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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极度开发，产业规模不断扩大，GDP高速增长，繁荣的背后，科学发展之路如何走？“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怎么转变？
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这不仅是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理性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传统外向性、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断遭受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巨大挑战和压力。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减缓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改变了世界市场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低迷的国际市场加剧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出口竞争。为促进经济尽快复苏，各国纷纷贬值本币、增加各种补贴来刺激出口；同时也竞相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保护本国市场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美元持续贬值和增发使中国得出口贸易压力剧增。
美元贬值还使国际粮食、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更推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成本。发达国家还通过环境污染问题来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耗，并逐渐把投资中心转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靠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压低劳动报酬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建国以来，我国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是GDP增速的4倍，同时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法国的1/16、德国的1/12，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国内的资源和环境维持传统的经济增长的能力日益困难。
同时，过高的外贸依存导致国内货币被动超发，和世界市场大幅涨价的原料一起提高了企业向下游转移的生产成本，极大增加了国内经济的通胀压力。美元贬值还使中国外汇资产大量缩水和美元产品投资收益下降，对冲了中国的出口利润，影响国内就业问题，并导致国内需求不足，经济缺乏内生发展的循环动力。
国内外的现实条件都决定了中国必须摒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统筹国内国际大局，重新定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分工，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然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谓“知易行难”。而难就难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既定的体制和环境下生存了几十年，有其固定的生命力和依附土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涉及物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而且涉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革。
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首先厘清来自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瓶颈，进而对症下药，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发展之难
当前，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瓶颈主要表现在：
产业结构瓶颈
2009年，全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为10.6：46.8：42.6。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最直接的现实表现就是“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症结。
中国农村产品结构缺乏市场竞争优势，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水平低，农产品加工增加值少，缺乏地区特色优势。迅速发展的工业没有成功地反哺农业，相反依然以“新剪刀差”的形式不断地剥夺农业积累。
中国工业处于全球工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产品附加值低，加工贸易所占比例过大，缺乏自主研发的产品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受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影响严重。
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制约作用突出。首先，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低。中国的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基本是7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是50%左右。其次，第三产业服务产品结构落后，市场竞争力弱。40%以上基本是以餐饮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为主，而信息服务、咨询业务等新兴产业比重较低。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最后，管理水平落后。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随着产业间的变动，工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农业和服务业下降，并且农业下降最快，说明工业化的资本深化过程中农业相对承担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三产业间的结构失衡、工业所占比重过高以及服务业中物质消耗部门所占比例过大问题都延续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科学技术瓶颈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科学技术的突破进展。目前我国集成电路90%，轿车制造装备、纺织机械等高技术装备70%依赖进口。医药专利的95%，汽车专利的90%，计算机芯片专利的80%，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专利的70%，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
缺少现实的科技突破，就无法实现科学技术对新行业的诱导，催生占优势的主导部门，形成技术外溢效应，因此难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高，实现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2009年的技术研发投入仅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欧美发达国家大约为2.8%。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的企业申请发明专利。我国大中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不到1%，大大低于创新型国家企业3%～20%的水平。因此，在现阶段技术进步的落后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致命短板。
劳动力素质瓶颈
“世界工厂”贸易优势的基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大量低价的劳动力。随着世界产业梯度的转移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具有熟练技能的高效劳动力，经济发展不再依靠低成本的工资优势，而是转向产业升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目前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作者注：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的数量倒是每年大量增加，但是当前的大学教育使得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缺乏有效的训练，因此劳动力质量并不乐观），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
经济体制瓶颈
经济体制改革的缓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市场化改革落后和政府定位模糊两个问题。进一步讲，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阶段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市场化改革落后问题，在煤炭能源和房地产行业尤其突出。煤炭能源和地产的价值重估及贴现极大繁荣了近年国内经济的增长，也导致能源和土地的过度开发。滞后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对资源价格的评估，缺乏合理的市场价格，就会限制合理的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寻租，导致煤炭能源和土地资源在开发阶段形成进入性垄断，用较低的成本取得资源的开发权利，然后再将开发的资源推进市场，正常估价后卖出获得最严格的完全垄断利益。
而低成本的土地和能源开发行为必然带来经济资源使用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出现短时间内大量开采的粗放型开发，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恶化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危害了环境资源支撑子孙后代发展的能力。
落后的市场化进程还表现在农业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形成上。农村劳动力价格由于城乡市场的分割而被低估，农民工的付出和回报严重失衡，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利用农民工的低成本契机而扩张，成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农产品的价格因为制度原因而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并远远低于国外农民的相对收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种损害造成大量耕地撂荒和征地成本下降，造成土地的滥用和浪费，并引发粮食危机。
政府职能的模糊定位也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现代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作用逐渐增强，但其职能更多的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节和规则的监管上。我国政府在经济干预中没有脱离本身的经济利益分配，主要表现就是政策倾向于国企央企，忽视了最具有活力的其他经济主体。
管制的最终后果就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寻租，官商勾结利用政治权力为商业经营提供便利。近年来中央查处的腐败案件都与当前政府管制的经济领域相关，可为鉴证。
政府的利益越位必然造成社会生产的粗放扩张和对资源环境的严重损害。同时，政府的缺位导致社会利益缺乏足够的保护。立法落后、执法不严格等缺位问题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损害，导致企业高耗高排的粗放扩张。政府职能的缺位还导致城区规划以及土地征用缺乏科学合理的统筹和社会听证，侵害了社会群众的利益，增加了群体性冲突，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群众的社会安全感，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政策瓶颈
各级政府官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GDP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最有“含金量”的答卷，因而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执政建设的核心，这也是建国以来的传统。同时，中国经济的历史欠账要求国内经济只有快速增长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医疗养老等逐渐增大的巨额开支。
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员的考察中缺乏对经济环境保护的具体指标，也就缺少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激励，因此政府会偏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出口和投资偏好的国家经济政策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内经济政策尤其偏好“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又是主要部分）和出口，消费作为国民经济的内生驱动一直是提振国家经济的软肋。
出口和固定资产的投资虽然能较快速度地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外生驱动的本质还是靠政府在短期内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征收土地、拆迁民居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用高投入刺激经济恢复。
由于政府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因此政府决策会导致大量基础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同时依靠汇率调节的出口政策也会大量损耗国内资源和贱卖国内劳动力，将国内资源和劳动力低价卖给国际市场。这两种路径选择都不利于国内收入水平的增长，也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提高。结果就是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
转型之策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对症下药，针对瓶颈选择有效的对策。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既要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一般趋势，又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是科技研发和金融业。在科学判断世界产业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实现科技关键领域的重点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能源生物技术等，以技术突破建立产业升级的先导；发展现代金融产业，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强化资本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同时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形式，通过管理技术的改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要加快调整第二产业。调整第二产业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退出和培育机制来区别调整内部行业。应积极发展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应用技术，推进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等工业化的深度结合。大力开发海洋经济，推动海洋油气、运输、渔业船舶业和装备制造业等国内需求旺盛产业，扩大国内消费并降低商品劳务的出口依存。
三要稳定发展第一产业。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当前阶段平衡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
加快科技研发
加快科学技术进步首先要加大科研的资金投入。要加大国家层面的科学研究支持，注重提高科技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水平，逐步提高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运用税收等政策手段促进大新企业的高科技创造性研究，鼓励中小企业的使用改良性研究。
还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合理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平衡产权和社会效应的矛盾，鼓励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研究，调动各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参与到科技研究的创新工作中去。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扩充科研人才储备，为国家科技的进步提供客观保证。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准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要根据国家的产业趋势来调整国民教育结构，着重扩大对高技能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培养，以适应将来的产业升级的发展要求。同时国家和企业应该共同承担对社会现有低端劳动力的培训，大力推广社会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当前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
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要加快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的市场化进程，打破既得利益者和特殊权贵阶层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垄断，使生产要素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并依据市场调节合理收益；打破约束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隐性限制，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报酬。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具体来讲就是要转变以往追逐经济利益的角色，明确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公共利益保护角色，保护弱势群体和社会利益。
要建立涉及社会利益重大事情的听证制度，健全规范市场经营的各种法律法规和强化执法力度，用政策和法律措施规整市场的“短视行为”以及部分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逐步约束政府的审批权力，降低社会寻租空间，打破特殊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的经营垄断，依靠市场竞争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转变经济发展的粗放方式。
认真完善各项政策
将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各种指标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中去，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将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社会和谐等指标量化来综合反映地方建设成绩。
同时，要逐步推进人民监督和社会舆论制度的建设，使各级政府摆脱激进的执政方式，选择更加稳妥的策略平衡经济发展和资源的矛盾。
为此，中央政府要统筹社会矛盾，明确顶层设计的总体规划，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规模优势，以最稳健的方式来实现政治上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正面影响。
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这不仅是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理性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传统外向性、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断遭受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巨大挑战和压力。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减缓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改变了世界市场的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低迷的国际市场加剧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出口竞争。为促进经济尽快复苏，各国纷纷贬值本币、增加各种补贴来刺激出口；同时也竞相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保护本国市场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美元持续贬值和增发使中国得出口贸易压力剧增。
美元贬值还使国际粮食、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更推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成本。发达国家还通过环境污染问题来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耗，并逐渐把投资中心转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另一方面，靠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压低劳动报酬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建国以来，我国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是GDP增速的4倍，同时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法国的1/16、德国的1/12，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国内的资源和环境维持传统的经济增长的能力日益困难。
同时，过高的外贸依存导致国内货币被动超发，和世界市场大幅涨价的原料一起提高了企业向下游转移的生产成本，极大增加了国内经济的通胀压力。美元贬值还使中国外汇资产大量缩水和美元产品投资收益下降，对冲了中国的出口利润，影响国内就业问题，并导致国内需求不足，经济缺乏内生发展的循环动力。
国内外的现实条件都决定了中国必须摒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统筹国内国际大局，重新定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分工，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然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谓“知易行难”。而难就难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既定的体制和环境下生存了几十年，有其固定的生命力和依附土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涉及物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而且涉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革。
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首先厘清来自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的瓶颈，进而对症下药，努力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发展之难
当前，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瓶颈主要表现在：
产业结构瓶颈
2009年，全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为10.6：46.8：42.6。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发展基础薄弱，最直接的现实表现就是“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症结。
中国农村产品结构缺乏市场竞争优势，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水平低，农产品加工增加值少，缺乏地区特色优势。迅速发展的工业没有成功地反哺农业，相反依然以“新剪刀差”的形式不断地剥夺农业积累。
中国工业处于全球工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产品附加值低，加工贸易所占比例过大，缺乏自主研发的产品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受发达国家的产业布局影响严重。
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制约作用突出。首先，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低。中国的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基本是7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是50%左右。其次，第三产业服务产品结构落后，市场竞争力弱。40%以上基本是以餐饮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为主，而信息服务、咨询业务等新兴产业比重较低。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最后，管理水平落后。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随着产业间的变动，工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农业和服务业下降，并且农业下降最快，说明工业化的资本深化过程中农业相对承担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三产业间的结构失衡、工业所占比重过高以及服务业中物质消耗部门所占比例过大问题都延续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科学技术瓶颈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科学技术的突破进展。目前我国集成电路90%，轿车制造装备、纺织机械等高技术装备70%依赖进口。医药专利的95%，汽车专利的90%，计算机芯片专利的80%，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专利的70%，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
缺少现实的科技突破，就无法实现科学技术对新行业的诱导，催生占优势的主导部门，形成技术外溢效应，因此难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高，实现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2009年的技术研发投入仅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欧美发达国家大约为2.8%。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的企业申请发明专利。我国大中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不到1%，大大低于创新型国家企业3%～20%的水平。因此，在现阶段技术进步的落后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致命短板。
劳动力素质瓶颈
“世界工厂”贸易优势的基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大量低价的劳动力。随着世界产业梯度的转移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具有熟练技能的高效劳动力，经济发展不再依靠低成本的工资优势，而是转向产业升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目前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作者注：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的数量倒是每年大量增加，但是当前的大学教育使得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缺乏有效的训练，因此劳动力质量并不乐观），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
经济体制瓶颈
经济体制改革的缓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市场化改革落后和政府定位模糊两个问题。进一步讲，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阶段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市场化改革落后问题，在煤炭能源和房地产行业尤其突出。煤炭能源和地产的价值重估及贴现极大繁荣了近年国内经济的增长，也导致能源和土地的过度开发。滞后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对资源价格的评估，缺乏合理的市场价格，就会限制合理的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寻租，导致煤炭能源和土地资源在开发阶段形成进入性垄断，用较低的成本取得资源的开发权利，然后再将开发的资源推进市场，正常估价后卖出获得最严格的完全垄断利益。
而低成本的土地和能源开发行为必然带来经济资源使用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出现短时间内大量开采的粗放型开发，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恶化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危害了环境资源支撑子孙后代发展的能力。
落后的市场化进程还表现在农业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形成上。农村劳动力价格由于城乡市场的分割而被低估，农民工的付出和回报严重失衡，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利用农民工的低成本契机而扩张，成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农产品的价格因为制度原因而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并远远低于国外农民的相对收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种损害造成大量耕地撂荒和征地成本下降，造成土地的滥用和浪费，并引发粮食危机。
政府职能的模糊定位也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现代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作用逐渐增强，但其职能更多的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节和规则的监管上。我国政府在经济干预中没有脱离本身的经济利益分配，主要表现就是政策倾向于国企央企，忽视了最具有活力的其他经济主体。
管制的最终后果就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寻租，官商勾结利用政治权力为商业经营提供便利。近年来中央查处的腐败案件都与当前政府管制的经济领域相关，可为鉴证。
政府的利益越位必然造成社会生产的粗放扩张和对资源环境的严重损害。同时，政府的缺位导致社会利益缺乏足够的保护。立法落后、执法不严格等缺位问题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损害，导致企业高耗高排的粗放扩张。政府职能的缺位还导致城区规划以及土地征用缺乏科学合理的统筹和社会听证，侵害了社会群众的利益，增加了群体性冲突，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群众的社会安全感，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政策瓶颈
各级政府官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GDP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最有“含金量”的答卷，因而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执政建设的核心，这也是建国以来的传统。同时，中国经济的历史欠账要求国内经济只有快速增长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医疗养老等逐渐增大的巨额开支。
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员的考察中缺乏对经济环境保护的具体指标，也就缺少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激励，因此政府会偏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出口和投资偏好的国家经济政策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内经济政策尤其偏好“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又是主要部分）和出口，消费作为国民经济的内生驱动一直是提振国家经济的软肋。
出口和固定资产的投资虽然能较快速度地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外生驱动的本质还是靠政府在短期内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征收土地、拆迁民居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用高投入刺激经济恢复。
由于政府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因此政府决策会导致大量基础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同时依靠汇率调节的出口政策也会大量损耗国内资源和贱卖国内劳动力，将国内资源和劳动力低价卖给国际市场。这两种路径选择都不利于国内收入水平的增长，也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提高。结果就是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
转型之策
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对症下药，针对瓶颈选择有效的对策。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调整既要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一般趋势，又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一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是科技研发和金融业。在科学判断世界产业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实现科技关键领域的重点突破，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能源生物技术等，以技术突破建立产业升级的先导；发展现代金融产业，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强化资本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同时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形式，通过管理技术的改善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要加快调整第二产业。调整第二产业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退出和培育机制来区别调整内部行业。应积极发展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应用技术，推进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等工业化的深度结合。大力开发海洋经济，推动海洋油气、运输、渔业船舶业和装备制造业等国内需求旺盛产业，扩大国内消费并降低商品劳务的出口依存。
三要稳定发展第一产业。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当前阶段平衡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同时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
加快科技研发
加快科学技术进步首先要加大科研的资金投入。要加大国家层面的科学研究支持，注重提高科技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水平，逐步提高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运用税收等政策手段促进大新企业的高科技创造性研究，鼓励中小企业的使用改良性研究。
还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合理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平衡产权和社会效应的矛盾，鼓励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研究，调动各科研机构的积极性参与到科技研究的创新工作中去。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扩充科研人才储备，为国家科技的进步提供客观保证。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准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要根据国家的产业趋势来调整国民教育结构，着重扩大对高技能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培养，以适应将来的产业升级的发展要求。同时国家和企业应该共同承担对社会现有低端劳动力的培训，大力推广社会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当前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
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要加快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建设，推进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的市场化进程，打破既得利益者和特殊权贵阶层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垄断，使生产要素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并依据市场调节合理收益；打破约束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隐性限制，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报酬。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具体来讲就是要转变以往追逐经济利益的角色，明确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公共利益保护角色，保护弱势群体和社会利益。
要建立涉及社会利益重大事情的听证制度，健全规范市场经营的各种法律法规和强化执法力度，用政策和法律措施规整市场的“短视行为”以及部分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逐步约束政府的审批权力，降低社会寻租空间，打破特殊阶层和既得利益群体的经营垄断，依靠市场竞争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转变经济发展的粗放方式。
认真完善各项政策
将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各种指标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中去，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将资源环境、人口发展、社会和谐等指标量化来综合反映地方建设成绩。
同时，要逐步推进人民监督和社会舆论制度的建设，使各级政府摆脱激进的执政方式，选择更加稳妥的策略平衡经济发展和资源的矛盾。
为此，中央政府要统筹社会矛盾，明确顶层设计的总体规划，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规模优势，以最稳健的方式来实现政治上层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