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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中美高层会晤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９日，江泽民主席在上海会见前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布什总统。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５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期间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胡锦涛主席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１１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胡锦涛主席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１２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胡锦涛主席在英国苏格兰鹰谷出席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对话会期间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３日，胡锦涛主席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同布什总统举行会晤。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４月１８日，胡锦涛主席开始了对美国的访问。胡主席这次访问，是在中美关系出现更上一层楼的良好势头下进行的。
进入２００６年以来，这种势头表现得非常明显。１月２５日，美国贸易副代表巴迪亚大使在美中贸易委员会发表演讲，再次沿用了去年９月２１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公开使用的“利益攸关方（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等对华政策新概念，并从经贸方面详细阐述了中美发展合作关系的意义和思路。２月３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四年一度的《防务审议报告》，也同样主张中国应发挥“利益攸关方”作用。这表明，在美国对华战略中，佐利克的对华政策“新思维”已经走出国务院，获得了贸易和国防部门的认可，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五年的良性互动
９．１１事件对美国政治、社会及其全球战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战略性的积极影响，美国认定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中国是国际反恐斗争的合作对象，于是，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流行的“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基本终止，美中关系的定位发生了从“战略竞争者”到“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变化。过去五年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良好的互动。
在多边领域，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妥善处理了东亚合作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会议”、国际反恐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几组关系中涉及美国的因素；在双边领域，中国通过人民币小幅升值，采购美国波音飞机，与美国积极开展能源、经贸、财政金融及军事等领域的对话合作，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战略层面上，中美之间按照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２００４年圣地亚哥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２００５年两国副外长成功进行了两轮战略对话。这一年，中美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高层接触频繁，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国务卿赖斯、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太平洋舰队司令法伦、财长斯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乃至一向对中国态度强硬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相继造访中国，传递出中美都渴望在双边复杂而又重要的关系上有所建树的积极信息，也显示出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佐利克在９．２１讲话中引述了赖斯在日本进行亚洲政策演讲时所做的表态，“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一个了解本身的增长和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各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定位，比起克林顿时期的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为现实，比起小布什竞选总统时和首任初期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则积极许多。
在具体“问题领域”层面上，一些地区热点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升温为中美加强互信、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例如，中国谴责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支持伊拉克重建进程、积极斡旋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在印度洋海啸、南亚地震、美国飓风、ＳＡＲＳ、禽流感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国际反恐、防扩散、卫生防疫、救灾救援等基本上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具有传统安全问题的零和博弈特性，它们为中美发展互利合作关系带来了机遇。
全球化时代的美中依赖
后冷战时期以来，国际关系中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参与全球化进程及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化。２０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超过９％的速度，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地区格局乃至国际秩序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从某种意义上，正如佐利克在讲话中所说，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获得“红利”，两国关系也达到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在经济和贸易层面上，中美两国贸易额继续大幅度增加，美国每年从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进口商品的总额接近２５００亿美元。尽管在美国责怪中国的言论中，贸易不平衡是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但美国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一种不顾美国公平贸易法规约束的竞争对手所实施的某种“抢劫”行为。实际上，由于中国央行大量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才使美国财政得以透支，而这种隐性合约使得人民币与美元紧密相连，因此许多人也把这种新的共生现象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保持这种共生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因此没有理由加以改变。
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需要一个合作的中国，一个接受国际义务、依据规则管理着经济和安全秩序的中国。“所有的大国都有自己要追逐的国家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也不应该让某一方面的分歧影响到整体的关系”。由此可见，美国和中国在事实上就因依赖于同一种生产方式而紧密依存。
警惕“中国威胁论”再次抬头
但是，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利剑，仅靠中国自身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化，并不足以形成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局面。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围绕对华战略，美国出现遏制派和接触派之争，“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美国某些战略家从２０世纪“历史先例”论出发，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必将导致对现有霸权国家利益的侵蚀，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因此，对中国这个成长大国必须采取冷战时对付苏联的那种遏制战略。历史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中华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合流，将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构成挑战。
近年来，由于中国发展的势头超出了美国人的心理预期，美国许多智库和官方研究机构纷纷质疑以大中东为中心、以反恐和防扩散为重点的对外政策是否有所偏颇，美国对大国防范的心态有所回摆。２００５年，美国下自商界和劳工组织，上到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直至总统本人，仍有批评中国操纵汇率、侵犯知识产权、设置非关税壁垒、补贴出口产品、吞噬美国就业机会的声音。对华决策部门还指责中国同苏丹、伊朗、委内瑞拉等“问题国家”进行能源开发合作，给中国政府贴上“重商主义”标签。
由此看来，即使在美中关系平稳发展中，“中国威胁论”及遏制中国的论调在美国一直都有市场。冷战思维的惯性，对美国应对中国崛起仍有巨大影响。对于布什政府来说，中国问题仍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美国中小企业因为中国的发展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和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依然根深蒂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中美政治制度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由此可见，如果在战略上跳不出对冷战史的片面解读，跳不出对大国冲突前景的悲观论调，就无法认清当前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给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带来的全新机遇和挑战。
需要定期战略对话
因此，在战略层面上，中美双边建立健全定期的首脑互访和多层次的定期对话会晤机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去年８月以来，中美举行了两轮常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也是８月，李肇星外长发表署名文章，全面阐述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方针。９月佐利克发表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概念”。而１１月布什总统再度来华访问，“胡布会”将２１世纪的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这表明中美关系已走出了面对共同战略敌人的“单一期”，进入了美国官方概括的“４Ｃ”时期，即“复杂性、合作性、建设性、坦诚性”四方面交织的复杂而重要的时期。把定期首脑接触和战略对话机制化，对于维护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中美首脑的战略对话不仅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机制化的高级别官方对话平台，有助于中美高层减少相互猜忌和误判，增强保持“战略稳定”的信心，更有助于培养双方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矛盾与问题的习惯，增加相互影响对方决策层的正式渠道。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主席访美，将会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
背景资料
佐利克９．２１讲话
去年９月２１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餐会上发表题为《中国何去何从》的演讲。演讲的要点是：美国承认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但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利益和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利益意味着什么，美国仍不放心。如何应对中国实力的增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中国已经不是美中建交时的中国，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超越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融入政策”，变为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利益攸关方（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美国希望中国“不仅针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做出调整，还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道，解决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中美定期战略对话机制
中美定期战略对话机制，是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智利圣地亚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达成的共识举行的。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对话。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移师华盛顿，对话双方主角如故，具体议题更加深入。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９日，江泽民主席在上海会见前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布什总统。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５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期间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胡锦涛主席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１１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胡锦涛主席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１２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胡锦涛主席在英国苏格兰鹰谷出席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领导人对话会期间会见布什总统。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３日，胡锦涛主席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６０周年首脑会议期间同布什总统举行会晤。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０日，布什总统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４月１８日，胡锦涛主席开始了对美国的访问。胡主席这次访问，是在中美关系出现更上一层楼的良好势头下进行的。
进入２００６年以来，这种势头表现得非常明显。１月２５日，美国贸易副代表巴迪亚大使在美中贸易委员会发表演讲，再次沿用了去年９月２１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公开使用的“利益攸关方（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等对华政策新概念，并从经贸方面详细阐述了中美发展合作关系的意义和思路。２月３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四年一度的《防务审议报告》，也同样主张中国应发挥“利益攸关方”作用。这表明，在美国对华战略中，佐利克的对华政策“新思维”已经走出国务院，获得了贸易和国防部门的认可，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五年的良性互动
９．１１事件对美国政治、社会及其全球战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战略性的积极影响，美国认定恐怖主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中国是国际反恐斗争的合作对象，于是，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流行的“中国威胁”的政策辩论基本终止，美中关系的定位发生了从“战略竞争者”到“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要变化。过去五年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良好的互动。
在多边领域，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妥善处理了东亚合作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会议”、国际反恐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几组关系中涉及美国的因素；在双边领域，中国通过人民币小幅升值，采购美国波音飞机，与美国积极开展能源、经贸、财政金融及军事等领域的对话合作，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战略层面上，中美之间按照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２００４年圣地亚哥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２００５年两国副外长成功进行了两轮战略对话。这一年，中美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高层接触频繁，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国务卿赖斯、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太平洋舰队司令法伦、财长斯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乃至一向对中国态度强硬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相继造访中国，传递出中美都渴望在双边复杂而又重要的关系上有所建树的积极信息，也显示出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佐利克在９．２１讲话中引述了赖斯在日本进行亚洲政策演讲时所做的表态，“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和繁荣的中国，一个了解本身的增长和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各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定位，比起克林顿时期的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为现实，比起小布什竞选总统时和首任初期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则积极许多。
在具体“问题领域”层面上，一些地区热点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升温为中美加强互信、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例如，中国谴责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支持伊拉克重建进程、积极斡旋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在印度洋海啸、南亚地震、美国飓风、ＳＡＲＳ、禽流感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国际反恐、防扩散、卫生防疫、救灾救援等基本上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具有传统安全问题的零和博弈特性，它们为中美发展互利合作关系带来了机遇。
全球化时代的美中依赖
后冷战时期以来，国际关系中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参与全球化进程及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深化。２０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超过９％的速度，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地区格局乃至国际秩序的影响正在日益显现。从某种意义上，正如佐利克在讲话中所说，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获得“红利”，两国关系也达到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在经济和贸易层面上，中美两国贸易额继续大幅度增加，美国每年从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进口商品的总额接近２５００亿美元。尽管在美国责怪中国的言论中，贸易不平衡是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但美国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一种不顾美国公平贸易法规约束的竞争对手所实施的某种“抢劫”行为。实际上，由于中国央行大量购买美国短期国库券，才使美国财政得以透支，而这种隐性合约使得人民币与美元紧密相连，因此许多人也把这种新的共生现象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保持这种共生关系对双方都有利，因此没有理由加以改变。
在政治和战略方面，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需要一个合作的中国，一个接受国际义务、依据规则管理着经济和安全秩序的中国。“所有的大国都有自己要追逐的国家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也不应该让某一方面的分歧影响到整体的关系”。由此可见，美国和中国在事实上就因依赖于同一种生产方式而紧密依存。
警惕“中国威胁论”再次抬头
但是，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利剑，仅靠中国自身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化，并不足以形成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局面。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围绕对华战略，美国出现遏制派和接触派之争，“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美国某些战略家从２０世纪“历史先例”论出发，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必将导致对现有霸权国家利益的侵蚀，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因此，对中国这个成长大国必须采取冷战时对付苏联的那种遏制战略。历史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中华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合流，将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构成挑战。
近年来，由于中国发展的势头超出了美国人的心理预期，美国许多智库和官方研究机构纷纷质疑以大中东为中心、以反恐和防扩散为重点的对外政策是否有所偏颇，美国对大国防范的心态有所回摆。２００５年，美国下自商界和劳工组织，上到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直至总统本人，仍有批评中国操纵汇率、侵犯知识产权、设置非关税壁垒、补贴出口产品、吞噬美国就业机会的声音。对华决策部门还指责中国同苏丹、伊朗、委内瑞拉等“问题国家”进行能源开发合作，给中国政府贴上“重商主义”标签。
由此看来，即使在美中关系平稳发展中，“中国威胁论”及遏制中国的论调在美国一直都有市场。冷战思维的惯性，对美国应对中国崛起仍有巨大影响。对于布什政府来说，中国问题仍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美国中小企业因为中国的发展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和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依然根深蒂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中美政治制度的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由此可见，如果在战略上跳不出对冷战史的片面解读，跳不出对大国冲突前景的悲观论调，就无法认清当前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给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带来的全新机遇和挑战。
需要定期战略对话
因此，在战略层面上，中美双边建立健全定期的首脑互访和多层次的定期对话会晤机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去年８月以来，中美举行了两轮常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也是８月，李肇星外长发表署名文章，全面阐述了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方针。９月佐利克发表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概念”。而１１月布什总统再度来华访问，“胡布会”将２１世纪的两国关系定位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这表明中美关系已走出了面对共同战略敌人的“单一期”，进入了美国官方概括的“４Ｃ”时期，即“复杂性、合作性、建设性、坦诚性”四方面交织的复杂而重要的时期。把定期首脑接触和战略对话机制化，对于维护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中美首脑的战略对话不仅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机制化的高级别官方对话平台，有助于中美高层减少相互猜忌和误判，增强保持“战略稳定”的信心，更有助于培养双方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矛盾与问题的习惯，增加相互影响对方决策层的正式渠道。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主席访美，将会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战略互动。
背景资料
佐利克９．２１讲话
去年９月２１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餐会上发表题为《中国何去何从》的演讲。演讲的要点是：美国承认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但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利益和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利益意味着什么，美国仍不放心。如何应对中国实力的增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问题”。中国已经不是美中建交时的中国，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超越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融入政策”，变为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利益攸关方（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美国希望中国“不仅针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规则做出调整，还希望中国能够和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道，解决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中美定期战略对话机制
中美定期战略对话机制，是根据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智利圣地亚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达成的共识举行的。对话每年举行两次，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了首次对话。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７日，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移师华盛顿，对话双方主角如故，具体议题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