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年间，许多书画名家都喜欢在铜面上创作书画，而后交由名刻工，最后完成铜质文房的制作。这些书画名家有吴待秋、林纾、姚茫父、陈师曾、齐白石、陈半丁、张大千等，其中的代表人物当为陈师曾和姚茫父。茫父先生曾说：“余与师曾的画往往溢于纸绢之外”，指的就是在铜上创作书画作品，也称之为“书画铜”。新中国成立后，在铜板上创作书画的名家较少，但偶尔为之的也有唐云、谢稚柳等人。
　　笔者收藏有是一件刻铜作品，长20厘米，宽10厘米，厚0.5厘米，铜质为红铜（或称为紫铜），所绘内容为“丰收图”。巧的是，在1952年，潘天寿也画过一幅纸本的《丰收图》（现藏潘天寿纪念馆）。二者相较，无论是布局、内容及题款，均有较高的相似度。那么，此刻铜是否出自潘天寿之手呢？
　　同绘丰收图
　　这件铜版画面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描绘了农村粮食丰收的场景。画面中心是一副张贴于院落大门上的对联，上联为“十年迎建设”，下联是“五谷庆丰登”，横批为“国泰民安”；画面中，柳树下绘几间瓦屋，院内一人正在劳动。画面左下方刻绘一群鸡，有站立张望的，有伫于条石上的、有正在啄食的??条石旁是一些乱木，乱木上是一堵院墙，上有隶书题字“丰收图”，另一行用行书题写“五九国庆寿”；左侧墙角勾勒出一堆草垛；画面左下边刻绘了四位农民正赶着满载粮食的牛车回村落，健壮的耕牛及牛车采用写实的手法，人物的开脸及衣着用古法绘出；牛车上方的院墙上有5株露头的棕榈树。
　　而在1952年，潘天寿曾画过一幅纸本的《丰收图》。从构图及绘画内容看，铜版与纸本绘画有很高的相似度。现有资料从未记载过潘天寿画过铜版，加上铜版与纸本绘画较高的相似性，或许会让人认为此铜版可能是现代人依据纸本绘画后仿的。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潘天寿以纸本绘画为基础在铜版上进行了再创作。
　　为国庆献礼
　　195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浙江美术界也不例外。一篇关于浙江省美术创作会议的报道文章《迎接国庆十周年 争取美术创作的更大丰收》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况。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浙江省文化局与浙江省美术美协统筹委会，于一月五日，在杭州浙江美术学院联合召开浙江省美术创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全国美术工作会议的精神，来迎接国庆十周年，争取美术创作的更大丰收。”
　　文章最后写道：“代表们都情绪高涨、信心百倍，表示回去以后，一定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自己创作并发动群众创作出更新更美的美术作品，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浙江美术学院有关人士就美术创作等议题作了发言报告。1959年，潘天寿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他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精神，并会带头完成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创作任务。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潘天寿书画集》中，有三张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由此可窥见一斑。
　　潘天寿在书画创作上极为认真，对不满意或能改进的绘画作品会反复进行再创作，如《江州夜泊图》就有至少三种版本，时间跨度十余年。旧构图新处理，是潘天寿的一贯作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竹谷图》、《古松矮屋老夫家》等。抗战期间在云南时，潘天寿自题荷花：“往事不堪重回忆，十年一幅旧荷花”。
　　所以，笔者猜测，潘天寿或许认为《丰收图》适合于刻铜创作，尤其适合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作，于是，他重绘“丰收图”于铜版之上，以示纪念。
　　有诸多差异
　　尽管铜版与纸本绘画相似度高，但因尺幅不同，所以在构图及绘制方面还是有诸多差异。
　　耕牛及车
　　牛是潘天寿擅长的题材，其所绘之牛体型健硕霸悍，犄角宽大而向上翘起。铜版耕牛与纸本绘画均保留了潘天寿一贯绘牛之特征，但铜版耕牛简化了背上鞍子及绳套，四蹄做了接近圆形化处理，与实际的水牛更接近，写实感更强，呈现了耕牛的稳健及力量感。
　　铜版耕牛嘴角微张，两眼直视草垛，似乎想吃草，表现了牛的心理活动。牛尾微翘，也体现了动感。铜版横幅相对较长，画者采用写实手法完整绘出牛车；而纸本横幅相对较短，仅绘半截牛车。
　　鸡群
　　铜版与纸本绘画最大不同在于所绘鸡群。铜版中有一只跑动的鸡，纸本绘画则是一只站立的鸡。前者增加了鸡群姿态的差异性，加强了画内画外的联系，通过苔点增加了鸡食，鸡正在进食的场景生动形象。
　　人物
　　肩扛铁锨的农民在铜版里与牛的相对位置稍稍拉远，造成其两腿脚没有被牛遮挡住。画者通过简单的两笔就将人物的一双腿脚勾勒出来。
　　柳树与瓦屋
　　由于尺幅比例的差异，铜版只取柳树主树干，增画了更多迎风摇曳的柳枝。树荫下瓦屋上部之间通过苔点过渡，增添了庭院内的勃勃生机。
　　正面墙脚
　　铜版横幅加长，耕牛与草垛、鸡群之间的距离增大，使正面院墙完全暴露，画者通过增画两条平行线，再用小竖线分割，来表示墙脚的承重砖。铜版有小竖线的主要原因是和院墙顶上一块块的屋檐瓦相匹配。
　　棕榈树
　　纸本绘画能看见的棕榈树有4株，铜版是5株，这与铜版横向尺幅相对较长有关。
　　对联
　　对联所书并非潘天寿的常见书法风格。铜版用笔凝练厚重，在“庆”和“迎”二字写法上与纸本绘画有差异。
　　题款风格
　　铜版与绘画纸本的题款，用隶书题写绘画主题，而后用行书题写年款。“丰收图”三字隶书风格不易判断比较，现仅就铜版行书风格的款识进行简单分析。
　　潘天寿在《中国画题款研究》一文中指出：“以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可略“一九”二字，仅用“五六年”“五七年”的纪写方法，使减少数字的重叠，较为好些，未知可否？ ”
　　由此可见，“五九”款既符合潘天寿自己的观点，也与纸本绘画中大量出现的“五九”二字风格相符。缺五九年的“年”字，笔者分析可能是受题款位置的长度限制。
　　另外，铜质面光滑不吸墨，墨的渲染、枯湿等不易表达，但点、线、飞白等表达与纸绢无异，金石韵味足。这件刻铜作品，画者首先考虑到了铜与绢纸上的差异，充分利用点来描绘物象，如用点表示草垛、耕牛的毛皮、牛车上的粮食、瓦屋间茂盛的植物等。
　　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此刻铜作品可能是潘天寿依据1952年《丰收图》纸本亲笔绘制的。但是否就是出自其手，尚待进一步的资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