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普法战争前夕的“特罗普曼事件”促成了《小日报》的发迹，成为法国煽情和黄色小报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事件。
今天的法国报业说来是江河日下：全国没有过百万份的报纸，唯一一份过50万的《法兰西西部报》还不在首都巴黎。在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纪大战前，巴黎曾是世界报业之都，四五份大众化日报的发行量高达500万份，为世界之最。史学家公认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闻法，是法国新闻事业一度执全球牛耳的制度因素。而法国报业的黄金时代是由一份叫《小日报》的巴黎报纸引领的。
法国大众化报纸的下一个发展序幕是1863年2月1日问世的“真正的便士报”《小日报》揭开的，它在188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日销逾百万的报纸，创始人是来自波尔多的银行家莫伊兹•米约（Moïse Millaud，1813-1871）。然而，《小日报》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这位犹太人办报有方，不如说应主要归功于feuilleton（横亘版面的文学栏）和煽情主义。这份售价1苏（5生丁）、40×30厘米的日报最初为文学报纸，长期规避党派政治，向读者提供人情味故事、浪漫连载小说和饶舌的社论。其中浪漫连载小说是关键元素，蓬松•杜泰拉伊（1829-1871）、埃米尔•加博里欧（1832-1873）、埃米尔•里什堡（1833-1898）、凡尔纳（1828-1905）和格扎维埃•德•蒙泰潘（1823-1902）等作家装点着它的专栏。
米约有句名言：“我有勇气去做傻事”。但是他对feuilleton的发展却显得精明过人。《小日报》的feuilleton写手杜泰拉伊和加博里欧就是20年前的欧仁•苏和巴尔扎克。在欧仁•苏和巴尔扎克为feuilleton写作时，通俗报纸上充斥的社会新闻驱动了作家的写作能力。在《小日报》时代，杜泰拉伊和加博里欧带来了这种写作的专业化。除了历险小说，侦探故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两种类别。杜泰拉伊是第一类作家，罗康博尔是他笔下数十部连载小说中塑造出来的家喻户晓的主人公，某日杜泰拉伊为罗康博尔设计了死亡（不久以后，福尔摩斯探长也遭遇了同样命运）。米约对他说：“不能这样！你让他复活的话，我付高价给你！”罗康博尔的复活令《小日报》的销量创下新高。
加博里欧是第二类作家，这位侦探小说之父启发了英国的柯南道尔（1859-1930）和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以及比利时的西默农（1903-1989）等人的创作。加博里欧也是一名记者，他经常从一则真实的社会新闻出发，来构思一个基于新闻事实的情节。加博里欧在《小日报》上连载的小说《灾难》是以普法战争中法国溃败为基础的。他在《勒科克先生》（1869年）中塑造的勒科克取材于一个名叫欧仁•弗朗索瓦•维多克（1775-1857）的窃贼摇身一变成了警察的真实故事。加博里欧在其他报刊上取得成功后，米约约定了《勒科克先生》这部稿子并告诉他说：“您的体系最适合人类的愚蠢：在法国有50万读者轻信于你。”米约还在报界破天荒买下大型广告牌为此造势。
我们从这类作品中可以看出社会故事和社会新闻与侦探小说的密切关系，事实和虚构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当然，如果社会上果真发生了离奇古怪的事件或骇人听闻的惨剧，《小日报》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普法战争前夕的“特罗普曼事件”促成了《小日报》的发迹，成为法国煽情和黄色小报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事件。此外，《小日报》每周出版的彩色插图增刊提供了关于这类社会新闻的大量视觉描绘。在这些方面，法国报纸走在了当时世界，尤其是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后来的诺思克利夫勋爵）为代表和约瑟夫•普利策为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新式新闻事业”的前列，成为一种欧洲模式。
当代新闻史学者一般认为，《小日报》等报纸开创的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是一种为追求轰动而追求轰动的新闻思潮，它诉诸极端争议性、喧闹等吸引注意力的手法，尤其用来强调事件的非同寻常和非典型性。人们往往批评有些媒体经常追求震撼价值或吸引注意力的人物和事件，而不去报道对于一般公众而言更加急迫的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今天一部分报刊和其他媒体在市场驱动下往往难逃煽情主义藩篱；但是另一部分媒体秉持严肃标准，以平衡、公正与不含偏向的报道和睿智、多元的评论见长，形成高品质媒体阵营。
今天的法国报业说来是江河日下：全国没有过百万份的报纸，唯一一份过50万的《法兰西西部报》还不在首都巴黎。在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纪大战前，巴黎曾是世界报业之都，四五份大众化日报的发行量高达500万份，为世界之最。史学家公认1881年的《出版自由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闻法，是法国新闻事业一度执全球牛耳的制度因素。而法国报业的黄金时代是由一份叫《小日报》的巴黎报纸引领的。
法国大众化报纸的下一个发展序幕是1863年2月1日问世的“真正的便士报”《小日报》揭开的，它在1884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日销逾百万的报纸，创始人是来自波尔多的银行家莫伊兹•米约（Moïse Millaud，1813-1871）。然而，《小日报》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这位犹太人办报有方，不如说应主要归功于feuilleton（横亘版面的文学栏）和煽情主义。这份售价1苏（5生丁）、40×30厘米的日报最初为文学报纸，长期规避党派政治，向读者提供人情味故事、浪漫连载小说和饶舌的社论。其中浪漫连载小说是关键元素，蓬松•杜泰拉伊（1829-1871）、埃米尔•加博里欧（1832-1873）、埃米尔•里什堡（1833-1898）、凡尔纳（1828-1905）和格扎维埃•德•蒙泰潘（1823-1902）等作家装点着它的专栏。
米约有句名言：“我有勇气去做傻事”。但是他对feuilleton的发展却显得精明过人。《小日报》的feuilleton写手杜泰拉伊和加博里欧就是20年前的欧仁•苏和巴尔扎克。在欧仁•苏和巴尔扎克为feuilleton写作时，通俗报纸上充斥的社会新闻驱动了作家的写作能力。在《小日报》时代，杜泰拉伊和加博里欧带来了这种写作的专业化。除了历险小说，侦探故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两种类别。杜泰拉伊是第一类作家，罗康博尔是他笔下数十部连载小说中塑造出来的家喻户晓的主人公，某日杜泰拉伊为罗康博尔设计了死亡（不久以后，福尔摩斯探长也遭遇了同样命运）。米约对他说：“不能这样！你让他复活的话，我付高价给你！”罗康博尔的复活令《小日报》的销量创下新高。
加博里欧是第二类作家，这位侦探小说之父启发了英国的柯南道尔（1859-1930）和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以及比利时的西默农（1903-1989）等人的创作。加博里欧也是一名记者，他经常从一则真实的社会新闻出发，来构思一个基于新闻事实的情节。加博里欧在《小日报》上连载的小说《灾难》是以普法战争中法国溃败为基础的。他在《勒科克先生》（1869年）中塑造的勒科克取材于一个名叫欧仁•弗朗索瓦•维多克（1775-1857）的窃贼摇身一变成了警察的真实故事。加博里欧在其他报刊上取得成功后，米约约定了《勒科克先生》这部稿子并告诉他说：“您的体系最适合人类的愚蠢：在法国有50万读者轻信于你。”米约还在报界破天荒买下大型广告牌为此造势。
我们从这类作品中可以看出社会故事和社会新闻与侦探小说的密切关系，事实和虚构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当然，如果社会上果真发生了离奇古怪的事件或骇人听闻的惨剧，《小日报》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普法战争前夕的“特罗普曼事件”促成了《小日报》的发迹，成为法国煽情和黄色小报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事件。此外，《小日报》每周出版的彩色插图增刊提供了关于这类社会新闻的大量视觉描绘。在这些方面，法国报纸走在了当时世界，尤其是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后来的诺思克利夫勋爵）为代表和约瑟夫•普利策为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新式新闻事业”的前列，成为一种欧洲模式。
当代新闻史学者一般认为，《小日报》等报纸开创的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是一种为追求轰动而追求轰动的新闻思潮，它诉诸极端争议性、喧闹等吸引注意力的手法，尤其用来强调事件的非同寻常和非典型性。人们往往批评有些媒体经常追求震撼价值或吸引注意力的人物和事件，而不去报道对于一般公众而言更加急迫的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今天一部分报刊和其他媒体在市场驱动下往往难逃煽情主义藩篱；但是另一部分媒体秉持严肃标准，以平衡、公正与不含偏向的报道和睿智、多元的评论见长，形成高品质媒体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