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文学巨著《史记》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其最重要原因是它具有高超独到的写人技巧。
　　《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其中的名篇,虽为二人合传,但不难看出太史公对蔺相如情有独钟,极尽写其之能事。尤其是衬托手法独具匠心,无论是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还是对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等细腻的刻画,都是为了衬托蔺相如这位大智大勇的爱国英雄。
　　本文的主角是相如,这从开头对二人身份的叙述中即可看出,一个是“凭勇气闻于诸侯”的赵国“上卿”,一个为“宦者令舍人”,天地悬殊,但正如此才更反衬出蔺相如“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仅此当然不够,太史公还把他安排在赵国君臣“予璧”“勿予”的两难之境,借缪贤犯死举荐才出场,让其奉命于危难之间。如此煞费苦心,不都是为了衬托相如政治家的头脑和战略家的眼光吗?让一个长期埋没在底层、才华横溢的草根英雄呼之欲出。
　　完璧归赵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寥寥几笔,就交代了秦赵之形势。此时秦国邀请赵王“会于河外渑池”,不亚于鸿门宴,以至于廉颇做了最坏的打算,“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无异于生死诀别。种种叙述,都成为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出色表现的有力反衬。环境越险恶,越能衬托出相如“知死必勇”的气节。
　　司马迁之所以特别推崇蔺相如,是因为他认为,在战国这样的多事之秋,文臣武将对诸侯国的生存危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并且,此时“谋臣”比“武将”的作用还重要。文中诸如此类的背景叙述,既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把人物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借此来衬托蔺相如的形象。
　　鲁迅说过:“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蔺相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优良人物”,本文更通过秦赵两国的“别种人”来衬托。司马迁把相如放到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廉蔺交欢”三个典型的故事中,入木三分地塑造了秦赵君臣等“一群人”,来衬托相如独特的“这一个”;从语言、神态、动作等方面对这“一群人”穷其形、尽其相,达到以奸衬智、以怯衬勇、以庸衬能、以傲慢狭隘衬大度宽容的效果。
　　 当相如献璧于秦时,秦王仅“坐章台见相如”,且将璧“传以示左右及美人”以戏弄相如,数语述之,其骗璧之心昭然若揭;秦王换璧是假,骗璧是真,试探赵国虚实是真。秦之群臣也狐假虎威,“皆呼万岁”,无赖之极,太史公把秦国君臣傲慢贪婪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正因敌人如此奸诈,才更衬托出相如的鲜活形象,他持璧却立,怒发冲冠,怒斥秦王,表现出了果敢刚毅的性格。其后的“相视而嘻”,“毕礼而归之”,活画出秦国君臣前倨后恭、垂头丧气、无可奈何之态,又衬托了相如应对复杂局面的过人智慧。渑池之会时,秦方故伎重演,“威风凛凛”,“请”赵王奏瑟,“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全然没把赵国君臣放在眼中。正是这样的虎狼之秦才更衬托出相如置生死于度外的英勇气概,他“张目叱之”使秦王“左右皆靡”。韩兆琦评此说:“于此事见秦国君臣的极度傲慢,见蔺相如的智勇拔俗。”
　　 再反观蔺相如身边的赵国君臣,且不必说献璧之前的优柔寡断,莫知计之出的拙劣表现,就在相如以死相胁秦王鼓瑟时,竟无人记录如此“光彩”的一笔,正是“蔺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此处太史公仅用“顾召”一词,惜墨如金,无须他言,赵君臣当时畏怯呆木之状已活灵活现,这不正反衬出相如的大智大勇吗?在蔺相如官拜上卿后,司马迁又不厌其烦地记下了赵国群臣的语言,先写廉颇小觑其功,认为“徒以口舌为劳”,蔑视其出身,说他“素贱人”,还宣恶言“必辱之”,一赵国良将竟如此傲慢狭隘;再写相如门客“请辞去”的浅薄见识。两者的表现与相如的一让再让、委曲求全相照,进一步衬托出相如“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广胸襟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卓智。
　　 太史公正是将蔺相如放到了一个广阔的历史天空之中,通过赵弱秦强的历史背景,再加上秦赵君臣的映衬,得以让蔺相如的形象光彩照人。
　　[作者通联:江苏灌云高级中学语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