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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现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2015年中国上半年重要经济数据近期出炉，GDP增长7%，超出预期，国家统计局也感叹，这样的增速来之不易。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巡回八省，摸底中国经济，并定调宏观经济走势为“缓中趋稳仍在合理区间”。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走稳？要实现经济转型，改革利刃要刺破哪些顽疾脓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专访，指出当下改革痛点，一针见血。另外，中国股市惨遭“股灾”，牛市行情中究竟有多少真“牛气”？曾经以赌场喻股市的吴敬琏已多年未评论股市，此次专访，再度开腔。
怎么理解经济新常态？
吴敬琏：从去年开始，中国党政领导人就一再说中国正在出现一些新常态，要以平常心来对待，要适应它、要引领它。其实我们对待新常态，就是要保持这么一个心态。新常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增速下滑。这个过程并没有减速，但是它已经滑到中高速了，看起来这个趋势还得下滑。第二个特征，通过提高效率达到增产，从而弥补资源缺乏造成的产量下降，那么社会可以支配的产品数量就可以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我们有时候说中国的新常态有四个特征，有时候说有九个特征，其实在我看来新常态就两个特征：一个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甚至中高速增长；第二个特征是从粗放的或者说效率很低的或者说结构不好的这种发展方式转向效率比较高的节约的增长方式。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两个特征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如果说增速下降了效率提高了，这两点同时发生的话，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现在是增速下降已经发生了，下降很明显，而且还会继续往下走一点，但是效率呢，有没有提高，二十年了，据我观察，现在还不明显，所以要花大力气去想办法把经济发展的方式转过来。
我们如果把第二点做好，经济可能还会下滑一点但不会太多，要是做得不好的话，那就危险了。还有，如果这个效率提高得足够快，那么即使下滑了，问题也不大。西方国家即使有个4%、5%的增长率那就是好得不得了，为什么我们到了7%就觉得受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增长它的驱动力量是靠消耗资源而不是靠效率，而发达国家它的发展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这些年来，我们好多经济学家做了一种研究，叫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自然状况、技术状况，发挥到最好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率，这叫潜在增长率。这个研究成果，虽然各自都不大一样，也有高低不等，但是大体上总的趋势是一致的，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阶段，这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过去的高速增长，有它合理的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是靠宏观经济政策拉起来的，就是说超过了潜在增长率。过去三十年，专家研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让潜在增长率自然发挥，大概总在8%、9%左右，但实际我们达到了将近10%，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扩展性的货币政策，把它拉起来的，这个是不能质疑的，但是这样做会使得资源过度损耗，宏观经济就会出现货币超发和债务积累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最近十年，这个杠杆率就是那个债务率，在资产负债表里，这个债务率提高得非常快，应该说在前两年已经高于警戒线了，一般认为债务率大约在GDP的200%以上它就有风险，会在某些局部出现资金链断裂还不起债跑路这种情况，更高的话，风险就更大，它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再加上本世纪的前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有点停顿的倾向，所以潜在的增长率有人说从2001年，有人说从2006年，有人说从2007年以后潜在增长率下降。那么现在一些人的判断在这个6%、7%左右，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第一，我们不能让它下滑得太快，太快会引发很多严重的问题；第二，要用从效率获得的增长，去代替过去从耗费资源获得的增长，这两种增长得到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要耗费资源出现的增长，虽然有了产品的增加但是你要投入更多，往往得不偿失，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惠；而从效率得到的增长是实打实的，它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而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从效率来的占的比重太低，是粗放经济增长，这必须要改变。要防止出现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从长远来看，让快速经济的模式发生改变，要从过去投入资源转向提高效率，其核心问题就是提高效率。
这一届政府面临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吴敬琏：我想主要是针对问题来制订改革的项目，中国现在主要碰到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旧的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要改变，但改不过来。第二，腐败，加上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两个问题，是体制运行的结果，需要找到发生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发展方式的改变。这个问题说了几十年，怎么转过来呢？有体制性障碍，要针对这些障碍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另外一个就是腐败和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体制性根源是什么，针对这些体制性根源对症下药。
贫富差距在未来有多大程度可能解决？
吴敬琏：这首先要把问题分析清楚，原因是什么，浅层的、深层的，最后是体制性的原因，体制性的障碍消除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过去急于从现象层面解决问题，把主要问题放在再分配上，就是一方面对比较有钱的个人加税，另外一方面给低收入阶层、草根补贴或免税。用这种再分配的手段，有一个缺点，很多学者也已经提出来了，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初次分配，如果不能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靠政府的再分配措施，第一是有限度，能够缓解的问题、效果不是很大，政府插手的太多，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使得经济运行更没有效率，结果就是中长期看负面的效应大于正面的效应。所以，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腐败也是，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很突出了。但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严重，那时候就是钢材双轨制，就有卖批文，其实是拿差价，那么后来到了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就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用了一句话，叫“双重体制、胶着对峙”，那么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进一步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的状态，建立一个平的市场环境，消除最大的寻租的制度基础。
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现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历届总理的座上宾。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2015年中国上半年重要经济数据近期出炉，GDP增长7%，超出预期，国家统计局也感叹，这样的增速来之不易。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巡回八省，摸底中国经济，并定调宏观经济走势为“缓中趋稳仍在合理区间”。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走稳？要实现经济转型，改革利刃要刺破哪些顽疾脓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专访，指出当下改革痛点，一针见血。另外，中国股市惨遭“股灾”，牛市行情中究竟有多少真“牛气”？曾经以赌场喻股市的吴敬琏已多年未评论股市，此次专访，再度开腔。
怎么理解经济新常态？
吴敬琏：从去年开始，中国党政领导人就一再说中国正在出现一些新常态，要以平常心来对待，要适应它、要引领它。其实我们对待新常态，就是要保持这么一个心态。新常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增速下滑。这个过程并没有减速，但是它已经滑到中高速了，看起来这个趋势还得下滑。第二个特征，通过提高效率达到增产，从而弥补资源缺乏造成的产量下降，那么社会可以支配的产品数量就可以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我们有时候说中国的新常态有四个特征，有时候说有九个特征，其实在我看来新常态就两个特征：一个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甚至中高速增长；第二个特征是从粗放的或者说效率很低的或者说结构不好的这种发展方式转向效率比较高的节约的增长方式。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两个特征的发展是不同步的，如果说增速下降了效率提高了，这两点同时发生的话，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现在是增速下降已经发生了，下降很明显，而且还会继续往下走一点，但是效率呢，有没有提高，二十年了，据我观察，现在还不明显，所以要花大力气去想办法把经济发展的方式转过来。
我们如果把第二点做好，经济可能还会下滑一点但不会太多，要是做得不好的话，那就危险了。还有，如果这个效率提高得足够快，那么即使下滑了，问题也不大。西方国家即使有个4%、5%的增长率那就是好得不得了，为什么我们到了7%就觉得受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增长它的驱动力量是靠消耗资源而不是靠效率，而发达国家它的发展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这些年来，我们好多经济学家做了一种研究，叫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自然状况、技术状况，发挥到最好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率，这叫潜在增长率。这个研究成果，虽然各自都不大一样，也有高低不等，但是大体上总的趋势是一致的，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阶段，这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过去的高速增长，有它合理的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是靠宏观经济政策拉起来的，就是说超过了潜在增长率。过去三十年，专家研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让潜在增长率自然发挥，大概总在8%、9%左右，但实际我们达到了将近10%，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扩展性的货币政策，把它拉起来的，这个是不能质疑的，但是这样做会使得资源过度损耗，宏观经济就会出现货币超发和债务积累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最近十年，这个杠杆率就是那个债务率，在资产负债表里，这个债务率提高得非常快，应该说在前两年已经高于警戒线了，一般认为债务率大约在GDP的200%以上它就有风险，会在某些局部出现资金链断裂还不起债跑路这种情况，更高的话，风险就更大，它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危机，再加上本世纪的前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有点停顿的倾向，所以潜在的增长率有人说从2001年，有人说从2006年，有人说从2007年以后潜在增长率下降。那么现在一些人的判断在这个6%、7%左右，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第一，我们不能让它下滑得太快，太快会引发很多严重的问题；第二，要用从效率获得的增长，去代替过去从耗费资源获得的增长，这两种增长得到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要耗费资源出现的增长，虽然有了产品的增加但是你要投入更多，往往得不偿失，实际上没有多少实惠；而从效率得到的增长是实打实的，它能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而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从效率来的占的比重太低，是粗放经济增长，这必须要改变。要防止出现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从长远来看，让快速经济的模式发生改变，要从过去投入资源转向提高效率，其核心问题就是提高效率。
这一届政府面临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吴敬琏：我想主要是针对问题来制订改革的项目，中国现在主要碰到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旧的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要改变，但改不过来。第二，腐败，加上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两个问题，是体制运行的结果，需要找到发生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发展方式的改变。这个问题说了几十年，怎么转过来呢？有体制性障碍，要针对这些障碍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革。另外一个就是腐败和贫富差距愈演愈烈，体制性根源是什么，针对这些体制性根源对症下药。
贫富差距在未来有多大程度可能解决？
吴敬琏：这首先要把问题分析清楚，原因是什么，浅层的、深层的，最后是体制性的原因，体制性的障碍消除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过去急于从现象层面解决问题，把主要问题放在再分配上，就是一方面对比较有钱的个人加税，另外一方面给低收入阶层、草根补贴或免税。用这种再分配的手段，有一个缺点，很多学者也已经提出来了，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初次分配，如果不能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靠政府的再分配措施，第一是有限度，能够缓解的问题、效果不是很大，政府插手的太多，一方面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使得经济运行更没有效率，结果就是中长期看负面的效应大于正面的效应。所以，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腐败也是，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很突出了。但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严重，那时候就是钢材双轨制，就有卖批文，其实是拿差价，那么后来到了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就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用了一句话，叫“双重体制、胶着对峙”，那么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进一步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的状态，建立一个平的市场环境，消除最大的寻租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