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走向共和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民主和专制两股政治力量有两次大的鏖战:民国初年和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两次鏖战的结局都是以民主力量的败北而告终。这告诉我们,民众只有成为自为的政治力量,才能使民主真正取得胜利,进而建构起民众决定国家公权力运行的民主体制。
　　【关键词】民主 专制 选举
　　
　　回顾中国近代的宪政历史,西方普世的民主共和观念同中国古老的东方专制之间的斗争(鏖战)经历了两次针锋相对的较量。知史可以鉴今,总结这两次鏖战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当前的宪政实践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一次鏖战
　　这次鏖战并不是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而是发生在革命“成功”之后。它的宪政意义在于政权观念上的根本改变:国家政权由原来的“君权神授”改变为民国或共和国时期的“人民主权”。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各地武装斗争的燎原之火和统治集团自身的腐败懦弱,再加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威逼等各种因素造成的。由于这次革命不是传统意义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改朝换代,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维新派倒戈,民族资产阶级才取得胜利的。因此,胜利成果的维护在胜利取得的当日就成为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面前。于是,为了迫使清帝退位,将共和国统一到全中国,不得不在南北议和中答应袁世凯的条件。
　　但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是假革命、真专制的,是代表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利益的。真正信奉民主共和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鉴于实力的悬殊,在保住共和国国号的前提下,开始了与袁世凯集团真专制的长达5年的鏖战。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首先通过立法,建立宪政体制,意图制约袁世凯真专制的复辟;其次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议会党团从事合法的议会斗争意图制约实力派,保住民主共和的胜利果实。但是经过1912年8月到1913年3月的实践,以反动派对宋教仁的暗杀,标志着他领导国民党走政党和平竞争的道路彻底失败,洪宪帝制终于粉墨登场。这场鏖战虽然以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再加上北洋军阀内部的倒戈,“二次革命”迫使帝制取消,民主共和国家的形式总算是保住了。但是,正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精神领袖孙中山所说:“去一满州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推翻了满清政府,袁世凯企图建立自己的统治;推翻了袁世凯,军阀割据开始,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为抢夺地盘经常交战。北洋政府时期,国家在实质上并没有主权统一,国家政权为军阀所把持,因此也没有民主共和之实。如果说输赢,从民主共和没有真正建立的角度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应属于失败一方。
　　经过这场鏖战,特别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孙中山改变了自己原来关于建立民主宪政道路的思想。陈炯明叛乱之后,他终于认识到:专制的根源是那帮反动的旧势力,他们手中掌握有组织的暴力工具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认为,只要革命者掌握了武装力量,并取得政权,就可以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蓝图有条不紊地实施,从军政转向训政,最后转向宪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其他各国的民主道路来看,孙中山的上述思想隐含着一个问题:即谁来保证国民党在靠军政取得统治大权后能够(通过训政时期)顺利地自愿将统治权交出来(即还政于民)。这个问题在抗战胜利后就凸现出来了。
　　第二次鏖战
　　国民党一取得政权,不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全面加强政府控制,而且在经济上全面加强政府控制。蒋介石“所建立的政治体系中这些官僚们基本上可以免受外界的批评和压力的影响”,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建立使民众有与政府认同感的政治组织,或进行为民众带来福利的社会和经济的改革”,①于是乎,当年的革命党到抗战后期已经演变成腐败的官僚、演变成反民主的特权党派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弱点,……就在于它的体制之中”,“经过二十多年的执政以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了”。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呼声非常强大,以致任何势力都不敢忽视。美国和苏联各自也以合适的方式动员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战。在美苏双方的催促和保证下,中共终于决定由毛泽东响应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开展国共和谈。随后,国民党和中共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第一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了。于是,民主共和的力量同国民党专制的力量的一场鏖战开幕了。
　　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20天的讨价还价,31日政协会议宣告胜利闭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设计了中国民主共和政治蓝图,就会议上所达成的宪草协议所规定的十二条宪草修改原则来看,未来宪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特点是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
　　政协宪草协议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内涵做了另外一番设计:“国民大会由‘有形’变‘无形’,成为了虚设机构;中央五院的地位、职权及其相互关系也相应做了重大调整,形成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议会制和内阁制的中央政体;地方自治的重点也由县转移到了省,确立了省自治的核心地位。”③
　　但是,正像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国民党政府并不打算真正落实政协协议,蒋介石的国家应当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主张并没有放弃。于是,在1946年2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协的各项协议受到攻击,蒋介石也站到了反对政协协议的立场上,共产党坚决捍卫政协协议,特别是宪草协议所规定的内容。鉴于两党无法在民主立场上达成共识,国民党决心用武力清除共产党。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场民主与专制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二场鏖战,以民主派的失败而告终。
　　专制和民主在中国两场鏖战的历史评价与宪政启示
　　黄卧云2005年3月11日在《凤凰周刊》上撰文指出,特权政治(各种形式的一党专政——即一个政治团体长期把持国家执政地位)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清除特权利益集团的过程。“特权利益堵死了通向宪政的途径。从政治上清除特权利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清除特权集团的成员,另一种是清除特权规则。”这种见解特别深刻。回顾这两场专制与民主的鏖战,民主派的失败根源就在于特权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以专制的方式把持国家执政地位——无论袁世凯还是蒋介石都不肯放弃自己任免中央和地方主要官吏的权利。回顾我国近代史上的这两场鏖战,对今天我国的宪政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不可不予以重视。
　　在民主共和的理念上的不正确理解,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君权神授的观念不再有市场。但是,旧世界被破坏掉了,新世界不会自然矗立起来。我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民主思想启蒙的时代,过早建立的、非常完善的专制体制的愚民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先进民族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后带进来的民主共和思想,我们来不及消化理解吸收,民族自强的急功近利使我们自然地将民主理解为一种工具,以为有了这种工具,就会取得政权稳固,殊不知这实际上又滑落到以先贤孟子为代表的古代“民本思想”上去了,与现代民主相差甚远。以古代的民本思想取代现代民主共和,就导致了特权集团重新形成,导致了宪政的废置和民权的失落。
　　没有本土资源的支持,民主观念的产生和普及无从谈起。两次鏖战期间,中国的国情不用说现代产业文明很弱,即使民众的识字率都低得可怜。根據国民政府教育部1930年提供给国联教育调查团的材料,中国的入学人数,仅相当于学龄儿童内总人数的9.36%;民国期间,……有文化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0%(有文化人口是指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是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而文盲、半文盲人口却占80%。④普通民众维持生存已属不易,新的民主思想更加无以产生,封建的草根文化——宗法思想,在绝大多数农村根深蒂固,基本没有支持民主观念产生的本土资源。
　　“自在”的民众成为“自为”的民众,是民主取得成功的致胜法宝。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洪宪帝制出现以后,深切感到中国缺少民众对民主派的支持,认为民众不开化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他设计了军政、训政和宪政的路径,引导民众走向民主共和。这种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以党领政、以国民党一党独揽治权、包办实现民主共和的事业,结果就成了事与愿违的挂着民主旗号的真专制。为什么民主派在1946年又一次遭遇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民众的支持,当时的民众大多数仍然是“自在”的阶级,而不是意识到自己地位,进而有意识主动积极争取自己权力的“自为”阶级。民众怎样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早就指出了明确的道路:发展商品经济,完善市场经济。当民众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衣食足而知礼节”,他们就会成为“自为”的阶级。人们要民主,要求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问题上参与。当这种愿望成为大多数人的自发愿望时,民主共和就有了民众基础、有了本土资源的强大支持,民主共和的建立就指日可待了。(作者为潍坊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注释
　　①②[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1937-1949)》,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112页。
　　③秦立海:《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4页。
　　④张庆军,刘冰:“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学海》,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