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的“土匪”

　　冯仑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他又常常不像是一个企业家，因为按照一般的理解和认识，他做的很多事都不是一个企业家应该做的，琢磨的许多问题都不是一个企业家应该操心的，说的许多话也都不应该是从一个企业家的嘴里嘚波出来的。因此，从网上搜集到对他人物的定性，说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冯仑的公众形象有点乱，他一会儿发出房地产革命的号召，一会儿又大谈新经济如何带来新思想，对婚恋、家庭、女性也有惊世骇俗的研究。在潘石屹说冯仑就像个导演，一点也没有地产商必备的脚踏实地的气质。这也许是他与其他任何成功的企业家不同的地方。如果从渊源上分析，首先，他由于父亲政工干部的优势和便利，他在文革期间钻进资料馆翻阅了大量“供批判用”的禁书，虽然现在他仍非常爱读书，但儿时读了那么多的“禁书”，显然对他思想的影响最大、最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开阔的视野。其次，他的学历很高，是个博士，但他读书和工作的地方是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宣传部，他的教育背景从未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第三，他20岁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言而喻，共产党员应该会有坚定的信仰和高度的社会责任。如果认识到这三点，就有可能理解了他30多年来不停“折腾”的逻辑，也会知道他为什么自称是一个“有文化的土匪”，天南地北、话语滔滔。他是一个由信仰、经历、成就奠基的智库，有很多值得企业家，包括青年创业者认真学习的东西。

看不出本色的咸菜

　　在冯仑的钱夹里，放着两个男人的照片，是鼓舞和激励他的精神导师，一个是阿拉法特，一个是他的干爹马鸿模。阿拉法特是一个45年坚持一个目标却始终没有做成的男人，阿拉法特的经历让他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有充分的自我安慰：我前面还有一位40多年没干成一件事的大哥呢。所以，他有一只闹钟，每天都会早早按时响起：起来起来！干活！据说这只闹钟已经跟了他20多年。干爹是他的教父，一位知名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老革命，出生入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解放后成为中央党校的教员。强悍，豪迈，是个“有文化的土匪”。冯仑的身上，有很多教父的影子。比如说话充满了世俗语言，表述非常富有逻辑性。集江湖的气息和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于一身。他形容自己就是一坛咸菜，“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看不出原来的本色。”自小经过很多“禁书”浸泡，后来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洗礼，阿拉法特和中国干爹两位精神教父的“卤汁”揉搓，加上自己不停地在这“卤汁”中打滾翻跟头，酝成了冯仑这坛子味道醇厚的老咸菜。

“俗段子”中的智慧

　　大凡“老咸菜”，都不会有什么品相，但论下饭，比任何山珍海味、东西名菜都管用、经吃，特别是在人们吃不下饭或食欲欠佳的时候。冯仑说起话来，一开始根本听不出来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宣部工作过的马列主义的底子，说的话也不太正经，解释一个道理时，不是拿土匪窝举例就是拿男女之间的那些活动说事。比如说他“六君子”一块创业挣钱时，为了处理好相互的关系，团结一起做事，他强调也得和梁山好汉似的排座次，但是“座有序，利无别”，排座次有老大老二，但利益分配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能接受，能做成点事。在总结一个团队成功的因素时，他用《水浒》和《三国》的那伙好汉比喻，说必须有三条，一是要有一个忠厚大哥，比如宋江、刘备，事实上“万通六君子”里就是他冯仑了。二是要有一个聪明人，就是吴用和诸葛亮，三是要有几个“铁杆”。比如关羽、张飞、林冲、李逵等等，剩下的就是专业方面的小弟了，如时迁、阮氏只弟等人，相当于职业经理人了。他这样来讲做企业的道理，用“江湖义气”做公司，生动通俗，又极为精深。

拧巴的自我定位

　　他思考：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家，应该有这样一个历史的意识：经常在历史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然后寻找未来的方向，留下过去的足迹。可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方向和足迹呢？他说自己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他这种表述听起来特别拧巴，几个东西根本就捏不到一块去。但事实上，他确实把这几个角色很好地捏在了一起，保持了有原则的分寸。比如他说私营企业家要“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要和政治家“保持精神恋爱，而不是嫖娼的关系”，但是“跟国有资本要上床”。冯仑看似很随性，但是他的方向意识是极其牢固的，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的，“平时比追求，关键时比底线。”他说方向就是他心里的GPS，但他的GPS不是象一般的导航系统那样，走哪条路，从哪拐弯儿都那么循规蹈距，而是清楚大的方向，支持和指导这个大方向的实际上是价值观。如果价值观出了问题，就如同方向混乱的GPS，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车毁人亡。他说给自己，也说给别人：“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应当在价值观的培养上下工夫。在价值观上的投资相当于给人生装上一个GPS，人生观就是人一生的卫星定位导航仪，有了它，在人生的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方向，找到了方向，一个人就有了生存能力。”他说“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他曾拿方向感错位的牟其中的结局來说明一个道理，“老牟是用冲撞体制来证明自己。”
　　所以，冯仑对于自己那么拧巴的表述，恰恰是他精湛的人生智慧，别人难以达到的价值观境界。一般说来，“拧巴”代表着难和累，苦和烦。但在冯仑身上，看到的是他对自己“拧巴”的价值观的无比享受。“痛苦是男人的营养。”从他一句一句慢条斯理的表达中就可以感受到他思想的自由与精神的快乐。他说时间代表一件事的性质，当然包括企业的性质。比如赵四小姐16岁去大帅府跟张学良，她去1年，是作风问题；去3年，是瞎搅和；一去30年，那就是爱情。“所以决定事情性质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时间。”他又说，决定企业做一件事的性质，不仅取决于时间，还取决于你跟谁做。比如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不在于你做不做，而在于你跟谁做。

读书是生存的必须

　　冯仑是企业家中出了名的读书人。从小读“供批判用”的书养成的读书习惯和阅读风范一直延续。他小学看《史记》，初中看《小逻辑》，后来看文言文和王力的书，大学看《资本论》。1988年冯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时弄到了一套四本香港版的《胡雪岩》：《平步青云》《红顶商人》《灯火楼台》《萧瑟洋场》。三年后，冯仑创建万通集团，这本书几乎就是他的商业指南。做生意后看的最多的是《道德经》《孙子兵法》这种“闲书”。对西方世界的兴趣源于看了托夫勒的《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他的书架上是个有迹可循的大杂烩，包括强人系列、历史类、房地产和经济类、两性关系类、宗教类、文化类。冯仑的阅读品味也很“野蛮”，指向性极强。就算与企业无关的书，也能被他看出类似的段子。比如看《金瓶梅》，他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门庆就是个民营企业家。”他把松本清张的侦探推理小说《点与线》当作另类生存手册，看了不下20遍。他从《香港地产百年》看到了美国模式，香港模式，台湾模式。有人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商人的阅读逻辑：读书是生存的必须，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冯仑比别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从中寻找普遍规律，融进个体经验，进行创造性理解，“把别人的知识、经验、观点转化为你的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以及你創造新的生命过程的一种行动力、参考力。”据说他的书房墙上挂着的一副木刻对联：清夜读春秋，一朵烛光塞乾坤。孤剑伐吴魏，千年浩气灿古今。他说，“我一个人呆在这儿，不停地看这些书的名字，没事随便翻一翻，其实是看世界的端倪。这些是中国的历史，这边是男女关系小说。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儿看到了全世界所有的真相。”“读书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因为它能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高的回报，并且其中的知识只属于你一个人，谁也抢不走。”

站在人生终点追溯走过的路

　　冯仑已经不年轻了，在他身上有着鲜明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一直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去整合社会。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干了一些不太理性的事，也就是不是一个纯粹企业家应该干的事，赔了好多钱，“因为理想和责任嘛！”他一再告诫做企业的人们，无论企业如何发展壮大，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创业的艰辛，不能忘记做人的准则，不能忘记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这就是要艰苦奋斗、刻苦忍耐、不断进步。这也是万通企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神。今天的冯仑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潇洒的企业家，快乐的企业家，有尊严的企业家，但他心里有数：当你觉得自己很牛逼的时候，其实别人都在看你笑话。“人生就是要不断的站在终点，回过头来追溯你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