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9日，由中国农村杂志社主办、中共浙江省常山县委员会、常山县人民政府、绿色中国杂志社、《农村工作通讯》编辑部协办的“民情沟通日”制度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先后由中国农村杂志社社长唐园结、总编辑李文学主持，中共浙江省常山县委书记金运成在论坛上介绍了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的情况，常山县委副书记徐常青、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孔森、副县长王文达等领导出席。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人民日报社、中央党校、民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社、中国农村杂志社、绿色中国杂志社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对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进行了研讨。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　张全景
　　
　　常山建立和实行“民情沟通日”制度，让县、乡镇、农村干部及时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化解矛盾，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脉搏，关心群众的疾苦，常山县坚持数年的“民情沟通日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完善，一定能够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组织动员群众的力量，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尹成杰
　　
　　“民情沟通日”制度的实质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二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三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四是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举措。
　　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民情沟通日”制度。一是要加强这一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二是要正确地选择和确定民情沟通的主题和内容，三是要抓好民情沟通的准备与总结，定期通报“民情沟通日”制度的效果，在抓重点上下功夫，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难点、焦点问题。
　　
　　人民日报社编委、秘书长　张德修
　　
　　常山县委、县政府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把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畅通了民情渠道，理顺了群众情绪，维护了群众权益。
　　“民情沟通日”制度适合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实际情况，值得好好总结和推广。
　　我们应该不断认真总结经验，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和丰富内涵，并进一步探索在县与乡之间、乡与村之间的沟通，长期坚持下去，务求工作扎实见效，不断推进该项活动向纵深发展。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副局长　曾贤钦
　　
　　“民情沟通日”制度首先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种创新，通过它能进一步增强农村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其次是很有效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三是能够有效地化解矛盾。群众有些纠纷，包括邻里一些纠纷，能够反映上来，包括对村干部有些什么意见，包括对上级党组织一些政策有些什么看法、建议也可以反映，有利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副局长　刘建生
　　
　　“民情沟通日”制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长效机制，培育了一种“沟通文化”。
　　“民情沟通日”制度的成功实践，是与重视党的建设、重视群众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分不开的，其核心就在于领导干部时刻为人民着想，全力为人民办事，这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加快“三农”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一个法宝，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副巡视员　曹国英
　　
　　“民情沟通日”制度是社会协商沟通机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有机结合，包括了协商意识、道德约束、社会互信机制建立等，是很值得重视与研究的一个领域。
　　这一制度可以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良性机制，凝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把加强干群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村干部不断强化自己为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理顺了情绪，实现了社会协商沟通机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有机结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树凯
　　
　　常山“民情沟通日”制度的经验，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这种沟通是政府和民众的一种直接的、良性的互动，是政府主动顺应民意的重要一步。这种沟通本身是一个利益协调机制，可以传达政府决策的信息；也是一种很好的执政方式，通过沟通平衡利益关系，处理利益矛盾，这种沟通还是一个公共权益的有效监督，在公开、透明中实现民主决策。这种沟通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服务的过程。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　曾业松
　　
　　“民情沟通日”制度体现了基层党建的基本规律和要求。
　　它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流程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把群众的呼声作为关注民生的第一信号，以民情沟通来推进基层民主的落实，以基层民主的落实来扩大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正当权益，以扩大农民的正当权益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促进民生的改善来促进和谐发展。
　　这一制度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核心价值，体现了基层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和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马宝成
　　
　　“民主沟通日”制度有利于乡村治理机制的转换，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基层群众的意向和需求，并根据需求来决定基层治理工作的方向，提高基层民众的民主意识，锻炼民主能力，为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导途径。从基层民主角度来看，“民情沟通日”制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三个自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利于化解基层社会的各种矛盾。
　　“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很好的课题，需要深入系统地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宏观室主任　党国英
　　
　　“民情沟通日”制度提供走向民主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通道，因此，“民情沟通日”制度实际上是民主协商制度的一个基础。
　　深入研究“民情沟通日”制度和大的民主制度怎样接轨、和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怎样衔接，有利于制度本身进一步深化创新。
　　这个工作做好的话，能给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全局性的经验。
　　
　　绿色中国杂志社社长　黎祖交
　　
　　“民情沟通日”制度体现了四大特点：
　　一是互动性，村干部和村民双向互动、平等对话，一起提出问题，共同研究问题，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既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又使得农村基层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
　　二是针对性。村与村的情况不同，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不同，“民情沟通日”制度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就是引导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解决自己的问题。
　　三是时效性。一发现问题及时沟通，现场解决问题现场答复。村里有条件解决的马上解决；一时无条件解决的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尽快解决；解决不了或答复不了的通过填写“民情沟通单”，报送上级实行上下联动和反馈机制，让其在更大的空间和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落实。
　　四是操作性。活动方法具体，简便管用，并且形成制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既避免了以往“空对空”流于形式的旧习，又防止了“打乱仗”的无组织无纪律状况，很符合农村基层实际，很适合农村干部群众的“胃口”。
　　
　　浙江共产党员杂志社总编　吴建平
　　
　　“民情沟通日”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民主促民生的体现。
　　这种制度在农村用草根民主的办法，在民主的框架下来解决民生问题，来切切实实尊重农民的权益，保障农民的权益，用民主来促民生，用民主来慰藉民生。它在扩大民主过程中，创造了一个能被农民接受，也能回应农民要求、保护农民权益的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
　　它能让我们的领导知道，怎么样搞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很有操作性的探索，值得总结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