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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津冀在自然环境上本为一体，面临相同的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等重大环境问题，加快生态建设是协同发展的必经之路。利用唯物辩证思想从生态建设的内涵、思路和重点进行思考和阐述，提出相应的见解，有助于各行为主体选择科学的生态保护和建设路径，从而促进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京津冀；生态建设；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8-0036-04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1]。基于京津冀三地在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普遍联系和不平衡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在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其中生态建设是一体化过程中最为迫切的利益协调问题，三地已经就此签署了《京津冀区域环保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利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关键问题，有助于明确解决问题的逻辑和路径。
一、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基本内涵
京津冀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影响是普遍的，这就要求生态建设共享共建。
（一）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区域联系
京津冀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地理上北起燕山山脉，西到太行山区，东至渤海之滨，南据华北平原，在地质、地貌、气候、土壤以及生物群落等方面是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三地山水相连，同属海河流域，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格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进退。
京津冀区域总面积2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总人口达10860.5万人，占全国7.98%，地区生产总值达62172亿元，占全国的10.9%，是我国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根据2014年统计数据计算）。但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快速无序扩张，区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以PM2.5为主的大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紧缺，水环境恶化，绿色空间萎缩的趋势尚未得到完全遏制。北京、天津受到一系列的“大城市病”的困扰，冀北地区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交织，大多数区县处于生态破坏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中。在行政分割以及现行以经济指标为主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下，各地政府以发展经济为重，各自为战，缺乏区域之间横向协作机制和合作能力，导致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成为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一大挑战。
（二）京津冀生态建设的根本动力
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共同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上是一致的，“既要金银财宝，也要青山绿水”，这也是生态建设的根本动力。但是三地在资源占有上存在竞争关系，利益分配上不公平、不平衡的领域很多。以水为例，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开发程度高达109%，海河南系和冀中南地区水资源超采最为严重，而北京、天津用水缺口约10.6亿立方米和8.3亿立方米，主要从周边省份调水和地下水超采来弥补，加剧了水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和水环境的脆弱性。
大气污染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而工业排污和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最大的污染来源，使得城市空气污染令人担忧，雾霾污染已成为京津冀生态环境中最为棘手的问题。环保部公布的2015年6月空气最差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占7个，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63.2%。如此严重的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产业发展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由于天津、河北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单位能耗高；另一方面，三地产业准入门槛高低不同导致污染排放标准一直无法统一，天津、河北通过承接一部分达不到北京环保标准的企业，却可以在这两个地区中合法合规地生产、排污，明显不利于京津冀整体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三）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央和三地政府都逐渐意识到京津冀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区域生态环境合作已起步，尤其是对于区域性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应当统一认识，从区域层面考虑开展生态建设。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机制，来处理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其次，基于对立的观点，一方面要推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合作共建，另一方面建立受益方向付出方，下游向上游的长效生态补偿机制。第三，从区域生态环境良性发展角度进行产业布局的宏观统筹，启动三方政府间共同关心、利益一致、广泛而长期的合作，处理好在资源、生态和环境方面的相互影响关系。
二、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基本思路
生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解决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质量互变的过程。在京津冀生态建设过程中，要在关键领域长期持续的加大投入，经过一段时间生态质量改善才能见到成效，当遇到新的变化和环境问题时，要适时调整策略，在新的关键点上做出努力，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并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京津冀生态建设的主要路径是合作
21世纪以来，为确保大城市的环境和资源供给，三省市在生态建设尤其是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北京和河北之间水资源利用合作是生态建设合作中最早启动的部分，其主要目的是确保首都北京的用水安全。梳理一下可知，早在1995年，两地就成立了京承经济技术合作协调小组及水资源保护合作小组等七个专业合作小组，建立对口支援关系[2]29。1995-2002年给上游承德地区每年提供208万元用于水资源保护和建设，其中丰宁108万元，滦平100万元。
2000年北京市和河北省作为责任主体，开始实施《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为京冀地区水资源利用合作的起点。这一阶段的合作主要是政府之间的、间断性的合作方式，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国家政策指导。
2005年10月签订的《北京市与周边地区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管理办法》，由北京市连续五年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支持张承地区开展水资源保护项目。 2006年10月，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产业调整、产业园区、农业、旅游、劳务市场、卫生事业等九个方面。
2008年4月，北京市政府签署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由市财政安排资金，重点用于本市企业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项目贷款贴息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支持（含提供籽种、种禽、种畜）、劳务技能培训、旅游景点宣传推介等具有带动作用的领域。
2008年12月北京市与河北省在深化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方面，提出了合作开展生态水源保护林工程建设和实施森林保护合作项目。2009-2011年，北京市累计出资1.5亿元，支持河北省丰宁、滦平、赤城、怀来、三河、涿州、玉田等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进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置，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工作。另外，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支持密云、官厅两库上游张家口、承德两市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2]30。
正是十年来一个个环境治理、生态补偿、生态涵养等方面的合作和保护项目的实施，才基本确保了首都城市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据统计，“十五”期间，密云、官厅两大水库系统供水34亿立方米，年均6.8亿立方米，从上游山西、河北累计调水1.6亿立方米；“十二五”期间，河北省通过岗南、黄壁庄、王快、云州等10座水库向北京应急供水12.5亿立方米[3]。投入的量变导致了水资源供给发生质的变化，这样的成绩肯定了合作仍然是未来生态建设的基本方向，应当长期坚持下去。
（二）京津冀生态建设合作的关键是联防联控
近年来，我国空气质量整体加速恶化趋势明显，极端大气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最典型且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京津冀区域，2015年供暖季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连续出现5次重污染过程，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对原有的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地在生态建设合作上需要拓宽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提升应对能力。首先，为了加强区域联动协作，京津冀地区应建立联防联控领导小组，不断完善区域性污染治理协商制度。其次，建立区域空气污染监控网络与应急响应预案，采取各省市联合执法行动、统一执法尺度的方式，形成联防联控合力。第三，应从互利共赢、成本分摊的原则出发，在区域生态补偿、环境责任险、空气质量保障基金等方面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从而为联防联控的长期持续开展提供保障[4]。最后，区域污染防治的沟通与合作要扩大到山西、内蒙古等周边省市，加大生态涵养区的投入力度，开展防沙治沙、水土流失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状况。
三、京津冀生态建设的重点
（一）从高处着眼，统筹规划和协商
亟需建立一个高于三者之上的机构或部门来进行统筹和协商。京津冀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这是导致京津冀之间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迟缓的主要障碍。北京是首都，天津为直辖市，为了发展北京和天津，河北在资源环境和发展权限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水资源方面，目前京津冀依然沿用计划指令式水资源分配方式和行政式水资源管理运行机制[5][6]。在水量分配上，国家对北京和天津照顾得多一些，对河北的要求严格一些。这种情况是基于首都的地位决定的，应当是肯定的。但是河北如果环境资源损失的太多，又会破坏京津的持续发展。京津的用水量绝大部分来自于河北，目前来看北京和天津对河北上游地区的补偿力度还不够，比如“稻改旱”项目密云每亩地的补偿约700元，承德只有550元。这种不平衡，不仅严重限制了河北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导致北京和天津的供水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种不对等关系阻碍了京津冀之间的平等协商，需要打破制度壁垒，组建一个高于三者之上的机构或部门来进行统筹和协商。
（二）利益协商上要讲究动态平衡
如前所述，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建设很早就开始进行，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生态协调问题。仍以“稻改旱”为例，之前每亩补助使得农民能够从中获益，因此很愿意改种植旱作物，从而保护了上游的水土环境，下游能够享受环保红利。但是随着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往较低的补助标准很难弥补农民的种植成本，上游更加倾向于种植收益较高，而耗水量较大的农作物，使得原本比较协调的上下游关系出现了矛盾。那么本着解决问题的思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升补偿标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冲击着现有的生态安全格局，这就要求不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生态建设，应当重新适应资源条件和环境关系的变化，建立起新的平衡，使得生态利益关系趋于一致，共同受益[7][8]。
（三）走产业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道路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将大量低端产业迁移走，必然损失相当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这一矛盾能否解决就需要依靠新的产业补充，最好的办法就是创新，不墨守成规才能开发新的产业和市场空间。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全盘接受北京外迁企业，将给河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些产业中也有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拉走设备就能启动生产，是否可以迁移到河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产业对河北来说短期利益是巨大的，而对环境的污染却是长期的，再者河北部分工业产能已经过剩，盲目的转移项目投资也不可取。就河北内部来讲，产业升级和创新是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道路的关键路径，需要对北京疏散的产业进一步筛选，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体现。
（四）生态建设要重视市场的力量
以上所列举的生态建设项目是局部的，小规模的，还有很多环境问题需要去共同面对，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可以利用转移支付，把受益方的财政收入拿出一部分给受损方，合情合理，但是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而生态补偿也不能无限的扩大范围，增加投入，对各方来讲都是不可持续的。政府不能全部包办生态补偿的成本，需要另辟蹊径，从别处要钱，也就是利用市场的力量。典型的模式就是排污权交易，总量上控制排放污染量从而给区域内每个企业一定的排放额度，如果某企业排放量超额，就要去市场上购买配额，而另一企业环保设施处理的好，排放额度没有用完，就可以把剩余的部分放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就能促使企业加强环保能力建设，减少排污[9]。 （五）必须加强重点环境区域的治理
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首要问题，不能走先破坏再保护的老路，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关系，不可能把所有经济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当中去，也不能对所有的生态问题放在同一标准下解决，这就要求必须以点带面，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点的环境区域和环保项目上去，就京津冀环境状况而言，改善大气环境、水源地保护、风沙防治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应当成为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10]。
（六）积极探索实施双向生态补偿
生态建设与合作就是把环境看成一个超越了行政界限的大系统，以“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和长远意识来共同实现青山绿水的目标。根据“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受益不补偿是不可取的，进一步污染了却不付费亦不可取，例如在水质和空气质量方面，跨界断面水质达标则下游向上游进行补偿；跨界断面水质不达标则向上游征收一定费用，作为水污染治理生态补偿资金。同样，处于上风向地区的空气质量达标，则下风向地区给予上风向地区生态补偿（上下风向地区判定的依据是多年平均气象资料，还可以借鉴国内外专家提出的“空气流域”概念）；如果上风向地区的空气质量不达标，则向上风向地区征收一定费用，作为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资金[11][12]。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谢高地.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研究-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体系构建及生态补偿机制[R].北京：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2014.
[3]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水资源保护及利用规划政府[EB/OL].[2006-09-08].http：//zhengwu.beijing.gov.cn/ghxx/sywgh/t83
3113.htm.
[4]李佐军.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研究[R].北京：北京城乡创新发展博士研究会，2014：9-10.
[5]李云生，王东，张晶.海河流域“十一五”水污染防治规划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6]秦凌，杜鹏飞，郑钰.2049北京水资源利用发展趋势及供需平衡研究[J].北京规划建设，2012，（3）：45-49.
[7]宋建军.海河流域京冀间生态补偿现状、问题及建议[J].宏观经济研究，2009，（2）：29-34.
[8]肖金成，李娟，戚仁广.京冀水资源补偿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21）：2-13.
[9]邹继业，李金龙.集群治理理论对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11，（8）：121-124.
[10]郭倩倩，耿海清，任景明.以一体化破解京津冀环境问题[N].中国环境报，2014-06-17（2）.
[11]韩晶，王赟.京津冀地区治理大气污染的战略选择[J].中国国情国力，2014，（5）：36-38.
[12]王跃思，张军科，王莉莉等.京津冀区域大气霾污染研究意义、现状及展望[J].地球科学进展，2014，（3）：388-396.
[关键词]京津冀；生态建设；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8-0036-04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1]。基于京津冀三地在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普遍联系和不平衡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在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其中生态建设是一体化过程中最为迫切的利益协调问题，三地已经就此签署了《京津冀区域环保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利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关键问题，有助于明确解决问题的逻辑和路径。
一、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基本内涵
京津冀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影响是普遍的，这就要求生态建设共享共建。
（一）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区域联系
京津冀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地理上北起燕山山脉，西到太行山区，东至渤海之滨，南据华北平原，在地质、地貌、气候、土壤以及生物群落等方面是一个完整的地域系统。三地山水相连，同属海河流域，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格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进退。
京津冀区域总面积2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总人口达10860.5万人，占全国7.98%，地区生产总值达62172亿元，占全国的10.9%，是我国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之一（根据2014年统计数据计算）。但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京津冀地区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快速无序扩张，区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以PM2.5为主的大气污染严重，水资源紧缺，水环境恶化，绿色空间萎缩的趋势尚未得到完全遏制。北京、天津受到一系列的“大城市病”的困扰，冀北地区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交织，大多数区县处于生态破坏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中。在行政分割以及现行以经济指标为主的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下，各地政府以发展经济为重，各自为战，缺乏区域之间横向协作机制和合作能力，导致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成为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一大挑战。
（二）京津冀生态建设的根本动力
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共同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上是一致的，“既要金银财宝，也要青山绿水”，这也是生态建设的根本动力。但是三地在资源占有上存在竞争关系，利益分配上不公平、不平衡的领域很多。以水为例，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开发程度高达109%，海河南系和冀中南地区水资源超采最为严重，而北京、天津用水缺口约10.6亿立方米和8.3亿立方米，主要从周边省份调水和地下水超采来弥补，加剧了水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和水环境的脆弱性。
大气污染方面，京津冀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而工业排污和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最大的污染来源，使得城市空气污染令人担忧，雾霾污染已成为京津冀生态环境中最为棘手的问题。环保部公布的2015年6月空气最差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地区占7个，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63.2%。如此严重的污染，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产业发展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由于天津、河北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单位能耗高；另一方面，三地产业准入门槛高低不同导致污染排放标准一直无法统一，天津、河北通过承接一部分达不到北京环保标准的企业，却可以在这两个地区中合法合规地生产、排污，明显不利于京津冀整体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三）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央和三地政府都逐渐意识到京津冀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区域生态环境合作已起步，尤其是对于区域性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应当统一认识，从区域层面考虑开展生态建设。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机制，来处理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其次，基于对立的观点，一方面要推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合作共建，另一方面建立受益方向付出方，下游向上游的长效生态补偿机制。第三，从区域生态环境良性发展角度进行产业布局的宏观统筹，启动三方政府间共同关心、利益一致、广泛而长期的合作，处理好在资源、生态和环境方面的相互影响关系。
二、京津冀生态建设的基本思路
生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解决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质量互变的过程。在京津冀生态建设过程中，要在关键领域长期持续的加大投入，经过一段时间生态质量改善才能见到成效，当遇到新的变化和环境问题时，要适时调整策略，在新的关键点上做出努力，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并进一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京津冀生态建设的主要路径是合作
21世纪以来，为确保大城市的环境和资源供给，三省市在生态建设尤其是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北京和河北之间水资源利用合作是生态建设合作中最早启动的部分，其主要目的是确保首都北京的用水安全。梳理一下可知，早在1995年，两地就成立了京承经济技术合作协调小组及水资源保护合作小组等七个专业合作小组，建立对口支援关系[2]29。1995-2002年给上游承德地区每年提供208万元用于水资源保护和建设，其中丰宁108万元，滦平100万元。
2000年北京市和河北省作为责任主体，开始实施《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为京冀地区水资源利用合作的起点。这一阶段的合作主要是政府之间的、间断性的合作方式，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国家政策指导。
2005年10月签订的《北京市与周边地区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管理办法》，由北京市连续五年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支持张承地区开展水资源保护项目。 2006年10月，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了《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能源开发、产业调整、产业园区、农业、旅游、劳务市场、卫生事业等九个方面。
2008年4月，北京市政府签署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意见》，由市财政安排资金，重点用于本市企业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项目贷款贴息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支持（含提供籽种、种禽、种畜）、劳务技能培训、旅游景点宣传推介等具有带动作用的领域。
2008年12月北京市与河北省在深化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方面，提出了合作开展生态水源保护林工程建设和实施森林保护合作项目。2009-2011年，北京市累计出资1.5亿元，支持河北省丰宁、滦平、赤城、怀来、三河、涿州、玉田等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进行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置，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等工作。另外，每年出资2000万元用于支持密云、官厅两库上游张家口、承德两市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2]30。
正是十年来一个个环境治理、生态补偿、生态涵养等方面的合作和保护项目的实施，才基本确保了首都城市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需求。据统计，“十五”期间，密云、官厅两大水库系统供水34亿立方米，年均6.8亿立方米，从上游山西、河北累计调水1.6亿立方米；“十二五”期间，河北省通过岗南、黄壁庄、王快、云州等10座水库向北京应急供水12.5亿立方米[3]。投入的量变导致了水资源供给发生质的变化，这样的成绩肯定了合作仍然是未来生态建设的基本方向，应当长期坚持下去。
（二）京津冀生态建设合作的关键是联防联控
近年来，我国空气质量整体加速恶化趋势明显，极端大气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最典型且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京津冀区域，2015年供暖季以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连续出现5次重污染过程，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对原有的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地在生态建设合作上需要拓宽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提升应对能力。首先，为了加强区域联动协作，京津冀地区应建立联防联控领导小组，不断完善区域性污染治理协商制度。其次，建立区域空气污染监控网络与应急响应预案，采取各省市联合执法行动、统一执法尺度的方式，形成联防联控合力。第三，应从互利共赢、成本分摊的原则出发，在区域生态补偿、环境责任险、空气质量保障基金等方面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从而为联防联控的长期持续开展提供保障[4]。最后，区域污染防治的沟通与合作要扩大到山西、内蒙古等周边省市，加大生态涵养区的投入力度，开展防沙治沙、水土流失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状况。
三、京津冀生态建设的重点
（一）从高处着眼，统筹规划和协商
亟需建立一个高于三者之上的机构或部门来进行统筹和协商。京津冀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这是导致京津冀之间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迟缓的主要障碍。北京是首都，天津为直辖市，为了发展北京和天津，河北在资源环境和发展权限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水资源方面，目前京津冀依然沿用计划指令式水资源分配方式和行政式水资源管理运行机制[5][6]。在水量分配上，国家对北京和天津照顾得多一些，对河北的要求严格一些。这种情况是基于首都的地位决定的，应当是肯定的。但是河北如果环境资源损失的太多，又会破坏京津的持续发展。京津的用水量绝大部分来自于河北，目前来看北京和天津对河北上游地区的补偿力度还不够，比如“稻改旱”项目密云每亩地的补偿约700元，承德只有550元。这种不平衡，不仅严重限制了河北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导致北京和天津的供水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种不对等关系阻碍了京津冀之间的平等协商，需要打破制度壁垒，组建一个高于三者之上的机构或部门来进行统筹和协商。
（二）利益协商上要讲究动态平衡
如前所述，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建设很早就开始进行，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生态协调问题。仍以“稻改旱”为例，之前每亩补助使得农民能够从中获益，因此很愿意改种植旱作物，从而保护了上游的水土环境，下游能够享受环保红利。但是随着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往较低的补助标准很难弥补农民的种植成本，上游更加倾向于种植收益较高，而耗水量较大的农作物，使得原本比较协调的上下游关系出现了矛盾。那么本着解决问题的思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升补偿标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冲击着现有的生态安全格局，这就要求不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生态建设，应当重新适应资源条件和环境关系的变化，建立起新的平衡，使得生态利益关系趋于一致，共同受益[7][8]。
（三）走产业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道路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将大量低端产业迁移走，必然损失相当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这一矛盾能否解决就需要依靠新的产业补充，最好的办法就是创新，不墨守成规才能开发新的产业和市场空间。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全盘接受北京外迁企业，将给河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些产业中也有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拉走设备就能启动生产，是否可以迁移到河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产业对河北来说短期利益是巨大的，而对环境的污染却是长期的，再者河北部分工业产能已经过剩，盲目的转移项目投资也不可取。就河北内部来讲，产业升级和创新是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道路的关键路径，需要对北京疏散的产业进一步筛选，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走科学发展道路的体现。
（四）生态建设要重视市场的力量
以上所列举的生态建设项目是局部的，小规模的，还有很多环境问题需要去共同面对，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可以利用转移支付，把受益方的财政收入拿出一部分给受损方，合情合理，但是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而生态补偿也不能无限的扩大范围，增加投入，对各方来讲都是不可持续的。政府不能全部包办生态补偿的成本，需要另辟蹊径，从别处要钱，也就是利用市场的力量。典型的模式就是排污权交易，总量上控制排放污染量从而给区域内每个企业一定的排放额度，如果某企业排放量超额，就要去市场上购买配额，而另一企业环保设施处理的好，排放额度没有用完，就可以把剩余的部分放到市场上去卖，这样就能促使企业加强环保能力建设，减少排污[9]。 （五）必须加强重点环境区域的治理
当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仍然是首要问题，不能走先破坏再保护的老路，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关系，不可能把所有经济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当中去，也不能对所有的生态问题放在同一标准下解决，这就要求必须以点带面，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点的环境区域和环保项目上去，就京津冀环境状况而言，改善大气环境、水源地保护、风沙防治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应当成为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10]。
（六）积极探索实施双向生态补偿
生态建设与合作就是把环境看成一个超越了行政界限的大系统，以“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和长远意识来共同实现青山绿水的目标。根据“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受益不补偿是不可取的，进一步污染了却不付费亦不可取，例如在水质和空气质量方面，跨界断面水质达标则下游向上游进行补偿；跨界断面水质不达标则向上游征收一定费用，作为水污染治理生态补偿资金。同样，处于上风向地区的空气质量达标，则下风向地区给予上风向地区生态补偿（上下风向地区判定的依据是多年平均气象资料，还可以借鉴国内外专家提出的“空气流域”概念）；如果上风向地区的空气质量不达标，则向上风向地区征收一定费用，作为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资金[11][12]。
参考文献：
[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谢高地.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研究-京津冀生态安全格局体系构建及生态补偿机制[R].北京：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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