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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封建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导致统治者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尤其体现在奴婢制度上。宋代统治者重视奴婢的权利保护，使奴婢的法律地位明显提高。但同一时期，正处于中世纪的西欧，依附于庄园主的农奴在庄园中仍然不自由，权利受到严格限制，法律地位不高。因此，对于同时期的奴隶制度，东西方法律的保护程度却完全不同，其中原因值得思考。因此，本文将从宋代奴婢制和中世纪西欧农奴制的视角出发，对比中古时期东西方的奴隶制度。
关键词：宋代;奴婢制;中世纪;西欧农奴制
在奴隶社会时期以及封建社会早期，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奴隶一般都认为是社会的底层，是帮助奴隶主完成社会生产的“工具”，甚至都不能视为“人”的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以及思想解放的浪潮到来，奴隶自身追求自由权利的渴望愈渐迫切，与此同时，传统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不能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因此，奴隶的生产身份需要转变，以期更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受到封建社会大环境的局限，奴隶主依然对奴隶享有一定的处罚权。
一、主仆关系
主仆关系，在宋代奴婢制下指奴婢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在西欧农奴制下，则指封建庄园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
两宋以前，虽有官、私奴婢之分，但奴婢的来源主要是罪犯以及被籍没为奴的家属，他们通常是世袭为奴，社会地位极低，没有独立法律地位，完全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宋代，在仁宗之后逐渐减少将罪犯籍没为官奴婢，雇佣奴婢成为了宋代奴婢的主体。不同于之前纯粹的奴役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由贫民自愿通过“行老”、“牙婆”等中间人与雇主建立雇佣关系。宋代法律明确规定：“自今人家租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 说明法律规定，雇佣奴婢一定要有雇佣契约。而且“雇婢仆须要牙保分明” ，在订立雇佣契约时要求要通过牙人作为媒介。对于雇佣年限也有规定，雇佣奴婢，“限止十年”，如果在雇佣期间转雇给他人的话，“年限、价钱各应通计”。 说明雇佣奴婢签订的雇佣契约不仅要求要写好价格而且还要有年限的限制，一般不能超过十年，奴婢期满后自愿续约的除外。如果契约文书上的年限超过十年，宋代的法律中规定了相应的处罚。
依据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观点：“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 ，说明农奴和封建主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农奴依附于封建主，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从事劳役来满足奴隶主的生产需要。马克垚教授在其《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对农奴是这样描述的：农奴有独立经济，但他对耕作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为了能使用这一小块土地，要想封建主负担劳役。农奴是不自由人，人身属于主人，但他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他的肢体归主人支配，主人可以将他买卖、转让，但生命受到保护。法律上，他和主人没有平等地位，无权控告主人。 可见，农奴虽然拥有一些财产权，但他们是不自由人，法律地位极低，完全听从封建主的支配。
二、奴隶主的处罚权
宋朝以前，奴婢地位较低，“律比畜产” ，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打罚。但宋朝情况有所不同，宋太祖一建国就下了禁令，不许大臣随意杀害奴仆。建隆3年下诏……以后，就由皇帝掌握奴婢的生杀之权。 奴婢的处罚权由主人任意处置转变为只能依据公权力执行或者经允许才能处置。换言之，私杀奴婢在宋代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记载：“杨子高铜臭恶类，垄断贱夫，逞威倚势，暴于虎狼，伤人害物，毒于蛇虫。……然而殴死人力，尤须见证追会，旁夺田产，亦要干照索齐。……但以其所犯三罪，其二尚未圆结，兼以本人动称制司脏尚有交加，且先决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差官录问，取服状先断。”这些都说明了在当时私杀奴婢要受到官府惩罚。
与宋代的雇佣奴婢相比，农奴的地位更低。农奴的人身归主人所有，二者之间处于明显不对等的状态。如维泽尔的修道院院长这样说他的农奴：“他从头到脚都归我所有。” 法律只保护农奴的生命权和不受肢体伤害的权利，主人有权殴打和监禁自己的农奴。虽然伤害农奴的事件不多见，但也可以找到相关的案例记载：在11世纪的安茹，为了一场审判准备的一份农奴家谱，末尾一条写道：“尼伟，被其主子维亚尔割断喉咙”。 所以，对于农奴来说，只有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其主人享有的处罚权较大。
由此可见，不管东西方，在封建社会时期，都会保障奴隶的生命权。但是在处罚权的保护程度上，宋代对奴婢的保护程度要高于西欧的农奴。宋代对奴婢惩处的权利不归雇主所有，而西欧封建主对农奴的处罚没有太严格的限制。
通过对同一时期东西方的奴隶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基于封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制约，不平等的奴役观念无法根除，所以不管是雇主与雇佣奴婢之间，还是庄园主与农奴之间，雇主和庄园主都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主仆之间是不平等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所以两宋时期重视保护奴婢的社会地位，但是经济落后的西欧对农奴的保护明显不足。由此，可以推知，发达的经济条件才会推动国家对下层民众权利的保护，促进社会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1]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2]张艳：《宋代奴仆群体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3]何雪婧：《宋代奴婢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4][比]亨利·皮朗：《中世紀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高桥芳郎：《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李冰逆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6]贺丽娟：《中世纪晚期法国农奴制的瓦解》，载《黑龙江史志》2016年01期。
[7]李涛，陈渊：《宋代主仆关系与司法介入》，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8]刘琼：《中世纪西欧农奴制解体原因探析》，载《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9]潘萍：《《天圣·狱官令》与唐宋司法理念之变——以官员、奴婢的司法待遇为视点》，载《法制与社会（双月刊）》2017年第6期。
[10]魏文超：《弹性体制下的宋代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变革》，载《公民与法》2011年第8期。
[11]王春梅：《古代民事主体及其价值诉求探寻——以罗马和中世纪为视角的分析》，载《北
关键词：宋代;奴婢制;中世纪;西欧农奴制
在奴隶社会时期以及封建社会早期，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奴隶一般都认为是社会的底层，是帮助奴隶主完成社会生产的“工具”，甚至都不能视为“人”的存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以及思想解放的浪潮到来，奴隶自身追求自由权利的渴望愈渐迫切，与此同时，传统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也不能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因此，奴隶的生产身份需要转变，以期更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受到封建社会大环境的局限，奴隶主依然对奴隶享有一定的处罚权。
一、主仆关系
主仆关系，在宋代奴婢制下指奴婢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在西欧农奴制下，则指封建庄园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
两宋以前，虽有官、私奴婢之分，但奴婢的来源主要是罪犯以及被籍没为奴的家属，他们通常是世袭为奴，社会地位极低，没有独立法律地位，完全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宋代，在仁宗之后逐渐减少将罪犯籍没为官奴婢，雇佣奴婢成为了宋代奴婢的主体。不同于之前纯粹的奴役关系，取而代之的是由贫民自愿通过“行老”、“牙婆”等中间人与雇主建立雇佣关系。宋代法律明确规定：“自今人家租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 说明法律规定，雇佣奴婢一定要有雇佣契约。而且“雇婢仆须要牙保分明” ，在订立雇佣契约时要求要通过牙人作为媒介。对于雇佣年限也有规定，雇佣奴婢，“限止十年”，如果在雇佣期间转雇给他人的话，“年限、价钱各应通计”。 说明雇佣奴婢签订的雇佣契约不仅要求要写好价格而且还要有年限的限制，一般不能超过十年，奴婢期满后自愿续约的除外。如果契约文书上的年限超过十年，宋代的法律中规定了相应的处罚。
依据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观点：“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 ，说明农奴和封建主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农奴依附于封建主，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从事劳役来满足奴隶主的生产需要。马克垚教授在其《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中对农奴是这样描述的：农奴有独立经济，但他对耕作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为了能使用这一小块土地，要想封建主负担劳役。农奴是不自由人，人身属于主人，但他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他的肢体归主人支配，主人可以将他买卖、转让，但生命受到保护。法律上，他和主人没有平等地位，无权控告主人。 可见，农奴虽然拥有一些财产权，但他们是不自由人，法律地位极低，完全听从封建主的支配。
二、奴隶主的处罚权
宋朝以前，奴婢地位较低，“律比畜产” ，主人对奴婢可以任意打罚。但宋朝情况有所不同，宋太祖一建国就下了禁令，不许大臣随意杀害奴仆。建隆3年下诏……以后，就由皇帝掌握奴婢的生杀之权。 奴婢的处罚权由主人任意处置转变为只能依据公权力执行或者经允许才能处置。换言之，私杀奴婢在宋代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记载：“杨子高铜臭恶类，垄断贱夫，逞威倚势，暴于虎狼，伤人害物，毒于蛇虫。……然而殴死人力，尤须见证追会，旁夺田产，亦要干照索齐。……但以其所犯三罪，其二尚未圆结，兼以本人动称制司脏尚有交加，且先决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差官录问，取服状先断。”这些都说明了在当时私杀奴婢要受到官府惩罚。
与宋代的雇佣奴婢相比，农奴的地位更低。农奴的人身归主人所有，二者之间处于明显不对等的状态。如维泽尔的修道院院长这样说他的农奴：“他从头到脚都归我所有。” 法律只保护农奴的生命权和不受肢体伤害的权利，主人有权殴打和监禁自己的农奴。虽然伤害农奴的事件不多见，但也可以找到相关的案例记载：在11世纪的安茹，为了一场审判准备的一份农奴家谱，末尾一条写道：“尼伟，被其主子维亚尔割断喉咙”。 所以，对于农奴来说，只有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其主人享有的处罚权较大。
由此可见，不管东西方，在封建社会时期，都会保障奴隶的生命权。但是在处罚权的保护程度上，宋代对奴婢的保护程度要高于西欧的农奴。宋代对奴婢惩处的权利不归雇主所有，而西欧封建主对农奴的处罚没有太严格的限制。
通过对同一时期东西方的奴隶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似之处。一方面，基于封建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制约，不平等的奴役观念无法根除，所以不管是雇主与雇佣奴婢之间，还是庄园主与农奴之间，雇主和庄园主都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主仆之间是不平等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所以两宋时期重视保护奴婢的社会地位，但是经济落后的西欧对农奴的保护明显不足。由此，可以推知，发达的经济条件才会推动国家对下层民众权利的保护，促进社会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1]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2]张艳：《宋代奴仆群体研究》，浙江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3]何雪婧：《宋代奴婢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4][比]亨利·皮朗：《中世紀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日]高桥芳郎：《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李冰逆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6]贺丽娟：《中世纪晚期法国农奴制的瓦解》，载《黑龙江史志》2016年01期。
[7]李涛，陈渊：《宋代主仆关系与司法介入》，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8]刘琼：《中世纪西欧农奴制解体原因探析》，载《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03期。
[9]潘萍：《《天圣·狱官令》与唐宋司法理念之变——以官员、奴婢的司法待遇为视点》，载《法制与社会（双月刊）》2017年第6期。
[10]魏文超：《弹性体制下的宋代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变革》，载《公民与法》2011年第8期。
[11]王春梅：《古代民事主体及其价值诉求探寻——以罗马和中世纪为视角的分析》，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