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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广义虚拟经济的研究方法，分别选取了金融发展与国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指标，并且从物质影响以及心理影响两个方面对它们进行详细的分析。接着利用Eviews 7.0经济统计软件，对我国1980-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金融发展是我国居民幸福感的格兰杰原因，并且在物质方面以及心理方面的影响不同的结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金融发展；幸福感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5） 04-0014-09
一、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阶段：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前两个阶段属于人类的物质需求，后面三个阶段属于心理需求。当今世界，随着经济不断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已经逐渐得到满足，在此前提下他们越来越重视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幸福感，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时代。
林左鸣（2010）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一书中，首次定义广义虚拟经济的概念，即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并以基于价值细分的现代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品牌经济、创意经济以及古玩收藏产业、旅游休闲产业等新经济形式体现出来。刘曙光（2010）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中提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认识和把握广义虚拟经济及其时代，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和辩证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运用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林左鸣（2010）将广义虚拟经济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结合研究，当今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不断的对产品进行技术升级，以此来巩固自己来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另一类是借助于互联网以及大数据分析用户的需求，以及为基础对产品进行改进，接着利用不同的营销手段聚集人气并且维持其虚拟价值；而对于这样的企业，商誉以及人力资源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郑海涛，任若恩（2010）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试图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界定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核算范围，即主要对第三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并且对袁国敏的方法进行了改进，但是文章并未进行实证分析。喻平，蒋宝珠（2014）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下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史以及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下金融创新的必然产物的结论，并且提出相关的政策措施以进一步推进其发展。喻平，蒋宝珠（2014）结合系统动力学理论，对2005-2012年间的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有关的数据，利用Vensim以及Matlab软件进行协同度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创新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的协同程度逐年提高。
2011年的两会期间，一个简单的问题使幸福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让世界为之惊叹，但是根据世界价值调查，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幸福水平并未实现同步增长，甚至出现反向变化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Easterlin悖论”。Takashi Oshio（2010）对日本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高收入不平等地区的人比低收入不平等地区的人更加感到不幸福。经济学家Veenhoven（1991）通过所搜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数据发现，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后哈伊（2003）也证明了相同的结论。王鹏（2011）年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基尼系数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形，其分界值为0.4。张学志，才国伟（2011）广东省利用2008年的数据样本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并且注重生活质量以及生活乐趣的人比重视金钱的人更感幸福。鲁元平，王韬（2011）将数据带入Ordered Logit模型并且对此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得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不仅对居民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犯罪现象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陈刚，李树（2012）借助Stata软件对CGSS数据中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效应进行评估，得出提高当局质量可以从宏观层面促进人们幸福感，并且能有效缩小基尼系数的结论。
国内外研究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它们只是从一个或两个较小方面进行分析，并未从金融发展的宏观角度进行研究；加之金融发展以及幸福感比较难以量化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而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下来研究金融发展与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非常有必要。文章首先分析选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七个因素，以及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接着利用SPSS软件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法、最小二乘估计、平稳性分析、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最后根据相关结果提出帮助我国走出“Easterlin悖论”现象的政策建议。
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自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中国梦一直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其中包含三大内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以及人民幸福，幸福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而幸福感指数便是社会居民对现在所处的生活满意程度的评判标准。我国由于经济起步较晚，因此在此领域上的研究落后于其他国家。1972年，堪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不丹首先提出用国民幸福指数（GNH）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经济的发展水平，随后英国提出国民发展指数（MDP），日本推行国民幸福总值（GNC）用以研究国民的幸福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演化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飞速增长，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温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在物质需求满足后，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娱乐休闲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加大，幸福感在此段时间内快速上升；第二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注重效率而忽视质量的经济发展策略的弊端开始显现，社会上通货膨胀率上升，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空气污染状况日益严峻，人民幸福感逐年下降。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收入差距、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社会销售品零售增长率以及环境污染作为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并将对它们利用广义虚拟经济的方法从物质和心理方面分别探讨。 （一）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指数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这一问题再学术界被讨论了几十年之久，基于我国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主要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1978年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绝对低下，农业生产极为落后，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口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32美元，而当时世界平均水平为6320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858美元；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效率以及质量也是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在1987年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中的贡献度为8.7%，而第二产业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3%，加之政治事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阶段，给人民带来的影响便是温饱问题难以解决，人民幸福感指数较低。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速曾经高达9.3%，居民的衣食住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幸福感迅速提高。
（2）心理影响。单单物质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推动幸福感的提升，研究过程中必须将心理因素考虑在内。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民的精神世界较为匮乏低下，这对幸福感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加之旅游等娱乐活动丰富生活，促使幸福感指数上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我国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之一，是政府调控经济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其最常见的衡量指标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一般来说，当CPI同比增长大于3%时，称为通货膨胀；当CPI大于5%时，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货币当局通常会设定固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美联储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目标设为1.5%～2%，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位2%以下。一般情况下，人民不喜欢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常常被称为“痛苦指数”，本文认为通货膨胀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其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通货膨胀意味着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居民原有的收入已经不能购买原有数量的商品，即实际收入的下降。对于获得浮动工资的人来说，他们的损失并不大甚至将从中获利；但是对于固定收入的人来说，如退休人员工资，他们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小于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因此利益将受到损害，人民幸福感减弱。
（2）心理影响。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后实行一系列的安倍经济学使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创下最低记录41.1%，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产生通货膨胀来刺激消费，从而达到促进经济的目的。而物价上涨会使一些不法的商人大量囤积商品，哄抬物价，造成市场恐慌，同时居民会渐渐对本国货币丧失信心，市场秩序混乱，人民缺乏安全感，从而幸福感降低。
（三）失业率
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失业率是各国调控经济时亘古不变的话题。根据奥肯定律，GDP每增加2%，失业率下降1%。一般而言，失业率越高，国民幸福水平越低；失业率越低，国民幸福水平越高，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失业意味着家庭没有生活的来源，基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对于有储蓄的家庭来说，他们会减少消费；而对于无储蓄的家庭来说，会借钱满足自发性消费。预算线是指在居民收入和商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买到的两种商品的不同数量的各种组合，如图1所示：失业前居民的收入预算曲线为A1B1，它与效用曲线I1相切得到效用U1，即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失业后居民的收入预算曲线向左移动为AB，它与效用曲线I2相切得到效用U2，可以得到U2 （2）心理影响。人们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也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体现自己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寻找更大的平台，从而不断的提高自己，因此幸福指数也会上升。
（四）收入差距
学术界对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一般是基尼系数，国际的警戒值为0.5，当超过该值时，政府应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从而造成社会不安定。如图2所示库茨涅茨“倒U形假说”认为，人均GDP在达到某一特定值前，收入不平等与之呈正相关关系；在到达特定值之后，收入不平等与之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本文认为在现阶段，收入差距越大，人民幸福感指数越低，其具体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物质影响。正如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我国城乡、地区、行业贫富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都已经超过了国际的警戒水平，地区差距与行业差距近几年增长迅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一旦收入差距过大，收入高的群体所消费的商品的档次会高于收入低的群体，加之财富的可积累性，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不仅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居民的幸福感指数会大大降低。
（2）心理影响。幸福感指数是一个相对数而不是绝对数，国民往往是将自身的情况与周围人对比而得出自己是否感到幸福的结论。当人们通过横向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地位，便会产生一种负面心理感受，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会加深这种负面影响，从而使幸福感降低。
（五）居民可支配收入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便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升高，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升高，同时储蓄增加，但是随着我国税收负担变重，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民怨连连，因此本文认为居民者支配收入与幸福感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意味着居民手中持有更多的货币，经济上更加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储蓄、投资或者消费，不需要想过去那样担忧温饱问题，从而幸福感明显提高
（2）心理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亚洲国家的居民拥有的储蓄率最高，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增加安全感，为后代、未来的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因此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 （六）社会销售品零售增长率
零售业是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品牌专卖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几年来，我国零售业发展迅猛，2013年第4季度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1.5%，加之传统零售业转型加快，O2O融合步伐加快，譬如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易购、一号店，其未来的发展不可估量，因此本文认为零售业的增长对幸福感指数有促进作用，其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当利用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GDP=C+I+G+X-M，消费对于一国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中国是一个出口型大国，但是当2008年次贷危机来临时，我国损失巨大，经济严重下滑，因此当局便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口号。零售业的增长正是社会消费水平的反映，该指标的提升，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人们手中的财富的增加，从而幸福感的增加。
（2）心理影响。在我国消费群体中，比重占第一位的便是女性消费者，消费已经成为她们的一种习惯。据调查，87.4%的人群认为消费仅次于旅游的缓解压力、放松生活的一种方式，因此幸福水平提高。
（七）空气污染状况
纵观历史，各国的发展似乎一直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也不例外，2012年我国取代英国成为“雾都”，各地区PM2.5爆表，前央视女主播柴静的纪录片《苍穹之下》引起人们深深的担忧，因此本文认为，空气污染状况越严重，居民幸福感指数越低，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环境污染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永久影响，近几年，我国因大气污染问题而患上呼吸道疾病甚至肺癌的人数逐年增长。雾霾天气降低了空气能见度，从而引发各种交通事故，甚至在偏远地区，环境污染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幸福感。
（2）心理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定居，但往往这些城市的空气污染更为严重，相关的心理学研究证实，良好的环境能够减轻焦虑与绝望的情绪，因此空气污染状况与幸福感指数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三、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金融发展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基金业等等，为了更好的进行量化分析，本文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3个指标：货币化率（B1）、债券市场效率（B2）以及金融相关比率（B3），下面利用广义虚拟经济的思想从物质方面以及心理方面分析金融发展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一）货币化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1）物质影响。货币化率等于M2/GDP，它一般用来表示国家货币的超发程度，一般情况下，货币化率数值越大，货币超发的现象越严重。我国是出口型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使得GDP快速增长，但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当局采取4万亿的救市计划，因此我国货币化率从2008年起飞速增长，2013年达到最大值1.95，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上货币充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而增加幸福感。
（2）心理影响。4万亿的刺激政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负面效应即通货膨胀，近年来，全球的分析师在详细研究中国的相关数据后发现，中国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这样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是螺旋上升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慢慢减小了过去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幸福水平降低。
（二）债券市场效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1）物质影响。债券一直是居民进行投资活动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往往投资金边债券——国债，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会选择企业债券，因此债券市场效率的提高不仅可以提升债券市场环境而且可以升级我国的金融环境，从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增加其活跃度，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有效、收益率水平合理的投资平台，使幸福水平不断提高。
（2）心理影响。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不长，不像欧美国家有近百年历史，因此我们的市场是一个有待发展的、不成熟的市场。债券市场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更加有效率、严格的监控，从而保障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国民幸福感指数显著上升。
（三）金融存货比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1）物质影响。金融存贷比率等于金融机构贷款额与金融机构存款额指标，它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它的均值79.11%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放出0.7911个单位的贷款。但是一般情况而言，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从安全性角度出发不应该超过75%，因此站在银行管理层角度来看，该指标越低越好。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指标越高意味着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减少，市场上的资金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经济运行环境，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上升。
（2）心理影响。我国作为新兴金融市场的后起之秀，其比例正在逐渐上升，意味着市场效率的不断提升，金融市场更加成熟并且与国际接触紧密。作为社会居民，不仅在理财方面有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而且对我国经济有一个较好的预期，从而幸福感指数升高。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1980～2014年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法、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将上述7项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法
将前面一章分析的7种因素选取7种代表性的指标，即GDP增长率（A1l）、通货膨胀率（A2）、居民城镇登记失业率（A3）、基尼系数（A4）、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A5）、社会销售品零售增长率（A6）以及二氧化硫排放增长率（A7），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收集相关数据。
由于上述原始数据是典型的时间序列分析，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发生，利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 首先对7项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KMO检验，以此来判断该组数据是否满足后续分析的要求。如表1的运行结果所示，KMO=0.708，一般情况下只要KMO的值大于0.5，就表示数据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适合后续的主因子分析；同时巴特利球形度检验的原假设为H0：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H1：相关系数矩阵不为单位阵，Sig的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原假设，表示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关系，适合因子分析。从表1运行的结果可以观察出，第一个因子对原始原有变量的贡献为44.465%，第二个因子的贡献为21.853%，两因子共同的贡献为66.318%，因此提取两个因子是合适的。通过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7项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为：A3，A4，A7；第二类为：A2，A6，A1，A5，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第一类因素主要通过心理因素影响居民幸福感，而第二类因素主要通过物质因素影响居民幸福感，因此可以得到以下两式：
Happinessl=-0.848A3-0.783A4+0.712A7
Happiness2=0.628A2+0.554A6+0.419A1+0.629A5
这里必须支出A7与A2的系数分别为0.712和0.628，并不是我们之前预期的负值，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我国历史上发生的通货膨胀的程度比较温和，并不像拉美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当前的市场状态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即手中的财富变多，从而人们增加消费，最终导致幸福感的增加；2.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大力发展工业，造成的结果是空气污染的增加，但是环境问题是最近两年才被人们所认知，因此环境造成的负效应被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正面效应相抵消，即SO2排放的增加意味着我国工业水平上升，从而人们幸福感上升。
（二）平稳性检验
在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之前，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来测试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
H0：序列存在单位根H1：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B1、B2.B3、Happinessl以及Happiness2的ADF统计值均大于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上述序列为非平稳性时间序列，因此不能直接利用原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对上述5项数据分别取一阶差分，对所得的新数据重新进行ADF检验，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4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B1的ADF检验统计量值约为-3.812663，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857386，但小于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3.040391，因此该序列在一阶差分后是平稳性的时间序列，同样分析其他序列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三）协整检验
由于△Bl～I（1）、△B2～1（1）、△B3～1（1）、△happiness1～I（1）、△happiness2～I（1），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分别以Happiness1和Happiness2作为被解释变量，B1、B2以及B3为解释变量，进行OLS估计。
实证结果显示，就心理层面而言，货币化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而债券市场效率与居民幸福感负相关。究其原因，货币化率等于M2/GDP，该指标是一般用来反映央行发行货币的规模以及速度。若货币化率越高，意味着市场上很有可能存在过多的流通中的货币，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越高，加之通货膨胀的加速性，容易造成社会恐慌，从而幸福度降低，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我国2008的4万亿救市计划，当年央行大量向市场上投放货币使CPI最高到达7%，人们实际收入增速小于通货膨胀的增加速度，使得大部分人财富缩水。相反，债券一直是人们进行投资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是我们所称为的“金边债券”国债，债券市场效率越高，可以增加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所以幸福度提高。
实证结果显示，就物质层面来看，货币化率与债券市场效率能够促进国民幸福感，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有效率的债券市场可刺激市场经济，增加社会总需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均GDP，因此增加人均幸福水平，从2014年11月至今，央行一共进行了三次降息，其目的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我国进行改革阵痛期的过程中引导经济走向正常轨道，同时每一次的降准都促使股市大涨，人们手中财富增加。
为了进一步验证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对两方程的残差进行了ADF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Eviews 7.0运行的结果可以观察出，u1和u2的ADF分别为-1.779307、-2.363800，均大于1%以及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但是小于10%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两序列均是平稳序列，从而证明了两方程均存在协整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表8可以看出，对于原假设对应的P值分别约为0.0172、0.0419、0.0041、0.0206明显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从而说明B1、B2、B3分别是Happiness1以及Happiness2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进而证明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
五、政策建议
（一）加大改革力度，缩小贫富差距
现阶段我国各部门政府正在强有力的推进改革，尽量使每一位居民都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通过第四节的实证分析可知，贫富差距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是影响居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过去30年，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为我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但是当代社会收入不公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矛盾的集中点，当局必须采取政策缓解此现状，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金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每人都拥有享有它的权利，但是我国现在80%的财富掌握在20%人的手中，剩下20%的财富掌握在80%的人手中，同时金融门槛过高，金融管制过严，导致银行形成一种强大的垄断集团，从而富人变得更为富有，穷人变得更加贫穷，拉大基尼系数。加大改革力度便是打破这些垄断利益集团，提升金融开放的程度，让低收入者更好的参与到金融活动中，促进金融业的竞争，使金融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率的分配，最终达到国民幸福感上升的目标。
（二）鼓励创新创业，促进就业水平
“就业难”问题是各国政府一直关注的问题，现今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应届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与之相对的是就业渠道狭窄、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为了有效缓解此问题，当局必须在政策上扶持创业，让市场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并不需要人们去效仿俞敏洪、马云，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型的创业，创新并不仅仅只限于苹果、微软公司那样的科技创新，带领消费者走向新的时代，创业者们完全可以从其他细微方向出发，比如麦当劳通过组合一个汉堡、一包薯条和一杯可乐创新了一种商业模式，由此获得巨大成功，因此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指数。
（三）健全金融市场，减轻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居住条件以及身体健康，我国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完善当前的环境保护法，赋予环境保护部门更大的权利，建立相应的环境评估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该问题，比如积极推出环境金融产品，如期权、期货、互换等等，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2015年6月，北京以及合肥率先试点国际上的碳交易排放机制，对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进行充分的研究与学习，以期缓解当前严重的环保问题，在未来，我国应该大力推行与发展此类金融产品。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金融发展；幸福感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1.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5） 04-0014-09
一、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阶段：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前两个阶段属于人类的物质需求，后面三个阶段属于心理需求。当今世界，随着经济不断的快速发展，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已经逐渐得到满足，在此前提下他们越来越重视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幸福感，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时代。
林左鸣（2010）在《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一书中，首次定义广义虚拟经济的概念，即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并以基于价值细分的现代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品牌经济、创意经济以及古玩收藏产业、旅游休闲产业等新经济形式体现出来。刘曙光（2010）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中提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认识和把握广义虚拟经济及其时代，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和辩证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运用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方法。林左鸣（2010）将广义虚拟经济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结合研究，当今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不断的对产品进行技术升级，以此来巩固自己来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另一类是借助于互联网以及大数据分析用户的需求，以及为基础对产品进行改进，接着利用不同的营销手段聚集人气并且维持其虚拟价值；而对于这样的企业，商誉以及人力资源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郑海涛，任若恩（2010）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的理论，试图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界定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核算范围，即主要对第三产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并且对袁国敏的方法进行了改进，但是文章并未进行实证分析。喻平，蒋宝珠（2014）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下对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史以及意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下金融创新的必然产物的结论，并且提出相关的政策措施以进一步推进其发展。喻平，蒋宝珠（2014）结合系统动力学理论，对2005-2012年间的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有关的数据，利用Vensim以及Matlab软件进行协同度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创新系统与经济增长系统的协同程度逐年提高。
2011年的两会期间，一个简单的问题使幸福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让世界为之惊叹，但是根据世界价值调查，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幸福水平并未实现同步增长，甚至出现反向变化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Easterlin悖论”。Takashi Oshio（2010）对日本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高收入不平等地区的人比低收入不平等地区的人更加感到不幸福。经济学家Veenhoven（1991）通过所搜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数据发现，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后哈伊（2003）也证明了相同的结论。王鹏（2011）年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发现基尼系数对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形，其分界值为0.4。张学志，才国伟（2011）广东省利用2008年的数据样本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和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并且注重生活质量以及生活乐趣的人比重视金钱的人更感幸福。鲁元平，王韬（2011）将数据带入Ordered Logit模型并且对此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得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不仅对居民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犯罪现象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陈刚，李树（2012）借助Stata软件对CGSS数据中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效应进行评估，得出提高当局质量可以从宏观层面促进人们幸福感，并且能有效缩小基尼系数的结论。
国内外研究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它们只是从一个或两个较小方面进行分析，并未从金融发展的宏观角度进行研究；加之金融发展以及幸福感比较难以量化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而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下来研究金融发展与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非常有必要。文章首先分析选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七个因素，以及代表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接着利用SPSS软件对其进行主成分分析法、最小二乘估计、平稳性分析、协整分析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最后根据相关结果提出帮助我国走出“Easterlin悖论”现象的政策建议。
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自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中国梦一直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其中包含三大内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以及人民幸福，幸福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而幸福感指数便是社会居民对现在所处的生活满意程度的评判标准。我国由于经济起步较晚，因此在此领域上的研究落后于其他国家。1972年，堪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不丹首先提出用国民幸福指数（GNH）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经济的发展水平，随后英国提出国民发展指数（MDP），日本推行国民幸福总值（GNC）用以研究国民的幸福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演化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飞速增长，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温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在物质需求满足后，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娱乐休闲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加大，幸福感在此段时间内快速上升；第二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注重效率而忽视质量的经济发展策略的弊端开始显现，社会上通货膨胀率上升，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空气污染状况日益严峻，人民幸福感逐年下降。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收入差距、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社会销售品零售增长率以及环境污染作为影响城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并将对它们利用广义虚拟经济的方法从物质和心理方面分别探讨。 （一）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指数之间是否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这一问题再学术界被讨论了几十年之久，基于我国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主要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1978年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绝对低下，农业生产极为落后，全社会每个就业人口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32美元，而当时世界平均水平为6320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858美元；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的效率以及质量也是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在1987年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中的贡献度为8.7%，而第二产业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3.3%，加之政治事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阶段，给人民带来的影响便是温饱问题难以解决，人民幸福感指数较低。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速曾经高达9.3%，居民的衣食住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幸福感迅速提高。
（2）心理影响。单单物质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推动幸福感的提升，研究过程中必须将心理因素考虑在内。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民的精神世界较为匮乏低下，这对幸福感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加之旅游等娱乐活动丰富生活，促使幸福感指数上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我国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之一，是政府调控经济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其最常见的衡量指标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一般来说，当CPI同比增长大于3%时，称为通货膨胀；当CPI大于5%时，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货币当局通常会设定固定的通货膨胀目标，美联储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目标设为1.5%～2%，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位2%以下。一般情况下，人民不喜欢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常常被称为“痛苦指数”，本文认为通货膨胀与居民幸福指数之间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其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通货膨胀意味着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居民原有的收入已经不能购买原有数量的商品，即实际收入的下降。对于获得浮动工资的人来说，他们的损失并不大甚至将从中获利；但是对于固定收入的人来说，如退休人员工资，他们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小于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因此利益将受到损害，人民幸福感减弱。
（2）心理影响。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后实行一系列的安倍经济学使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创下最低记录41.1%，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过量化宽松政策产生通货膨胀来刺激消费，从而达到促进经济的目的。而物价上涨会使一些不法的商人大量囤积商品，哄抬物价，造成市场恐慌，同时居民会渐渐对本国货币丧失信心，市场秩序混乱，人民缺乏安全感，从而幸福感降低。
（三）失业率
宏观经济四大目标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失业率是各国调控经济时亘古不变的话题。根据奥肯定律，GDP每增加2%，失业率下降1%。一般而言，失业率越高，国民幸福水平越低；失业率越低，国民幸福水平越高，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失业意味着家庭没有生活的来源，基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对于有储蓄的家庭来说，他们会减少消费；而对于无储蓄的家庭来说，会借钱满足自发性消费。预算线是指在居民收入和商品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买到的两种商品的不同数量的各种组合，如图1所示：失业前居民的收入预算曲线为A1B1，它与效用曲线I1相切得到效用U1，即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失业后居民的收入预算曲线向左移动为AB，它与效用曲线I2相切得到效用U2，可以得到U2
（四）收入差距
学术界对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一般是基尼系数，国际的警戒值为0.5，当超过该值时，政府应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从而造成社会不安定。如图2所示库茨涅茨“倒U形假说”认为，人均GDP在达到某一特定值前，收入不平等与之呈正相关关系；在到达特定值之后，收入不平等与之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本文认为在现阶段，收入差距越大，人民幸福感指数越低，其具体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物质影响。正如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我国城乡、地区、行业贫富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都已经超过了国际的警戒水平，地区差距与行业差距近几年增长迅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一旦收入差距过大，收入高的群体所消费的商品的档次会高于收入低的群体，加之财富的可积累性，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不仅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居民的幸福感指数会大大降低。
（2）心理影响。幸福感指数是一个相对数而不是绝对数，国民往往是将自身的情况与周围人对比而得出自己是否感到幸福的结论。当人们通过横向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地位，便会产生一种负面心理感受，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会加深这种负面影响，从而使幸福感降低。
（五）居民可支配收入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便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升高，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消费水平升高，同时储蓄增加，但是随着我国税收负担变重，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民怨连连，因此本文认为居民者支配收入与幸福感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意味着居民手中持有更多的货币，经济上更加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储蓄、投资或者消费，不需要想过去那样担忧温饱问题，从而幸福感明显提高
（2）心理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亚洲国家的居民拥有的储蓄率最高，他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增加安全感，为后代、未来的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因此可支配的收入增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 （六）社会销售品零售增长率
零售业是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品牌专卖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几年来，我国零售业发展迅猛，2013年第4季度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1.5%，加之传统零售业转型加快，O2O融合步伐加快，譬如阿里巴巴、京东、苏宁易购、一号店，其未来的发展不可估量，因此本文认为零售业的增长对幸福感指数有促进作用，其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当利用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GDP=C+I+G+X-M，消费对于一国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中国是一个出口型大国，但是当2008年次贷危机来临时，我国损失巨大，经济严重下滑，因此当局便提出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的口号。零售业的增长正是社会消费水平的反映，该指标的提升，意味着经济的增长，人们手中的财富的增加，从而幸福感的增加。
（2）心理影响。在我国消费群体中，比重占第一位的便是女性消费者，消费已经成为她们的一种习惯。据调查，87.4%的人群认为消费仅次于旅游的缓解压力、放松生活的一种方式，因此幸福水平提高。
（七）空气污染状况
纵观历史，各国的发展似乎一直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也不例外，2012年我国取代英国成为“雾都”，各地区PM2.5爆表，前央视女主播柴静的纪录片《苍穹之下》引起人们深深的担忧，因此本文认为，空气污染状况越严重，居民幸福感指数越低，具体分析如下：
（1）物质影响。环境污染会对居民的健康造成永久影响，近几年，我国因大气污染问题而患上呼吸道疾病甚至肺癌的人数逐年增长。雾霾天气降低了空气能见度，从而引发各种交通事故，甚至在偏远地区，环境污染会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幸福感。
（2）心理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定居，但往往这些城市的空气污染更为严重，相关的心理学研究证实，良好的环境能够减轻焦虑与绝望的情绪，因此空气污染状况与幸福感指数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三、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金融发展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基金业等等，为了更好的进行量化分析，本文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3个指标：货币化率（B1）、债券市场效率（B2）以及金融相关比率（B3），下面利用广义虚拟经济的思想从物质方面以及心理方面分析金融发展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一）货币化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1）物质影响。货币化率等于M2/GDP，它一般用来表示国家货币的超发程度，一般情况下，货币化率数值越大，货币超发的现象越严重。我国是出口型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使得GDP快速增长，但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当局采取4万亿的救市计划，因此我国货币化率从2008年起飞速增长，2013年达到最大值1.95，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上货币充裕，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而增加幸福感。
（2）心理影响。4万亿的刺激政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其负面效应即通货膨胀，近年来，全球的分析师在详细研究中国的相关数据后发现，中国存在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这样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是螺旋上升型的通货膨胀。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慢慢减小了过去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居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幸福水平降低。
（二）债券市场效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1）物质影响。债券一直是居民进行投资活动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往往投资金边债券——国债，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投资者会选择企业债券，因此债券市场效率的提高不仅可以提升债券市场环境而且可以升级我国的金融环境，从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增加其活跃度，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安全、有效、收益率水平合理的投资平台，使幸福水平不断提高。
（2）心理影响。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不长，不像欧美国家有近百年历史，因此我们的市场是一个有待发展的、不成熟的市场。债券市场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更加有效率、严格的监控，从而保障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使国民幸福感指数显著上升。
（三）金融存货比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1）物质影响。金融存贷比率等于金融机构贷款额与金融机构存款额指标，它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它的均值79.11%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放出0.7911个单位的贷款。但是一般情况而言，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从安全性角度出发不应该超过75%，因此站在银行管理层角度来看，该指标越低越好。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指标越高意味着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减少，市场上的资金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经济运行环境，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上升。
（2）心理影响。我国作为新兴金融市场的后起之秀，其比例正在逐渐上升，意味着市场效率的不断提升，金融市场更加成熟并且与国际接触紧密。作为社会居民，不仅在理财方面有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而且对我国经济有一个较好的预期，从而幸福感指数升高。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1980～2014年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法、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将上述7项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法
将前面一章分析的7种因素选取7种代表性的指标，即GDP增长率（A1l）、通货膨胀率（A2）、居民城镇登记失业率（A3）、基尼系数（A4）、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A5）、社会销售品零售增长率（A6）以及二氧化硫排放增长率（A7），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收集相关数据。
由于上述原始数据是典型的时间序列分析，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发生，利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 首先对7项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KMO检验，以此来判断该组数据是否满足后续分析的要求。如表1的运行结果所示，KMO=0.708，一般情况下只要KMO的值大于0.5，就表示数据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适合后续的主因子分析；同时巴特利球形度检验的原假设为H0：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H1：相关系数矩阵不为单位阵，Sig的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原假设，表示变量之间具有相关关系，适合因子分析。从表1运行的结果可以观察出，第一个因子对原始原有变量的贡献为44.465%，第二个因子的贡献为21.853%，两因子共同的贡献为66.318%，因此提取两个因子是合适的。通过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7项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为：A3，A4，A7；第二类为：A2，A6，A1，A5，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第一类因素主要通过心理因素影响居民幸福感，而第二类因素主要通过物质因素影响居民幸福感，因此可以得到以下两式：
Happinessl=-0.848A3-0.783A4+0.712A7
Happiness2=0.628A2+0.554A6+0.419A1+0.629A5
这里必须支出A7与A2的系数分别为0.712和0.628，并不是我们之前预期的负值，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我国历史上发生的通货膨胀的程度比较温和，并不像拉美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当前的市场状态会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即手中的财富变多，从而人们增加消费，最终导致幸福感的增加；2.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大力发展工业，造成的结果是空气污染的增加，但是环境问题是最近两年才被人们所认知，因此环境造成的负效应被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正面效应相抵消，即SO2排放的增加意味着我国工业水平上升，从而人们幸福感上升。
（二）平稳性检验
在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之前，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来测试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
H0：序列存在单位根H1：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B1、B2.B3、Happinessl以及Happiness2的ADF统计值均大于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上述序列为非平稳性时间序列，因此不能直接利用原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对上述5项数据分别取一阶差分，对所得的新数据重新进行ADF检验，判断是否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4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B1的ADF检验统计量值约为-3.812663，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857386，但小于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3.040391，因此该序列在一阶差分后是平稳性的时间序列，同样分析其他序列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
（三）协整检验
由于△Bl～I（1）、△B2～1（1）、△B3～1（1）、△happiness1～I（1）、△happiness2～I（1），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分别以Happiness1和Happiness2作为被解释变量，B1、B2以及B3为解释变量，进行OLS估计。
实证结果显示，就心理层面而言，货币化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而债券市场效率与居民幸福感负相关。究其原因，货币化率等于M2/GDP，该指标是一般用来反映央行发行货币的规模以及速度。若货币化率越高，意味着市场上很有可能存在过多的流通中的货币，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越高，加之通货膨胀的加速性，容易造成社会恐慌，从而幸福度降低，其中最有名的例子便是我国2008的4万亿救市计划，当年央行大量向市场上投放货币使CPI最高到达7%，人们实际收入增速小于通货膨胀的增加速度，使得大部分人财富缩水。相反，债券一直是人们进行投资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是我们所称为的“金边债券”国债，债券市场效率越高，可以增加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所以幸福度提高。
实证结果显示，就物质层面来看，货币化率与债券市场效率能够促进国民幸福感，主要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有效率的债券市场可刺激市场经济，增加社会总需求，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均GDP，因此增加人均幸福水平，从2014年11月至今，央行一共进行了三次降息，其目的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我国进行改革阵痛期的过程中引导经济走向正常轨道，同时每一次的降准都促使股市大涨，人们手中财富增加。
为了进一步验证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对两方程的残差进行了ADF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Eviews 7.0运行的结果可以观察出，u1和u2的ADF分别为-1.779307、-2.363800，均大于1%以及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但是小于10%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两序列均是平稳序列，从而证明了两方程均存在协整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表8可以看出，对于原假设对应的P值分别约为0.0172、0.0419、0.0041、0.0206明显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从而说明B1、B2、B3分别是Happiness1以及Happiness2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进而证明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
五、政策建议
（一）加大改革力度，缩小贫富差距
现阶段我国各部门政府正在强有力的推进改革，尽量使每一位居民都能享受到改革的红利。通过第四节的实证分析可知，贫富差距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是影响居民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过去30年，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为我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但是当代社会收入不公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矛盾的集中点，当局必须采取政策缓解此现状，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金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每人都拥有享有它的权利，但是我国现在80%的财富掌握在20%人的手中，剩下20%的财富掌握在80%的人手中，同时金融门槛过高，金融管制过严，导致银行形成一种强大的垄断集团，从而富人变得更为富有，穷人变得更加贫穷，拉大基尼系数。加大改革力度便是打破这些垄断利益集团，提升金融开放的程度，让低收入者更好的参与到金融活动中，促进金融业的竞争，使金融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率的分配，最终达到国民幸福感上升的目标。
（二）鼓励创新创业，促进就业水平
“就业难”问题是各国政府一直关注的问题，现今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应届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与之相对的是就业渠道狭窄、竞争激烈，就业形势严峻，为了有效缓解此问题，当局必须在政策上扶持创业，让市场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并不需要人们去效仿俞敏洪、马云，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型的创业，创新并不仅仅只限于苹果、微软公司那样的科技创新，带领消费者走向新的时代，创业者们完全可以从其他细微方向出发，比如麦当劳通过组合一个汉堡、一包薯条和一杯可乐创新了一种商业模式，由此获得巨大成功，因此就业问题的解决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指数。
（三）健全金融市场，减轻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居住条件以及身体健康，我国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完善当前的环境保护法，赋予环境保护部门更大的权利，建立相应的环境评估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的方法去解决该问题，比如积极推出环境金融产品，如期权、期货、互换等等，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2015年6月，北京以及合肥率先试点国际上的碳交易排放机制，对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进行充分的研究与学习，以期缓解当前严重的环保问题，在未来，我国应该大力推行与发展此类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