文风格绝不兼容的反应。
那么，能否认为王彝与杨维祯在诗学观念上亦没有冲突呢？
杨廉夫反复强调“诗出情性”[5]（卷七《两浙作者序》），“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也”，“诗之状未有不依情而出也”[5]（卷七《郯邵诗序》），“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5]（卷七《李仲虞诗序》）主情性，是廉夫诗论的最大特色。
再来看王彝。王彝遗文甚少，至今可见的序文中，唯有《高季迪诗集序》集中透露了他的诗学观念：
盖季迪之言诗，必曰汉魏晋唐之作者，而尤患诗道倾靡，自晚唐以极于宋。而复振起，然元之诗人亦颇沉酣于沙陲弓马之风，而诗之情益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嗟夫！人之有喜、怒、爱、恶、哀、惧之发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爱、恶、哀、惧之情者，诗也。故情与诗一也，何也？情者，诗之欲言而未言，而诗者，能言之情也，然皆必有其节。盖喜而无节则淫，怒而无节则懥，哀而无节则伤，惧而无节则沮，爱而无节则溺，恶而无节则乱……孟子曰：“诗亡非诗亡也，人之情不亡，诗其可以亡乎？”盖诗云亡者，情与诗无节，则犹无情，犹无诗也。于是有得诗之情，而复有其节者，世虽汉魏也，而犹有古作者之遗意焉。世日远而情日漓，诗亦日以趋下，则断自汉魏而后，谓之古作者可也。[7]（卷二）
这段序文十分清晰地表述了三层递进的意思：第一，诗道倾靡，始自晚唐，至宋靡极，元代虽有所振起，但感情表达相对单一，沉溺于金戈铁马之风，所以高启言诗，必标榜汉魏晋唐；第二，古之作者，独以情为诗，诗是宣喜、怒、爱、恶、哀、惧之情者；第三，情必须有节，情无节制，相当于无情，诗无情之节制，犹同无诗，有“节”之情诗的典范是汉魏诗歌。
对比王彝与杨维祯的诗学观念，他们都强调“情”字为先，在以诗传情、诗源于情、情在诗在的诗歌本质方面认识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两人对“情”的理解各有偏重。王彝坚守“人同其情”，“情之有节”，情应符合礼教纲常伦理。而廉夫认为“人各有情性”，自然发露为“吾自家之诗”[5]（卷七《李仲虞诗序》）就好，因而无论是公卿士大夫，还是闾夫鄙隶，“不待雕琢”、“情性之天至”、“发言成诗” 的都是好诗。[23]（P308-309）在他的意识里，出入经史的古乐府、流畅平易的竹枝词、逞才娟丽的香奁诗，只要是发自“情性”，得各体式“神性”，都是可以一以贯之在“情”的体系内的。对于后来王彝所批驳的香奁诗，廉夫认为不过是“空中语”，无损他的“铁石心”。[24]（卷六《续奁集序》）但是王彝从客观效应审视，知道没有节制的“情”的发露以及“淫辞怪语”必然会“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因而才对“香奁”系列大加鞭笞。
杨维祯的诗学观念与陆九渊的心学有关。章培恒先生在《明代的文学与哲学》一文中指出过杨维祯沿袭陆九渊旧题，写作《大人词》，以及他们哲学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25]陆王心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昭彰显著，但在诗歌领域造成的肤廓浅薄的流弊也同样泛滥成灾。王彝及时注意到没有节制的感情将对道义与文学带来双重损伤，在东南文坛一致倾倒于铁崖派时，霹雳疾呼，并在理论上配合高启振起元末明初纤华缛丽的诗风，也算是力挽狂澜的布衣了，正如朱彝尊所言，“诵其文，可谓独立不惧者矣”。张简诗《次韵寄铁崖》云：“铁笛先生老更迂，摩空有赋拟相如。奇文一变中吴学，大笔犹编后世书。”[2]（P712-713）而王彝在《题读书楼》一诗中偏偏唱反调：“果有一言人可法，文章宁用似相如”，他写《文妖》就是要将吴中地域“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的文风变至正道上。
三、“文妖说”之影响及其地域意义
“文妖”一词经王彝使用后，而后被人频繁借之指代违背儒学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古文辞，拥有了区别于指代薛涛等文坛异类、朱熹的“经学之贼”（时文）与周密所指的“太学变体”的第四义。明末艾南英借用此意编有《文妖》一书，告诫世人不写浮华无根本之言。明代胡直《胡子衡斋》将“文妖”并列入“服妖”、“居妖”、“器妖”之中，亦是指不知六经仁义之言、以风云月露为极的文章。唐顺之把雄浑雅奥之文视为文章家指南，用来一洗“近世文妖”之弊。[26]（卷七《答蔡可泉》）钱谦益将文风与国运联系起来，称锺惺、谭元春之类的诗歌为“诗妖”[4]（P571），可算是“文妖”的别名。清代邓显鹤将明中叶后以襞积剽窃为能事、入于凄清幽冷之境的文章、诗歌目为“文妖”、“诗魔”。[27]（卷四十九）这些均可谓受王彝对“文妖”之界定的影响而起。 “文妖说”的最大影响自然是开启了批判铁崖体诗风的先河。明、清王朝的初、中期，统治者都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加之新朝建立之后政治文教的需要与规定，王彝对杨维祯的批判总能获得正统文人的认同，他们批判的着眼点也就总是集中在铁崖体冲击儒家诗学规范之处。
此外，王彝在文坛上“独立不惧”的精神，对吴之东邑的嘉定可谓影响深远，他也成为培育这个民风淳朴的海隅小城在明清时期经学、理学、文学茁壮成长、全面开花的开山祖师。
都穆曾在《王征士常宗集》的序中说：“先生之文精严缜密、明畅英发，不为谀辞浪语以逐世好，要之根据乎六经，出入乎诸子百氏，而识见之卓、议论之妙求之当时已不多得，而况遗之百数十年之远，其可以弗传邪……若先生者，匪徒能言，实允蹈之，而足为乡邦之重者也。”[7]（《王先生集原序》）表彰王彝为文为行均“实”的特点。经过有明一代嘉定学人文士的不断建构加固，实学实行便成为嘉定文风学风的最大特征。浦杲《题王常宗集后》（弘治十五年）证实了此点，其云：“杲童幼稔闻长老论及嘉定乡先生学行纯正、文章典雅，必王先生常宗为称首。”[7]启祯年间，沈公路吐露自己所以为都穆原厘定的四卷再辑附考一卷，是为了“使征献者亦知兴朝之隆干，吾练实有翘翘一楚也”[7]（《王征士常宗集旧序》）。他开始明确建构嘉定古学学脉，并将王彝定为源头。娄坚《王常宗小传》亦曾指出嘉定有鲜明的小地域文化传统，这与地域风俗和文风开创者王彝有关，其传云：“盖嘉定僻在海滨，其俗敦朴近厚，虽嗜古勤学之士不后于旁邑，而其人率不骛于名，故世鲜有知者。然学有本原，或熟于典章，或深于盛衰得失之故，往往不同于剽剥之学，乃其以文显，国初者先生一人而已。”[14]康熙三十九年（1700），陆廷灿重刻《王常宗集》时序云：“先生文章，原本六经，不逐时好，实为嘉邑文献之宗。故虽弹丸小邑，僻在海隅，而高人名士为世所推重者，代不乏人，如章道常、丘子成及唐娄程李诸先生辈，后先接迹，其源流盖有自也。”[7]简洁地勾勒出嘉定学脉的发展线索，源头即是王彝。王士禛《嘉定四先生集序》也总结嘉定文人的“特立”之处在于“崇尚经术，耻为浮薄”，“经明行修，学有根柢”，“渊源古学，不逐时好为向背则一也”，与吴中“结附丽”，“钓名而诡遇”之风截然不同[20]（P1985），指出嘉定有独特的学统，而王彝对嘉定学统的形成有关键性的影响。张云章是王士禛的受业门人，嘉定人。他在《嘉定四先生集后序》中更为详细地归纳出嘉定古学传统有两个源头，一是王彝，一是归有光。他认为两人都是特立独行之士，皆不为时风所转移，而能转变风尚。[28]（卷九《嘉定四先生集后序》）王彝斥杨维祯为“文妖”，时人未信，而在后学者那里得到了肯定，是转移风气的先导，“其文最近古，邑之学者多传述之”[28]；归有光斥王世贞为“妄庸人”，不但令晚年的王世贞自伤异趣，而且其“绪言余论”[28]影响了钱谦益，亦是转移时风的先贤。张云章建构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是十分自觉的，他精准地总结出“吾邑之士，类不随世俗为转移，而且能转移乎世俗”[28]的独特之处，彰显、突出了嘉定文统学统在吴中乃至整个文坛学界上的意义与价值。当然，这种转移风气的勇气与实学基调都是王彝奠定的。
至正年间，昆山、太仓、嘉定等地追随铁崖的学子颇多，如马麐、殷奎、卢熊、郭翼、陈谦等等，但除顾瑛外，他们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甚微。同在吴中的王彝，遗文虽不多，却因鲜明的个性、峻立的行为、卫道的言语，“文妖”一说的提出，成为研究元末明初文风演变时无法忽视的人物。只可惜，目前还没有一篇完整地剖析他的思想与文学的文章，笔者此文是为抛砖引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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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