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土耳其出动战机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土耳其对“伊斯兰国”策略的重要转变。由于涉及复杂的土叙关系等问题，土耳其对“伊斯兰国”的态度一度颇为暧昧，因为土耳其在过去一段时间把推动叙利亚政权更迭作为更重要的目标。
　　从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周边外交尤其引人关注。
　　高调推出“零问题”外交
　　过去十余年，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国内形势，土耳其试图重新定位自己的对外战略。2001年，政治学教授达武特奥卢（即现在的土耳其总理）出版了《战略纵深》一书。他认为土耳其应当利用其地理位置，寻求战略纵深，在欧洲之外更加积极地参与中东、亚洲、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地区政治体系，成为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桥梁。在此后的多年里，达武特奥卢都是土耳其决策层幕后的重要声音。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再次赢得议会选举后，体现出其外交新思维的“零问题”外交政策逐渐浮出水面。2009年，达武特奥卢从幕后走到台前，出任外交部长，着力将其外交理念付诸实践。2010年初，达武特奥卢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正式阐述了土耳其的外交新思维及目标。达武特奥卢认为，冷战之后，世界在变，土耳其也在变，土耳其外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和经验决定了土耳其在建立全球新秩序中能够发挥有效作用，而周边地区危机是土耳其开展这种外交的机遇。土耳其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中心，这个区域深受土耳其政治、宗教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土耳其理应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国家，并勇敢承认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重新获得奥斯曼帝国时期在中东地区所获得的尊重。
　　于是，土耳其政府以达武特奥卢的“战略纵深”构想为基础，实行旨在加强和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加强以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和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区域性合作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在重新评估土耳其的地区与国际影响力的基础上，修复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以“对话与合作”取代“遏制与对抗”。为此，土耳其政府在2007年后极力修复与希腊、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力图将相互间冲突减少为零。“零问题”外交的推出，表明土耳其政府正式抛弃了地区孤立主义的冷战思维，并代之以积极进取的地区大国战略。
　　
　　土耳其的这一转变与其政治经济的剧烈转型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密不可分。2002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17大经济体、20国集团成员国。但是，土耳其快速的经济发展缺乏充足的能源支撑，为满足国内能源需求，不得不开拓东方市场，与能源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等国积极发展关系。土耳其甚至不顾美欧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于2009年承诺投资55亿美元与伊朗联合开采南帕尔斯天然气田，2010年双方又同意在土耳其修建一条连接伊朗和欧洲的输气管道。现在土耳其每年消费的天然气总量大约有1/3来自伊朗。可见，经济与能源因素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气候也发生了变化。2002年正发党上台后，新的政治精英对地区政治与外交政策的考量发生变化，认为改善与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2007年再次获胜上台的正发党由于具有了更稳固的民众基础，获得了财富迅速增多的伊斯兰中产阶级的强力支持，使其能够将奥斯曼遗产与伊斯兰价值进行很好的统筹与衔接，并放开手脚大胆寻求新的外交政策定位。“零问题”外交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就是对奥斯曼遗产充分挖掘，因此土耳其政府强调要加强与高加索、中东等前奥斯曼帝国空间的联系，暗喻今天的土耳其有能力并有责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从国际与地区因素来看，冷战的终结使土耳其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首先，1990～1991年海湾战争的爆发使土耳其面临的“库尔德困境”愈加凸显，导致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更加复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唤醒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意识。其次，冷战以来土耳其的北部与西部邻国发生了剧烈的政治转型，南斯拉夫的解体使巴尔干地区成为有名的战争火药桶。与此同时，冷战的终结也改变了土耳其周边的地缘经济环境，黑海与中亚国家从前苏联独立后，开始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相互间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在2008年，土耳其已经成为黑海地区的重要经济体，GDP总量占据了该地区的1/5。对土耳其来说，这些国家既是重要的商品出口和投资市场，也是重要的能源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地。
　　提升了土耳其的地区影响力
　　在“零问题”外交的指导下，土耳其一改以往的旁观者角色，积极介入中东事务，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与争端，并成功扮演了中东地区调停者的角色。最突出的表现是积极介入巴以冲突，在国际舞台上大胆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2008年，正是在土耳其的斡旋下，哈马斯接受了以色列的停火要求。此外，土耳其还力促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和解。
　　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的确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效。与叙利亚的关系开始改善。土耳其与叙利亚长期不和，一方面是因为叙利亚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的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双方之间存在幼发拉底河水资源争端以及哈塔伊省的归属问题。但在2007年以后，土耳其积极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2008年，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允许三方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2009年4月，土耳其与叙利亚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建立了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委员会。同年10月，双方签署了互免入境签证的双边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向前迈进一大步。
　　与伊朗的关系取得突破。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土耳其一直担忧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思潮外溢至本国，进而影响本国的世俗化进程。正发党上台执政后，随着两国能源合作的加深、双边贸易的加强、民间交往的频繁，两国的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双边关系得到改善。2009年埃尔多安访问了伊朗，并在同年6月内贾德再次当选伊朗总统后，马上致电表示祝贺。土耳其还带头反对参与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土耳其和伊朗在伊朗北部共同投资20亿美元建造了一座原油加工厂。2011年2月，土耳其总统居尔访问伊朗，表示土耳其不会加入美国对德黑兰实施的经济制裁。 　　与伊拉克长期冻结的关系得以恢复。在海湾战争中，土耳其站在西方盟国一边，切断了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贸易和能源联系，并经常越境对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军事打击。但2007年后，土耳其与伊拉克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尤其是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关系逐渐缓和，自治区政府同意与土耳其政府共同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双方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2009年土耳其和伊拉克成立“高层战略合作理事会”，签署了40多项双边合作协议。去年2月，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签署了50年的石油运输协议，库尔德自治区的石油将经由土耳其的石油管道对外出口。当前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年贸易额达到80亿美元，已有1200家土耳其公司进驻库尔德自治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土耳其的经济腹地。
　　但是，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则不断恶化。自2008年底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行动以来，土以关系就逐步恶化。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埃尔多安就加沙问题当面严厉抨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并在会议主持人打断他的激烈言辞时愤然离场。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军队向驶入加沙地带的土耳其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开火，造成19人死亡。时任外长达武特奥卢称以色列的袭击为“海盗行径”、“国家恐怖主义”，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进行谴责。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由此降至60年来的最低点。
　　作为替代品的“规范性”外交
　　不过，2010年底突如其来的“阿拉伯之春”使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意外陷入停滞。面对瞬息万变的政局形势和地区安全结构，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显然有些难以为继。具体表现为，土耳其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友好关系破裂，转而积极支持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土耳其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十分暧昧，既不愿其过于强大，又希望利用它遏制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利比亚危机发生之初，土耳其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军事干预，后又转变态度加入西方阵营;埃及军方推翻穆兄会出身的穆尔西总统后，土耳其与埃及关系开始恶化;在也门危机中，土耳其选择了沙特阵营，主张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这些都使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成果付之一炬。
　　在此之际，土耳其政府另辟蹊径，转而借助于“规范性”外交重塑其地区领导者形象。一方面，“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初，“土耳其模式”很受西方和阿拉伯国家青年的追捧，被奉为指导中东国家民主转型的圭皋。土耳其政府由此大受鼓舞。另一方面，中东变局发生后，欧洲、美国没能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来促进变局国家的民主转型，于是土耳其政府顺势填补空缺，力图以自己的伊斯兰民主模式为“规范性目标”，通过大量的民主援助，以及对一些国家反对派的支持来引导中东国家的转型。比如，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土耳其政府主动为利比亚新政权培训警察和政府官员。2011年初埃及“革命”发生后，土耳其对埃及的民主转型给予厚望，当年9月土耳其单方面宣布要成立一个以安卡拉和开罗为首的“伊斯兰轴心”。过去几年，土耳其向周边国家提供了大量国际援助，其中的大部分援助资金都流向了民主援助项目上。据统计，2012年土耳其以10亿美元的援助预算金额高居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排行榜的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欧盟和英国。2013年土耳其又以16亿美元上升到第三名。
　　不过，土耳其“规范性”外交的成效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增速减缓降低了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土耳其经济繁荣时期，大量外国投资养肥了这个新兴经济体。然而，严重依赖外国投资的发展方式恐难长久，如今土耳其面临着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自2012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已经高于10%，青年失业率接近20%。随着总统埃尔多安越来越强势，以及腐败案和司法危机的频频发生，外来投资几乎陷入停滞。为此，土耳其只能依赖卡塔尔、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来重振经济，而卡塔尔和沙特政府向土耳其注入资金的后果就是对土耳其的中东政策产生了约束性影响，导致土耳其外交政策出现“卡塔尔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卡塔尔资本的工具。
　　另外，中东地区复杂的历史、教派与现实利益冲突，导致该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就像一堆凌乱堆砌起来的积木，土耳其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有可能使其与另一个国家的关系受损，从而改变地区秩序格局，因此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在本质上就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正发党政府坚持“零问题”外交是其长期不变的理想与目标，但是在今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正发党自2002年以来首次未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必须联合其他政党共同执政，如果在规定的时间未能成功组阁，则必须在今年11月重新举行大选，这使得土耳其政局充满变数，其“零问题”外交能否继续贯彻下去更是未知之数。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