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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春天，84岁的王力开始编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这也将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古汉语字典》。计划中的字典120万字，鸿篇巨制。诞生在抗战岁月中的这一宿愿，在他心中酝酿了近半个世纪，而他已垂垂老矣。这位84岁的中国语言学的奇才，从那年春天开始，早上8点研墨，每天连续伏案8到10小时，任何与写作无关的事他不闻不问，只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饭时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迈进。
——纪录片《大师·王力》
求学，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1986），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科学部委员。
王力出生于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7岁上私塾。一次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很受感染，由此爱上了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没有灯油，他每天就对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是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要以赵元任对王力的影响至大至深。当时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讲的音韵学与清代音韵学家讲的不大相同。他着重将历史比较法用到汉语史的研究上，善于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这就比清代的音韵学家高出一筹。王国维也曾对王力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对他的学问和事业却影响至大。他曾经说过：“如果说得到14箱书，是我治学的转折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那么，研究院的一年，就是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自清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20世纪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书籍都是在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國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抗战期间的语言学研究
1937年，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师生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谈到了王力买这两本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級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化教育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语言学的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的继承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他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还听日语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信件，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关于王力心中的字典，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勤耕不辍，著作等身
在王力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二百多篇。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言、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带动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突出影响。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出特点。 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运用先进的语言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科学地诠释旧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例如他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字史》《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或深入探讨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结构系统、民族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例如他三十年代写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四十年代写的《汉越语研究》《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五十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六十年代写的《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八十年代写的《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等。
第二，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王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五十余年，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他写出来的讲义，就是他的科研成果。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课，他的讲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而且多是高水平的专著。例如：《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后改名《汉语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
第三，创新与求实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中，王力开创了不少新的汉语言学科体系（如上文所列举的），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例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语料，系统地考察了汉语“名句”句法结构的特点和系词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指出古汉语名句的主语与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
这不仅正确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真正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历史地、求实地研究汉语自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又如古韵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说，“古韵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统”，“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先秦声调分舒促两大类，各又细分为长短”的学说，也都是根据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说：“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正是由于王力具有这种求实的学风，才能不断创新。
第四，渊博与专深相结合。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萊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后者多次重版，在港台也一再翻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
王力作为语言学大师，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语言科学诸多领域勤于开创，非常关注语言文字学的普及与应用，勤耕不辍，著作等身，值得我们后人的学习和敬仰。
（摘编自《东方早报》）
——纪录片《大师·王力》
求学，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力（1900-1986），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和诗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科学部委员。
王力出生于广西博白县岐山坡村，7岁上私塾。一次先生讲《三国演义》，讲到慷慨激昂处，便拍案而起，王力很受感染，由此爱上了小说，也产生了他的第一个理想——当小说家。高小毕业后，王力因贫辍学，但读书不辍。夜晚没有灯油，他每天就对着月光读书。书读了很多，一副深度眼镜也因此伴随了他一生。1924年，带着别人帮他凑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学之路。王力先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国学专修班。他在刊物上发表诗文、小说，既是勤工，也是为追求文学理想。但一年后王力却因反对校长搞帝制复辟活动而被开除，转入章太炎当校长的国民大学本科学习。
1926年夏天，他报考清华国学院，师从赵元任。国学院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要以赵元任对王力的影响至大至深。当时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讲的音韵学与清代音韵学家讲的不大相同。他着重将历史比较法用到汉语史的研究上，善于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这就比清代的音韵学家高出一筹。王国维也曾对王力这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说：“我原来爱好文学，后来为什么研究古文字和历史呢？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为着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王力跟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学习语言学。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对他的学问和事业却影响至大。他曾经说过：“如果说得到14箱书，是我治学的转折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那么，研究院的一年，就是我的第二个转折点，有了名师的指点，我懂得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国学院毕业后，王力接受赵元任的建议，去了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中心—巴黎。
在法国学习是自费的，王力想卖文为生，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接受了他的译稿，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审是叶圣陶。叶圣陶先生对他的书评价很高，他认为王力的文章“翻译得雅，文笔非常好”，所以叶圣陶先生说：“他的书来一本我们出一本。”后来王力在法国的学费就是叶圣陶先生给的。
王力于1932年归国回到清华，教授语言学课。课余仍为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撰写希腊、罗马文学专书，翻译《莫里哀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按清华的章程，专任讲师两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却没有等到教授的聘书。他去问朱自清，朱自清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这一笑却令他知耻，他反躬自省，向“翻译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写出了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中国文法学初探》。王力回忆，朱先生看了就很满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为教授。
20世纪30年代，王力刚从国外学习回来，看到当时国内语法学研究死气沉沉，他感觉到大部分书籍都是在套英语语法。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字没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现象。一个大学生不能正确地应用本国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见的事。从前的人喜欢用古人的熟语，不合传统习惯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国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护。现在呢，大家趋向解放与自由，于是中國文法也像中国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坏而无建设。”
1935年，王力呼吁政府支持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牵头制定一部标准文法。他认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细修订，“8年之后，我们将有一部文法。”尽管想法很好，作呼吁的也远不止王力一人，但这样的工作却迟迟没有启动。第二年，王力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此文几乎是他扛起中国语言学研究重担的宣言。
对一种语言规律的研究，必须从该语言的实际中来。但实际的汉语，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动荡而复杂。文言、半文言、白话和欧化的白话，还有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令人无从下手。王力认为，“这是艰难的一种工作，比之依傍西洋语法者，多费百倍的踌躇”。
抗战期间的语言学研究
1937年，卢沟桥枪响了，日本全面侵华。北平沦陷，王力随清华师生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国文化学术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两个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长沙。全部家当就是些衣物，几乎无书可读。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长沙的一个旧书摊上看到一部《红楼梦》，版式古雅，很是喜欢。王力蓦然悟到，《红楼梦》是较为纯粹的清代北京口语，不正是语法研究理想的材料么。他在惊喜中买下了这部书，并购得另一部清代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
汉语言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傅雨贤谈到了王力买这两本书的细节。“他觉得这个材料非常宝贵，一个是，对象很明确，没有方言的杂芜，还有就是没有古代汉语的杂芜，所以买了这两本书，还没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经开始在研究了，”傅雨贤说，“他把这两部著作的所有用词造句的规律，一个个的做卡片，之后就进行归纳整理，突破了《马氏文通》沿袭西方的框架的毛病，完全从汉语实际出发。王先生发现，词法是次要的，因为我们汉语没有什么形态变化，不像英法德俄语这些，形态变化多，所以那些外国语都是以词法为主，他说中国以造句法为主。”
后来王力一家辗转来到昆明，在昆明龙头村的岁月里，王力白天备课授课，晚上写作。点不起煤油灯，他点豆油灯，妻子夏蔚霞在旁借点光亮编织毛衣。一个月能织五件，贴补家用。到80岁时，这艰难的时光仍历历在目，王力赋诗赠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灯如豆伴凄凉。”就在这样的境遇里，整整5年，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问世。随后两书普及本《中国语法纲要》完成。到这时王力已在语言学研究上留下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次给出了语法的定义：“语法就是族语的结构方法。” 战争没有毁掉中国的学术，王力的成果与几乎同时发表的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响到了国外学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说：“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们国家20世纪40年代当时传统语法的学术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部书。”
建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岁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经在语法、音韵、词汇、诗律、方言各领域全面铺开，并计划着中国语言学的未来。王力著文：
咱们对于抗战建国，没有必胜必成的信念则已，否则咱们应该料想到中国语文有兴盛的一日，那时节，汉语虽不一定能像英语一般走到人家中学的黑板上，至少人家的大学里也会有汉语一科，和英法德俄诸语并重。那时节，咱们有没有像《牛津字典》一样的好字典给人看？有没有像叶斯珀生或泊尔姆的英国语法一样好的中国语法给人家看？中国语言学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来中国语言学界人才济济。
刚复员的中山大学聘王力做文学院长，他提出的任职条件是，办一个语言学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王力设计了教学大纲和主要课程，延请了方光焘、杨树达、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执教、讲学。他自己除了授课，甚至还检查楼道、厕所的卫生。
1950年，随着战争硝烟的散去，中国第一批语言学大学生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到1953年，4个年級在校生只有13个。到了夏天，7名学生毕业，实属盛况空前。王力在家中为他们开欢送会。
到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以及各类扫盲和文化教育工作。这一年语言学系破天荒地招了两位数的学生。新生刚入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整体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学生李炜在采访中说：“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个合并，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大学汉语言专业，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这个样子，对整个语言学、语言学界，他都功不可没。”
白天打腹稿，夜晚写书
王力一方面支持语言学的应用和普及，同时又坚持基础研究，他认为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词典学和实验语音学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语文学遗产的继承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编撰成书，同时他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汉语史研究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学戛然而止。古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王力说：“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如果为狭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语言学就不会再有发展的前途。”但王力因此受到批判。这位60多岁的老人被抄家、批斗，书稿查封，被发往煤厂拉煤劳动改造。日记中他写道：“不容于世”“不见谅于骨肉”“变化如此大，殊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坚持凭记忆中的材料进行思考、研究。被允许回家时，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把白天劳动时打的腹稿写下来。“文革”一结束，他拿出两本书稿，一本《诗经韵读》，一本《楚辞韵读》。“文革”后王力还修订了《汉语史稿》，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这部著作搭出了汉语历史研究的大框架。最后在他84岁时将《汉语史稿》扩充和修订成《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完整呈现了汉语发展历史。他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时间。
当代语言学家詹伯慧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怎么样，我的事业只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执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岁学英语，27岁学法语，到了50多岁，还跟学生们一起学俄语，直到他80岁的时候还听日语广播学日语。“文革”结束那一年，76岁的王力写诗送给自己：“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为了把十年时间补回来，王力到后来更加倍地工作。他上电大讲课，对各种演讲、约稿统统来者不拒，甚至对向他求教怎么写信，怎么学普通话，学外语，学拼音的信件，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1954年进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谈道：“接受普通话异读字审音这个工作时，他已经是83岁高龄了，审音表发表后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这是他对国家语文现代化最后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动于他的精神。”
1984年王力生平最后一次回到中山大学。中大邀请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做题为“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演讲。5000人座位的纪念堂，竟来了12000人，把纪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满了。傅雨贤回忆说：“他一看密密麻麻那么多人，他很感动啊！84岁了，结果他足足讲了一个钟头。专业课一次12000多人听，中国教育史上没有过，我估计世界教育史上也没有过，而且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公开课。”
1986年，王力辞世。关于王力心中的字典，当代音韵学家唐作藩说：“王力认为过去编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辞源》《辞海》，他觉得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罗列词义，不分主次，不分历史。”他心中的字典最后在他学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为《王力古汉语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还在从早到晚坚持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双棣回忆说：“后来他在一张纸上，一个信封上写着，‘张双棣答应帮我写亥集，我做什么呢，整天疲劳。’这是他的绝笔。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余万元稿费全部捐出，在北大设立‘王力语言学奖金’。这是‘文革’后最早的个人捐赠学术奖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独而尊严’的美誉。”
勤耕不辍，著作等身
在王力的学术生涯中，他撰写了上千万字的学术论著，其中专著四十多部，论文二百多篇。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语言学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涉及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语言、语法、词汇、语言史、语言学史以及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等各个领域，其重点研究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带动了学科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突出影响。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出特点。 第一，将传统的“小学”（语文学）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合。王力运用先进的语言理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或科学地诠释旧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例如他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字史》《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或深入探讨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结构系统、民族特点及其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例如他三十年代写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国文法中的系词》，四十年代写的《汉越语研究》《新训诂学》《中国现代语法》，五十年代写的《汉语史稿》《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汉语实词的分类》，六十年代写的《先秦古韵拟侧问题》《略论语言的形式美》，七十年代写的《黄侃古音学述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八十年代写的《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等。
第二，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王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五十余年，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他写出来的讲义，就是他的科研成果。所以常常是一上完课，他的讲稿就可以送出版社出版，而且多是高水平的专著。例如：《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概论》（后改名《汉语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汉语诗律学》《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以及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等。
第三，创新与求实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中，王力开创了不少新的汉语言学科体系（如上文所列举的），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例如《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语料，系统地考察了汉语“名句”句法结构的特点和系词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指出古汉语名句的主语与表明语之间不用系词。
这不仅正确揭示了汉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是中国语言学家首次真正摆脱西洋语法的束缚，历史地、求实地研究汉语自身特点而取得的重大成果。又如古韵研究上，他提出的“脂、微分部”说，“古韵十一类二十九（或三十）部系统”，“上古每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先秦声调分舒促两大类，各又细分为长短”的学说，也都是根据丰富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独到的见解。他强调说：“如果墨守师说，学术就没有发展了。”正是由于王力具有这种求实的学风，才能不断创新。
第四，渊博与专深相结合。王力的学问博大精深，为学界所公认。他不仅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他翻译、出版过法国纪德、小仲马、嘉禾、左拉、都德、波特萊尔等作家的小说、剧本、诗歌以及《莫里哀全集》共二十余种;他早年还撰写了《罗马文学》《希腊文学》;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基本上收集在《龙虫并雕斋诗集》《王力诗论》与《龙虫并雕斋琐语》里。后者多次重版，在港台也一再翻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把他和梁实秋、钱钟书推崇为抗战时期三大学者散文家。
王力作为语言学大师，注重专业的学术研究，在语言科学诸多领域勤于开创，非常关注语言文字学的普及与应用，勤耕不辍，著作等身，值得我们后人的学习和敬仰。
（摘编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