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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越来越受媒体、高层和普通人士关注的话题,莫过于房价的飞涨。中国绝大多数人,提及房屋,都有万般无奈的表情。这房价,确实涨得太快,快得让很多人悲叹,以至有了副部级官员买不起房之说。
现在,各级政府都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当成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不遗余力打造自己那一方领地,争先恐后大兴土木,就连一些边远地方,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城,竟也毫不顾及自身实际,劳命伤财大搞城市建设,人为提升房屋价格。
城市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无限量的建造房屋,让购房人拥有城市户口,就可称为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房子建得越来越多,可教育,交通,能源,社区基本服务,医药卫生,市政服务以至警力配备,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一切,是否都基本配套了?居民生活是否方便?近年来,大面积的房地产开发,使城市人口密度加大,相应的购车者大量增多,可道路呢?道路的增加却根本不能和房子的增加并进,市内工作的人们,每天都在堵塞中艰难挪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的新的城镇化思路,一些大城市开始研究让农民工变城市人。据报道,前不久,北京有关方面表示,如获得全国劳模称号、取得高级工、高级技师职称的农民工,根据本人意愿有望在北京落户。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欲采用“积分制”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租住房等公共服务和人户城镇问题,推动优秀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市人。尽管北京和广州的动议,在实施中将遇到很多问题,引来颇多争议,但终究为农民工变城市人开了一条缝隙,其做法有探索意义。
中国特色城市化,开启于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结构和基础,城市化之路深受这一特点的制约和影响,过去30年和最近几年,城市化水平有较大提高,但真正从农村转移出去的人却较少,造成在城市和农村间像候鸟似飞来飞去的庞大流动群体。这种城市化,是一种见物不见人,只求城市空间距离的扩张,忽略人的重要性的城市化。这种怪胎城市化,主要缘于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多掺杂了政府行为,几乎没有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和需要。许多地方为满足追求城市化水平数字的提高,只铺摊子、不重内涵、盲目无序扩大用地规模,使城市建设中出现很多政绩工程,造成很多“有城无市”的“空壳城镇”现象。
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人不仅仅是作为单个劳动力进入城市,而是在城市建立家庭,和现有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但过去,中国仅仅从城市发展需要劳动力的角度推进城市化,因此,形成现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外地务工人员在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诸多方面还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只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种城市化也是导致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高房价反过来又阻碍外地人进城。
以成都为例,虽然近年来号称城市化进程特别快。城市人口已上千万,然而,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都仅限五城区和高新区,其它区县,虽划归成都或本就属于成都,但在很多方面难以享受真正都市人的待遇。由此,中国目前所谓的城市化,其本质特征是只允许外地人就业,因天价房屋限制外地人定居,城市化成为城市榨取非城市人剩余价值的工具。导致的后果是,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外,又在城市内部产生新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两个二元结构被永久固化,如果没有能力购房,务工人员只能在奉献的地方暂住。
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在于,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是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化。所以,人的发展始终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标。中国要达到目前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市化率,初步实现现代化目标,这意味着在未来大约40年时间内,必须把8亿左右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很显然,按照当前的城市化思路,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
从经济学上讲,价格的最终形成最关键是买者之间的竞争。有买房经验的人都知道,那些出现在购楼队伍里的“房托”一番虚张声势,就能对真正的购房者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最终影响房屋成交和价格,形成“恐慌性购房”。炒房团不是买来住而是转手高价倒卖,与炒票的黄牛党非常相似。炒房团囤房炒卖,开发商囤地捂盘,房市的如此异相,难怪有不少人惊呼房市已经变得像股市。
纵观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炒房团”无疑已经成为高房价之下的利益分食者和托市者。房子并非不能用来投资,只是当房屋的投资属性大大超过居住的使用属性,人为制造的房价上涨趋势使一批富裕阶层获取短期利润暴富,而大批的中低收入者则被房地产市场边缘化,住房福利被挤占,这非常不公平。
当然,仅从道德上痛批“炒房团”无济于事。撇开资本天然的逐利本性不说,即使从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链条来说,炒房团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寄生的“剔食鸟”。非洲草原上的“剔食鸟”专门和河马等大型动物生活在一起,靠啄取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和牙缝里的食物残渣生存。“剔食鸟”与河马亲如一家,就像“炒房团”与开发商之间的亲密无间。如果一味盯着“炒房团”,人们将难以看到房价疯长背后最大的炒家和最深的根源。炒房团再厉害,也远远比不上“食物链”前端的动物凶猛的危害程度。
声称自己副部级的工资买不起房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说了句大实话,“房地产部分城市有泡沫,一是政府炒地的原因,另外就是社会资金炒房。”可见,首先是政府炒地,然后開发商炒、炒房团再炒,银行信贷再火上浇油,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炒,最终形成了房产市场股市化的倾向。当“地王”现象下的面粉贵过面包的奇观一再出现,那就说明只有一种可能:面包还会被推上更高的价位。这样的游戏规则肯定有问题。
目前,中央已经出台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这就是打破游戏规则的开始。但相对于当前人们的通胀预期焦虑,单纯抑制投机对房地产的大局影响很小。如果土地和金融的制度漏洞得不到修补,房市的“高烧”恐怕难以真正得到降温。真正的城市化进程的道路,还有艰难的过程。
现在,各级政府都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当成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不遗余力打造自己那一方领地,争先恐后大兴土木,就连一些边远地方,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城,竟也毫不顾及自身实际,劳命伤财大搞城市建设,人为提升房屋价格。
城市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无限量的建造房屋,让购房人拥有城市户口,就可称为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房子建得越来越多,可教育,交通,能源,社区基本服务,医药卫生,市政服务以至警力配备,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一切,是否都基本配套了?居民生活是否方便?近年来,大面积的房地产开发,使城市人口密度加大,相应的购车者大量增多,可道路呢?道路的增加却根本不能和房子的增加并进,市内工作的人们,每天都在堵塞中艰难挪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的新的城镇化思路,一些大城市开始研究让农民工变城市人。据报道,前不久,北京有关方面表示,如获得全国劳模称号、取得高级工、高级技师职称的农民工,根据本人意愿有望在北京落户。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广州,欲采用“积分制”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租住房等公共服务和人户城镇问题,推动优秀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市人。尽管北京和广州的动议,在实施中将遇到很多问题,引来颇多争议,但终究为农民工变城市人开了一条缝隙,其做法有探索意义。
中国特色城市化,开启于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结构和基础,城市化之路深受这一特点的制约和影响,过去30年和最近几年,城市化水平有较大提高,但真正从农村转移出去的人却较少,造成在城市和农村间像候鸟似飞来飞去的庞大流动群体。这种城市化,是一种见物不见人,只求城市空间距离的扩张,忽略人的重要性的城市化。这种怪胎城市化,主要缘于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多掺杂了政府行为,几乎没有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和需要。许多地方为满足追求城市化水平数字的提高,只铺摊子、不重内涵、盲目无序扩大用地规模,使城市建设中出现很多政绩工程,造成很多“有城无市”的“空壳城镇”现象。
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人不仅仅是作为单个劳动力进入城市,而是在城市建立家庭,和现有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但过去,中国仅仅从城市发展需要劳动力的角度推进城市化,因此,形成现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外地务工人员在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学等诸多方面还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只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种城市化也是导致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高房价反过来又阻碍外地人进城。
以成都为例,虽然近年来号称城市化进程特别快。城市人口已上千万,然而,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都仅限五城区和高新区,其它区县,虽划归成都或本就属于成都,但在很多方面难以享受真正都市人的待遇。由此,中国目前所谓的城市化,其本质特征是只允许外地人就业,因天价房屋限制外地人定居,城市化成为城市榨取非城市人剩余价值的工具。导致的后果是,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外,又在城市内部产生新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两个二元结构被永久固化,如果没有能力购房,务工人员只能在奉献的地方暂住。
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在于,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是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转化。所以,人的发展始终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标。中国要达到目前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市化率,初步实现现代化目标,这意味着在未来大约40年时间内,必须把8亿左右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很显然,按照当前的城市化思路,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
从经济学上讲,价格的最终形成最关键是买者之间的竞争。有买房经验的人都知道,那些出现在购楼队伍里的“房托”一番虚张声势,就能对真正的购房者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最终影响房屋成交和价格,形成“恐慌性购房”。炒房团不是买来住而是转手高价倒卖,与炒票的黄牛党非常相似。炒房团囤房炒卖,开发商囤地捂盘,房市的如此异相,难怪有不少人惊呼房市已经变得像股市。
纵观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炒房团”无疑已经成为高房价之下的利益分食者和托市者。房子并非不能用来投资,只是当房屋的投资属性大大超过居住的使用属性,人为制造的房价上涨趋势使一批富裕阶层获取短期利润暴富,而大批的中低收入者则被房地产市场边缘化,住房福利被挤占,这非常不公平。
当然,仅从道德上痛批“炒房团”无济于事。撇开资本天然的逐利本性不说,即使从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链条来说,炒房团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寄生的“剔食鸟”。非洲草原上的“剔食鸟”专门和河马等大型动物生活在一起,靠啄取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和牙缝里的食物残渣生存。“剔食鸟”与河马亲如一家,就像“炒房团”与开发商之间的亲密无间。如果一味盯着“炒房团”,人们将难以看到房价疯长背后最大的炒家和最深的根源。炒房团再厉害,也远远比不上“食物链”前端的动物凶猛的危害程度。
声称自己副部级的工资买不起房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说了句大实话,“房地产部分城市有泡沫,一是政府炒地的原因,另外就是社会资金炒房。”可见,首先是政府炒地,然后開发商炒、炒房团再炒,银行信贷再火上浇油,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炒,最终形成了房产市场股市化的倾向。当“地王”现象下的面粉贵过面包的奇观一再出现,那就说明只有一种可能:面包还会被推上更高的价位。这样的游戏规则肯定有问题。
目前,中央已经出台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这就是打破游戏规则的开始。但相对于当前人们的通胀预期焦虑,单纯抑制投机对房地产的大局影响很小。如果土地和金融的制度漏洞得不到修补,房市的“高烧”恐怕难以真正得到降温。真正的城市化进程的道路,还有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