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专栏要告诉你一个特别重要的秘密：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研究中国的坐标系。你有了这个坐标系，就更容易看清此时此刻的盛世或者阴暗。
　　研究中国的方法，大抵而言有两种：横向的与纵向的。
　　1948年，在中国游历长达16年之久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第一部以比较研究的办法、系统性地考察中国问题的名著。当他出版此书的时候，美国已崛起为全球第一强国，中国则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如果把钟表拨回到一个多世纪前，世界竟是那么的陌生：在182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为3.81亿，美国为1000万人；中国的经济总量与美国也相差18倍，两国几乎不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上。
　　费正清的研究价值正在于，他把对中国的考察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并因此得出了很多有创见性的结论和命题，譬如他在考察中国工商阶层时，便敏锐地设问：“美国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呢？”到1983年，《美国与中国》的第四版修订出版，费正清仍然继续着这样的研究视角，他写到：“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大异其趣，令人难以理解。”
　　与费正清的研究方法相呼应，同时期的一些中国学者则以纵向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早在1931年，李四光在一篇题为《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战》的论文中，以时间为轴，提出了中国和平与动乱的周期性。根据他的计算，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成每800年为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其后是500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结果，首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重新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与李四光同期的民国学者傅斯年则有更短的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则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
　　到了近世的1990年代，唐德刚提出了“历史三峡论”。他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其间出现两次转型，即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至汉武帝和昭帝之间，历时约300年，实现了从封建制向帝制的转型，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
　　第二次大转型，发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的辛亥革命，是从帝制转型为民治，此次转型是受外来刺激而行，是被迫的。每一次转型都有一个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甚至会发生倒退回流的“三峡阶段”。在他看来，第二次转型的时间至少为200年，也就是说，到2040年前后方能基本完成。因此，当今之中国，正处在“历史的三峡”中。
　　从费正清到唐德刚，分别从横向及纵向两个维度，构架出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坐标系。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近当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既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身衍变的结果，若缺其一，皆不得苟全。而其未来的前途，既不可能是全盘西化，也不可能是拒绝普世规律的内向式演进。所谓的中国式道路，其本质上就是一次痛苦的、双向妥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