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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朋友到上海，总得带点东西回去，当然，带点老城隍庙五香豆回去，带点衣服饰品回去，都是可以的。但假如能够带点“文化”回去，是不是更好呢？
坐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一间朝南的房间里，早春的阳光映照在老人的脸上。
窗外，是宝山大场。80年前，这里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战火纷飞的地方。80年过去，如今，这里是以上海这座城市为名的著名学府，是海派文化资料汇集、群贤云集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上海一路发展的脉络。而在座的这位满头银丝的老人——李伦新，正有十卷本《李伦新文集》问世。
出生于1934年的李伦新，在青少年时代以学徒的身份迎来了上海解放。他在新中国一路成长，先后做过南市区党政一把手，做过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但无论何时，首先，他是一位作家。从《梦花情缘》《银楼》，到《上海新话》《船过无痕》等，他的小说、散文，大多以上海为背景，反映上海风情、海派文化。
不止一位朋友向《新民周刊》记者提到一段往事——1992年上海两会期间，李伦新带着一些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来到位处南市老城厢的大境阁，去看上海仅存的一段老城墙。从那以后，李伦新大力推动海派文化研究，并于2002年成立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时出任主任至今。
一段城墙
关于邀请上海两会代表委员看上海古城墙一事，李伦新的原版表述是这样的：“那一次两会时，作为人大代表，我还是南市区的领导。一天，我和孙道临、郭博等人说，上海有一段古城墙。孙道临说，他原本只知道西安、南京有古城墙，没想到上海也有古城墙。”郭博是郭沫若之子，著名建筑设计师和摄影师，与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一样，他也对李伦新所说的上海古城墙很感兴趣。
于是，利用两会午休时间，李伦新邀请有兴趣前往者去南市。在大境阁，大家看到的是被十一个生产组倚靠着的一段城墙，许多地方被煤球炉子熏着，城墙上的木结构建筑看上去岌岌可危。
这一段古城墙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兴建目的是为了抵抗倭寇。在上海开埠以后，因为城市的拓展，于民国元年亦即1912年7月开始拆除。“当时拆除城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从老城厢到外滩交通不便。”李伦新告诉记者，“但在拆除城墙的过程中，大境阁这一段保留了下来。据考证，是因为拆除工程进行时，民工在这里搭了工棚。等到拆除工程结束，这工棚没拆，这段城墙也就一直留着了。”
这一留，就是这段城墙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沉默。
“那时候，南市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仅2亿元。许多地方需要花钱，这点钱不够用。”李伦新说，“修缮大境阁，包括拆迁那十一个生产组，钱从哪里来？”
在市两会期间，大境阁当时的状况被代表委员们看在眼里，反映了上去，于是市里批了150万元。但仍有不小的缺口，就成立了抢救古城墙基金会，李伦新第一个捐款——410元。
当时，即便身为区长，李伦新的工资收入并不高，400多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为何不是整数而有10元零头呢？“取个吉祥的寓意吧。当时我觉得，保护上海老城墙，就是保护上海历史的见证。这是一番事业。410这个数字，谐音‘事业灵’。上海话‘灵’，就是‘好’的意思，就像上大现在主推3月10日作为海派文化日，寓意‘侪要灵’。”
李伦新带头捐款后，当时南市区的党政干部纷纷解囊捐款。而此时，有人从香港捎带回来10两黄金，给基金会用于大境阁修缮。看到捐黄金者姓名，李伦新想了起来。原来，此人是位老南市人，生长在老城厢。李伦新任南市区委统战部部长时，曾经到香港与他见过面。
由这10两黄金开始，许多侨胞侨眷开始捐资。
从1992年开始，当时的南市区政府经三年的努力，动迁居民31户，单位9个，最终耗资900万元，将这段古城墙和大境阁按原样修复开放，供游人参观游览。
2002年，首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上午，在上大开会。下午，我就请与会者去豫园，去老城隍庙。”李伦新对记者说。
如今的李伦新，亦是这游人中的一名。“有空的时候，我会去走走，沿着城墙看上海的根。那当年城砖上刻着的名字、钤印，更让人感觉后人有责任保护这些历史遗存。”
水城梦
李伦新有一个梦，梦里水城。
“我当区长的时候，曾经提出——是否能恢复方浜？”李伦新告诉记者，“方浜原本就是有小桥流水，那水流通往黄浦江口、豫园荷花池等处。”
原本，方浜穿过小东门旁的水门和老城厢外的集水浜相接，一直向西流到西城墙脚下。其另一支，据清同治年代《上海縣志》记载：“方浜一支从香花桥北流，名为侯家浜，再北折而东，过北香花桥、安仁桥，至福佑桥而至”，这样就形成方形，故而约定俗成称为方浜。如今，无论方浜，还是集水浜、侯家浜等，早变作了方浜路、东门路、侯家路等。
“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沿肇嘉浜去徐家汇捉蟋蟀，还不小心掉进河浜里去呢。”在李伦新看来，正是这江南水网密布的特征，形成了上海，成就了上海。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原本叫做吴淞江。如今的苏州河，系指吴淞江上海市区一段，从北新泾到外白渡桥。一百多年前，域外商人来到上海后，因其直达江南丝织业中心苏州城，一开始叫它“通往苏州的河”，简而化之称为苏州河。1848年，英国领事馆与上海道台订立扩大租界的协议时，吴淞江上海一段正式改名为苏州河，地图上也标上了这个名字。
黄浦江、青浦、杨树浦，陆家浜、肇嘉浜、蕰藻浜，外滩、前滩、后滩，在李伦新眼里，上海的地名许多与河流、水域有关，包括诸如八仙桥、斜桥等早就没桥了，可地名里还是遗存了“桥”字。
如今上海市域内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市中心，在6000多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因为长江奔流，大海潮汐，渐渐将泥沙淤积成陆。接下来，就有人来到这片三角洲上最新的地方打鱼为生，逐渐形成上海浦、下海浦两个小渔村。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如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为上海镇，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了。 “上海，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李伦新感慨道，“水，是上海的命门，有了水，这座城才有了，才活了。没有长江冲刷下的泥沙形成滩涂，如今的上海就无法成陆。即便如今，上海仍因此而在长大。因为是水城，在那个年代，移民从各地水路进入上海。我本人就是外地来的。”海派文化，正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间文化。在上海，他们又相互影响，有的融合，有的排斥以至淘汰，也有的逐渐变化，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逐渐形成的具有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地域文化。百川归流，九腔十八调，都能融入上海。”李伦新说。
在如今董家渡金融城建设项目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会馆街。此地本有一处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商船会馆。“商船会馆那方头平底的船型造型，曾经是上海市政府的标志。这家会馆，当年是船东组织起来的。占地面积近20亩的会馆，内有双合式大殿，殿前为两层楼戏台，殿后有集会议事的大厅，大殿内曾设有宏丽的神龛，内供天后娘娘神像。很可惜，会馆大厅早已拆除，只留下空空的基座。
商船会馆证明了上海当年的船运业，上通长江，下连大海。李伦新说：“正是因为上海是一座水城，水又是活的，一直在动的，没有一分钟是静态的，所以形成了上海人的性格与水，包括与海水，实实是分不开的。”
“我儿子今年60岁了。记得他小时候，我曾经经常带他到黄浦江里去游泳。那时候家长会告诫小孩子，游泳可以，但不能去碰停泊着的轮船的螺旋桨。”那些开到海里去的轮船，万一启动，螺旋桨一转动起来，对于游泳者有着生命危险。但那些停泊着的开到海里去的轮船，恰恰又证明着上海这座水城，并不仅仅只是依伴着河流的水城，这座水城通往大海，抱负宏大。“我觉得，上海人真的要去海上，吹吹海风，尝一尝海水的滋味……”李伦新如是说。
上海人
李伦新一直认为——“海派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并消化吸收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有着开放性、扬弃性、多元性、时尚性。她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拿来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的；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上海人。
“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动活泼的载体，往往只要从他们的衣着打扮、神情姿态、言谈举止，就大致可以看出，这是不是上海人，或者是不是老上海。”李伦新表示，“特别是上海女人，尤其是某些地段、其种职业和阶层的上年纪的上海女人，她们身上的‘上海味’特别浓，追求时尚的意识特别明显。”
在“海派文化丛书”首次推出的四本中，就有两本专门讲上海人。一本是程乃珊的《上海先生》，一本是马尚龙的《上海女人》。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作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李伦新想为世博会做点贡献。“我当时曾经讲过，各国朋友到上海，总得带点东西回去，当然，带点老城隍庙五香豆回去，带点衣服饰品回去，都是可以的。但假如能够带点‘文化’回去，是不是更好呢？”由此，李伦新找到了好友丁锡满。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的丁锡满，那时候和李伦新一起参与组织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活动。老哥俩于是一起策划海派文化丛书。此时，李伦新想到向程乃珊约稿。
“程乃珊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是第一时间一早去她家凭吊的。”对这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作家过早凋零，李伦新颇为伤感。他犹记得向她约稿的时候，去她家里几次。程乃珊的先生对李伦新表示：“写海派文化丛书的事，我支持她！家务事我帮她做。”
与一直自称海派作家的程乃珊相比，马尚龙如此说：“写《上海女人》，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向。”
如今，“海派文化丛书”已经出到33本。最近，李伦新去福州路上海書城，看到货架上放着一整排蓝白封面的“海派文化丛书”，于是问店经理：“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在给这套书做广告？”经理回说，并非做广告，因为卖得好，经常补货，成为了常销书。上海图书馆阅览室第一个橱窗里，也放着这套丛书。如今，“海派文化丛书”英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已经开始。这些，都让李伦新颇为欣慰。
在李伦新看来，文化是养成的。推出“海派文化丛书”，一方面能向外来游客和各地对海派文化感兴趣者推介上海，另一方面，也能影响年轻人。
“上海是个神奇的地方。有人赤脚来上海，或者说光脚穿一双布鞋来到上海。但在这一方水土，他被环境影响、改变，后来发展得很好。”李伦新说，“有一次，我在长宁图书馆讲课，来了几百人。那一次，我拼命讲上海话。有人说听不懂。”李伦新觉得，多听听也就懂了。他的目的是要让更多上海人、新上海人了解上海，了解海派文化。
“其实，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的。早在解放初期，我曾经参与过一个调查。当时，以祖孙三代都住在上海为标准算作上海人的，查下来，只有浦东川沙等地有一部分，占当时全市人口的15%。”李伦新说。
有了这座城市，有了这座城市的人民，才有了海派文化。又因为有了海派文化，上海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而热爱上海的李伦新就是海派文化的守望者。
坐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一间朝南的房间里，早春的阳光映照在老人的脸上。
窗外，是宝山大场。80年前，这里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战火纷飞的地方。80年过去，如今，这里是以上海这座城市为名的著名学府，是海派文化资料汇集、群贤云集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上海一路发展的脉络。而在座的这位满头银丝的老人——李伦新，正有十卷本《李伦新文集》问世。
出生于1934年的李伦新，在青少年时代以学徒的身份迎来了上海解放。他在新中国一路成长，先后做过南市区党政一把手，做过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但无论何时，首先，他是一位作家。从《梦花情缘》《银楼》，到《上海新话》《船过无痕》等，他的小说、散文，大多以上海为背景，反映上海风情、海派文化。
不止一位朋友向《新民周刊》记者提到一段往事——1992年上海两会期间，李伦新带着一些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来到位处南市老城厢的大境阁，去看上海仅存的一段老城墙。从那以后，李伦新大力推动海派文化研究，并于2002年成立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时出任主任至今。
一段城墙
关于邀请上海两会代表委员看上海古城墙一事，李伦新的原版表述是这样的：“那一次两会时，作为人大代表，我还是南市区的领导。一天，我和孙道临、郭博等人说，上海有一段古城墙。孙道临说，他原本只知道西安、南京有古城墙，没想到上海也有古城墙。”郭博是郭沫若之子，著名建筑设计师和摄影师，与电影艺术家孙道临一样，他也对李伦新所说的上海古城墙很感兴趣。
于是，利用两会午休时间，李伦新邀请有兴趣前往者去南市。在大境阁，大家看到的是被十一个生产组倚靠着的一段城墙，许多地方被煤球炉子熏着，城墙上的木结构建筑看上去岌岌可危。
这一段古城墙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兴建目的是为了抵抗倭寇。在上海开埠以后，因为城市的拓展，于民国元年亦即1912年7月开始拆除。“当时拆除城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从老城厢到外滩交通不便。”李伦新告诉记者，“但在拆除城墙的过程中，大境阁这一段保留了下来。据考证，是因为拆除工程进行时，民工在这里搭了工棚。等到拆除工程结束，这工棚没拆，这段城墙也就一直留着了。”
这一留，就是这段城墙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沉默。
“那时候，南市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仅2亿元。许多地方需要花钱，这点钱不够用。”李伦新说，“修缮大境阁，包括拆迁那十一个生产组，钱从哪里来？”
在市两会期间，大境阁当时的状况被代表委员们看在眼里，反映了上去，于是市里批了150万元。但仍有不小的缺口，就成立了抢救古城墙基金会，李伦新第一个捐款——410元。
当时，即便身为区长，李伦新的工资收入并不高，400多元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可为何不是整数而有10元零头呢？“取个吉祥的寓意吧。当时我觉得，保护上海老城墙，就是保护上海历史的见证。这是一番事业。410这个数字，谐音‘事业灵’。上海话‘灵’，就是‘好’的意思，就像上大现在主推3月10日作为海派文化日，寓意‘侪要灵’。”
李伦新带头捐款后，当时南市区的党政干部纷纷解囊捐款。而此时，有人从香港捎带回来10两黄金，给基金会用于大境阁修缮。看到捐黄金者姓名，李伦新想了起来。原来，此人是位老南市人，生长在老城厢。李伦新任南市区委统战部部长时，曾经到香港与他见过面。
由这10两黄金开始，许多侨胞侨眷开始捐资。
从1992年开始，当时的南市区政府经三年的努力，动迁居民31户，单位9个，最终耗资900万元，将这段古城墙和大境阁按原样修复开放，供游人参观游览。
2002年，首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办。“上午，在上大开会。下午，我就请与会者去豫园，去老城隍庙。”李伦新对记者说。
如今的李伦新，亦是这游人中的一名。“有空的时候，我会去走走，沿着城墙看上海的根。那当年城砖上刻着的名字、钤印，更让人感觉后人有责任保护这些历史遗存。”
水城梦
李伦新有一个梦，梦里水城。
“我当区长的时候，曾经提出——是否能恢复方浜？”李伦新告诉记者，“方浜原本就是有小桥流水，那水流通往黄浦江口、豫园荷花池等处。”
原本，方浜穿过小东门旁的水门和老城厢外的集水浜相接，一直向西流到西城墙脚下。其另一支，据清同治年代《上海縣志》记载：“方浜一支从香花桥北流，名为侯家浜，再北折而东，过北香花桥、安仁桥，至福佑桥而至”，这样就形成方形，故而约定俗成称为方浜。如今，无论方浜，还是集水浜、侯家浜等，早变作了方浜路、东门路、侯家路等。
“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沿肇嘉浜去徐家汇捉蟋蟀，还不小心掉进河浜里去呢。”在李伦新看来，正是这江南水网密布的特征，形成了上海，成就了上海。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原本叫做吴淞江。如今的苏州河，系指吴淞江上海市区一段，从北新泾到外白渡桥。一百多年前，域外商人来到上海后，因其直达江南丝织业中心苏州城，一开始叫它“通往苏州的河”，简而化之称为苏州河。1848年，英国领事馆与上海道台订立扩大租界的协议时，吴淞江上海一段正式改名为苏州河，地图上也标上了这个名字。
黄浦江、青浦、杨树浦，陆家浜、肇嘉浜、蕰藻浜，外滩、前滩、后滩，在李伦新眼里，上海的地名许多与河流、水域有关，包括诸如八仙桥、斜桥等早就没桥了，可地名里还是遗存了“桥”字。
如今上海市域内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市中心，在6000多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因为长江奔流，大海潮汐，渐渐将泥沙淤积成陆。接下来，就有人来到这片三角洲上最新的地方打鱼为生，逐渐形成上海浦、下海浦两个小渔村。到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在如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为上海镇，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了。 “上海，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上海。”李伦新感慨道，“水，是上海的命门，有了水，这座城才有了，才活了。没有长江冲刷下的泥沙形成滩涂，如今的上海就无法成陆。即便如今，上海仍因此而在长大。因为是水城，在那个年代，移民从各地水路进入上海。我本人就是外地来的。”海派文化，正是伴随着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的崛起而形成而发展的，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当地的民间文化。在上海，他们又相互影响，有的融合，有的排斥以至淘汰，也有的逐渐变化，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因此，海派文化是吸纳了国内各地民间文化精华，逐渐形成的具有上海地方特色和个性的地域文化。百川归流，九腔十八调，都能融入上海。”李伦新说。
在如今董家渡金融城建设项目附近，有一条不起眼的小路——会馆街。此地本有一处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商船会馆。“商船会馆那方头平底的船型造型，曾经是上海市政府的标志。这家会馆，当年是船东组织起来的。占地面积近20亩的会馆，内有双合式大殿，殿前为两层楼戏台，殿后有集会议事的大厅，大殿内曾设有宏丽的神龛，内供天后娘娘神像。很可惜，会馆大厅早已拆除，只留下空空的基座。
商船会馆证明了上海当年的船运业，上通长江，下连大海。李伦新说：“正是因为上海是一座水城，水又是活的，一直在动的，没有一分钟是静态的，所以形成了上海人的性格与水，包括与海水，实实是分不开的。”
“我儿子今年60岁了。记得他小时候，我曾经经常带他到黄浦江里去游泳。那时候家长会告诫小孩子，游泳可以，但不能去碰停泊着的轮船的螺旋桨。”那些开到海里去的轮船，万一启动，螺旋桨一转动起来，对于游泳者有着生命危险。但那些停泊着的开到海里去的轮船，恰恰又证明着上海这座水城，并不仅仅只是依伴着河流的水城，这座水城通往大海，抱负宏大。“我觉得，上海人真的要去海上，吹吹海风，尝一尝海水的滋味……”李伦新如是说。
上海人
李伦新一直认为——“海派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并消化吸收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有着开放性、扬弃性、多元性、时尚性。她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拿来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的；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上海人。
“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动活泼的载体，往往只要从他们的衣着打扮、神情姿态、言谈举止，就大致可以看出，这是不是上海人，或者是不是老上海。”李伦新表示，“特别是上海女人，尤其是某些地段、其种职业和阶层的上年纪的上海女人，她们身上的‘上海味’特别浓，追求时尚的意识特别明显。”
在“海派文化丛书”首次推出的四本中，就有两本专门讲上海人。一本是程乃珊的《上海先生》，一本是马尚龙的《上海女人》。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前，作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李伦新想为世博会做点贡献。“我当时曾经讲过，各国朋友到上海，总得带点东西回去，当然，带点老城隍庙五香豆回去，带点衣服饰品回去，都是可以的。但假如能够带点‘文化’回去，是不是更好呢？”由此，李伦新找到了好友丁锡满。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的丁锡满，那时候和李伦新一起参与组织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活动。老哥俩于是一起策划海派文化丛书。此时，李伦新想到向程乃珊约稿。
“程乃珊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是第一时间一早去她家凭吊的。”对这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女作家过早凋零，李伦新颇为伤感。他犹记得向她约稿的时候，去她家里几次。程乃珊的先生对李伦新表示：“写海派文化丛书的事，我支持她！家务事我帮她做。”
与一直自称海派作家的程乃珊相比，马尚龙如此说：“写《上海女人》，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向。”
如今，“海派文化丛书”已经出到33本。最近，李伦新去福州路上海書城，看到货架上放着一整排蓝白封面的“海派文化丛书”，于是问店经理：“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在给这套书做广告？”经理回说，并非做广告，因为卖得好，经常补货，成为了常销书。上海图书馆阅览室第一个橱窗里，也放着这套丛书。如今，“海派文化丛书”英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已经开始。这些，都让李伦新颇为欣慰。
在李伦新看来，文化是养成的。推出“海派文化丛书”，一方面能向外来游客和各地对海派文化感兴趣者推介上海，另一方面，也能影响年轻人。
“上海是个神奇的地方。有人赤脚来上海，或者说光脚穿一双布鞋来到上海。但在这一方水土，他被环境影响、改变，后来发展得很好。”李伦新说，“有一次，我在长宁图书馆讲课，来了几百人。那一次，我拼命讲上海话。有人说听不懂。”李伦新觉得，多听听也就懂了。他的目的是要让更多上海人、新上海人了解上海，了解海派文化。
“其实，我也是从外地来上海的。早在解放初期，我曾经参与过一个调查。当时，以祖孙三代都住在上海为标准算作上海人的，查下来，只有浦东川沙等地有一部分，占当时全市人口的15%。”李伦新说。
有了这座城市，有了这座城市的人民，才有了海派文化。又因为有了海派文化，上海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而热爱上海的李伦新就是海派文化的守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