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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高校优质出版作品推广传播效能的提升，必须注重探索科学合理的路径，积极实现“全媒体模式”与出版全流程的有机融合：以众包模式搭建用户参与选题和创作的互联网平台，让高校优质作品从出版生产源头就建立与潜在用户和优质市场的优先联系；建立高校学术生产者与新媒体出版的跨界融合平台，推进优质出版作品的市场细分投放和供需精准对接；依托互联网推进成果转化，建设“高校、出版、产业”融合的推广应用平台，助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关键词] “互联网+”时代 高校优质出版产品 全媒体模式 出版全流程 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 G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02-05
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in the “Internet+” Age
Li Ya Cheng Xiaofeng Guo Wei
（Hunan University Periodical Press， Changsha， 410082）（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Hunan University Press，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age， promoting the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efficiency must pay attention to explor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ath. Affirmative actualiz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Omni-media mode and whole publishing process： putting up an Internet platform， which users participated in subject and creating in crowdsourcing mode. Thus let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works established prior linkages between potential users and quality market from publication source. Building a trans-boundary mixed platforms between university academy producer and new media publishing， was benefit for promoting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of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and made embarking and supply-demand docking more accurate. Promoting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Internet， and established the extend application platform amo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industry”， boost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Internet+”age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Omni-media mode Whole publishing process Innovation-driven
近年，各個高校依托出版传播平台发布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很大提升。仅就论文一项看，据统计，2014年，中国SCI论文数达到25.0万篇，全球占比13.3%，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二；万名科研人员的科技论文数已从2013年的1459篇，上升到2014年的1643篇[1]。这既得益于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充沛的科研投入，也得益于高校科研人员对创新发展机遇的准确把握。但是，高校出版产品尤其是学术类出版产品的社会贡献率却相对较低。以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来讲，2013年为53.1%，2014年为54.2%，均未达到“十二五”规划末期要实现的55%的目标[2]。這说明我国高校出版作品，尤其是科技出版还没有较大程度地实现从科技出版传播阶段向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提升迈进，科研成果出版发布和实践需求之间还有脱节[3]。高校出版在不断推出优质出版作品和不断提升传播效能方面，还有深挖的空间。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力推动包含高校出版行业在内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变革。如何抓住新信息时代提供的重要机遇，探索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出版行业与其他产业形态的跨界融合，探索出版行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兴业态，无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出版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推广已经进入“全媒体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出版作品提供商与用户的全程高频互动、与相关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和细分服务，这无疑为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推广传播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本文就围绕全媒体模式与高校出版全流程的有机融合，探讨高校出版优质产品推广传播的可能路径。
1 围绕提质增效，建构“互联网+”时代的出版创新平台 高校是主要的学术生产力主体，其通过各出版平台发布的成果，要想获得较好的传播效能和较高的社会认知，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遵循传统传播学主张的“内容为王”，从源头上保障出版产品的高品质，这是任何时代都颠扑不破的传播学真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更多可以尝试的途径。有研究指出，“互聯网+”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学术生产力提升提供了一个“贯穿于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传播、学术传承全部过程的有组织的外向型交流支撑平台”[4]。这个平台以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为重要支撑，可以让高校出版产品在生产源头就具备提升传播效力的巨大潜能。
“互联网+”时代，传播对象从“受众”向“用户”转变，用户需求日益多元化、海量化，“传统出版生产流程+内容产品数字化”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作品供给需求[5]。众包，作为一种以公众参与为基本方式、以挖掘集聚创新创意为主要途径、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在虚拟平台上展开的产业运作模式[6]，能够优先把握市场需求话题，是优质作品出版供给创新的较好选择。
1.1 以众包选题方式优先建立高校学术生产者与潜在用户的有机关联
高校学术生产者可以和资质较好的数字出版企业建立密切合作，科学利用和分析其掌握的用户文化消费行为和消费需求信息，借助大数据处理技术，挖掘潜在的科技文化消费需求和可能的选题方向。如亚马逊出版众包平台Kindle scout项目和“起点中文网”连载文学，都会根据网络参与用户的留言建议决定出版选题，甚至据此撰写后续故事情节。这就在选题创作阶段，优先培养了一批优质用户[7]。再比如淘众式出版，是创作者对互联网平台上的碎片化内容进行有目的地筛选、编校，从而生产出版作品的模式，这是对既有“网络社区知识资源的再开发与再利用”[8]。由此推及高校学术生产，美国怀俄明大学教授布鲁斯·帕金森（Bruce Parkinson）在合成一种驱动生成氢燃料的催化剂时，就将实验材料组合设计成快捷简单的试剂盒，然后吸引70所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参与实验[9]。互联网平台的存在，能够将身处各地的志愿者迅速组织起来，并在参与过程中领会科研的价值，这也正是科技传播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上述模式和思路，要求高校学术生产者从“书斋”“实验室”中走出，从相对独立和闭塞的传统科研体系中走出，积极把握“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优势和资源集聚优势，从选题设计阶段就尝试采用众包模式建立与潜在用户（受众）的有机联系。
1.2 以众创参与方式优先提升出版作品的市场认可度
高校学术生产者依托各级科研课题或自选课题形成的研究成果，属于相对小众的话题，进入出版流程后，极有可能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传播效能低下。这就需要转换课题策划和创作思路，通过众包模式，更多吸纳各个专业领域的高水平人才参与协同创作。期间，高校学术生产者还可以筛选并邀请优质潜在用户参与课题策划和内容开发，扩大内容开发主体的范围和数量，挖掘以优质潜在用户带动传播的可能性。如美国航空航天局“联赛实验室”（Tourmament Lab）和跨部门网站平台“Challenge.gov”不仅邀请专家学者为技术工程项目提供解决方案，更在一些有关公共利益的领域如食品安全领域发动公众参与调研分析[10]。公众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市场认可度，尤其在有关文化创新创意内容提供、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等领域的话题创作，采用众创参与方式可能在后期产生更佳的带动传播效果。
1.3 以众筹出版形式提前建立高校学术生产者与优质用户的稳定联系
高校学术生产者提供的内容进入出版环节后，可采用众筹出版的方式为优质出版产品的推广传播提前预热。如近年来充分利用“粉丝经济”效应众筹出版成功的《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林志颖的《我对时间有耐心》等案例，就是对既有市场效应的再次激活。客观来讲，优秀的高校学术生产者基于其学术素养和个人魅力，已经培养了相当规模的潜在用户（崇拜者或读者）。近年来已呈现品牌效应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系列，就是抓住并激活诸如钱理群、许纪霖、何怀宏等知名高校学者的线下读者群，加上互联网推广模式的创新，获得推广传播的极大成功[11]。如果把由出版社主导的互联网平台前移，变为由高校学术生产者自己主导并借助相关平台进行众筹出版，同样会产生激活和集聚效应，甚至更佳。有研究已经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学术出版，将主要以个体化出版（personal publication）方式实现，出版发行渠道将由作者直接进入互联网平台而实现[12]。
需要强调的是，众筹出版的关注点并不完全在于出版资金的筹集，而在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消费需求信息资源优势，形成潜在用户的前期激活和积聚，以及优质用户的培养。如国外综合性众筹平台克可思达网（Kickstarter）在推出众筹出版项目时，就特别“注重用户过程参与，强调知识共享”，而这些被激活的用户也“更注重通过跟踪、建议、帮助宣传等方式享受以主体身份参与数字出版产品开发的过程”[13]。有鉴于此，国内高校优秀学术生产者在进行众筹出版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庞大消费需求信息的市场化利用上，而应该注重培养优质用户并与之建立稳定关系，形成长效营销推广机制。
2 围绕优势互补，建立高校学术生产者与新媒体的跨界融合平台
“互联网+”时代，高校学术生产者的科研活动、学术交流及成果出版传播，都将极大地面向公众，并向社会化、网络化、高速交互化方向转型。这个过程中，高校学术生产者是优质出版产品的提供者，各种优质新媒体平台则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因此，这一时期高校优质出版作品的传播，应以两者的优势互补作为主要思路，更多地在新媒体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充分多样的跨界融合。这种跨界融合如果方式得当、策划科学，将实现较好的出版传播效果[14]。
2.1 依托移動阅读平台，实现传播内容细分投放 移动互联网终端产品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公众的阅读方式。以Zaker阅读软件为例，当前用户已经超过1.3亿，长期活跃用户达1200万[15]。这是传统出版传播难以达到的效果，这种平台也是高校优质出版产品传播推广中不可忽视的平台。在与移动阅读平台进行跨界融合、实现高效传播时，一个必须重視的问题，就是要合理把握各个移动阅读平台的内容服务接触点，并以此明确自身定位、锁定目标市场[16]。就高校学术生产者提供的出版传播内容的专业性、学术性而言，应选择以传播知识性、研究型内容为主的平台，如万方学术搜索、中国知网HD、环球科学等。原创文学出版作品可以选择塔读文学、疯狂追书等专业性平台，以及掌阅iReader等综合性平台。当然，基于其他移动阅读平台的开放性和高校优质出版作品的多样性，细分投放也可以有更加多元的选择。这时候需要注意把握好科研传播和科普传播的展现形式，优化调整出版内容的呈现方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从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移动阅读平台的虚拟性、私密性和高度交互性，实际上已经实现传统阅读的个人体验和社会交往较好地融合。据此体现的平台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和后续需求期望若得到重视，则可反推高校学术生产者对出版内容的及时更新和创新供给。
2.2 依托社群传播平台，实现供给需求精准对接
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传播，实际上是对移动阅读平台传播的技术性超越，是通过横跨多种平台的内容流动和技术融合，尝试描述和建构新的社会变迁。有研究指出，网络社群的出现，将冰冷的虚拟人际关系从技术链接推向情感共振，并形成强调服务个性化和互动社群化的社会化阅读模式[17]。在这种模式下，用户依据自身价值认同或现实需求选择构建社群，由此给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传播带来的启示是显见的。比如中国光学期刊网推出的JIS期刊集群管理系统就是一个融合期刊、社区、资讯管理的应用系统，有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在内的300多家机构用户，日均访问量达30万人次[18]，在提供内容服务的同时，通过光电社区实现用户群的集聚和高频交互，成为光电领域认同度很高的数字传播平台。网络社群传播相对综合性传播平台，大多针对特定领域和特定需求，比较容易实现高校优质出版作品供给和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利用好这类平台，不仅可以培养成熟、稳定的用户群，还可以“通过不断的产品开发，实现价值链的构建、整合和延伸”[19]，最终立足资源内容和受众群形成品牌效应。品牌效应一旦形成，就会带动高校学术再生产以及围绕学术成果的衍生品开发，比如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形成新的传播效应和市场价值。
2.3 综合利用全媒体平台，提升传播效能
移动阅读和社群传播，虽然一定程度上突破纯粹技术制约，实现个人体验和社会交往的融合，但它毕竟发生在虚拟网络平台上。有研究指出，当前各个移动阅读平台的用户社交有用性认知是低于阅读有用性认知的[20]，移动传播平台的交流，毕竟替代不了现实人际交流。高校优质出版产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出版产品的传播，最终还是要诉诸现实社会的人性和温情。这说明，传统出版传播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并非没有发展空间，而是要求我们思考如何进行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功能整合，积极探索全媒体传播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系列项目，集中推出诸多高校知名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性著作，围绕该项目，出版社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举办各种沙龙、讲座200余场，直接建构起高校学者与广大读者的沟通，并通过传统媒体、各门户、微博等进行全媒体、全方位的传播[21]。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凤凰网、凤凰卫视推出“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系列策划，通过“互联网+国学”的传播模式，将岳麓书院的国学研究优势与凤凰传媒的全媒体传播優势互补融合，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22]。它不仅通过“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这一平台多次推出数十种优质哲学社科出版作品，更通过线下诸多的学术论坛，很好地实现了现实社会的文化迁移与人文互通，而这恰恰是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诉求。
3 围绕成果转化，建设“高校、出版、产业”融合的推广应用平台
在经济新常态下，高校学术生产的目的，绝不应该停留在发表高水平论文、出版高水平著作上，而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将这些优质出版产品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在动力，这是科研文化事业和出版传播产业的最终目的和最高追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这一目的和追求的实现提供了诸多可能。
3.1 积极促进文化创新研究，对接优秀文化遗产保护
高校一直都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成果出版领域的主力军，“互联网+”时代为诸多文化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提供数字化展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发、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全新的机遇。就数字化展示领域来讲，备受关注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即是由清华大学创作团队将微末叙事的创作理念创新和数字化展示技术完美融合的影视出版作品。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和新媒体不仅是一种传播平台，更是一种理念指引。有研究指出，该作品“时间短、节奏快、线条清晰、浅显易懂，内容更具交互性，符合互联网用户碎片化的接受习惯”[23]，是一部具有互联网特质的新媒体纪录片。在应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方面，湖南大学与怀化市政府联合建立的中意设计创新中心（China-Italy Center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致力于地域性非物质文化与本土设计体系的研究，十分具有代表性[24]。该中心借助乡（home）文创公益平台和新通道、梭说、飞鸟集等协同创新项目，积极对接该区域欠发达地区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25]。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在国际性赛事中获得高度认可，而且已经落地并创造出经济效益。可以说，借助“互联网+”时代提供的诸多机遇，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生产一旦和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良性对接，不仅可以助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形成地方文化发展软实力，更能够从根本上实现新媒体时代出版产品传播的最大效能。 3.2 大力推进产、研、出版融合，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高校科研及其成果的出版传播，亦应和关联产业发展密切配合，探索产、研、出版融合的新模式。基于“互联网+”建设的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将高校、政府、企业等社会主体有机关联起来，实现“资源共享、资本融合、风险共担、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利益共享、分工协作”等一系列创新协作过程[26]。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新创业平台、信息共享平台、市场交易平台建设，能实现高校科研活动与社会生产需求的跨区域无缝对接，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高校科研创新活力，而且促进了高校出版成果的市场化推广和价值化实现。一份有关不同城市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的调查显示，深圳和苏州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申请的专利中，本区域企业和非本区域高校合作申请数量的比重，分别高达97.02%、94.31%[27]。不难看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为高校进行科研创新提供了机会，高校科研创新的推进又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与创新驱动战略对接的科研活动产出供给到出版行业，可以提升出版业内容供给的质量。一份有关湖南省相关情况的调研显示，该地区实施多领域协同创新后，2010—2012年的创新项目立项、专利申请、论文出版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全省80%的科研创新成果来源于多领域协同创新[28]。该区域中南大学不仅以有色金属相关优势学科建设为基础大力开展产研融合，还在此基础上推进有色金属数字出版平台建设，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29]。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互联网+”时代提供的虚拟平台，突破区域限制，实现高校科研创新优势与区域经济产业优势的跨界深度融合。在这种模式助推下，高校科研创新出版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4 结 语
“互联网+”时代高校出版优质作品的推广传播面临巨大的机遇，把握好这个机遇，实现全媒体模式与优质作品出版全流程的合理融合，就有可能带来高校、出版和区域发展对接的新模式，创造出新的经济业态。对高校优质出版作品推广传播效能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出版全流程，还将深入社会各个领域。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时代以及与之伴生的全媒体模式传播，一方面要求高校在推出优质出版作品的过程中大胆革新理念、创新制度；另一方面要求高校在这一深度融合的社会进程中，清醒认识到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工具属性”，坚持高校在推出优质出版作品过程中的主体性。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以“优质内容”提升高校出版作品推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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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互联网+”时代 高校优质出版产品 全媒体模式 出版全流程 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 G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02-05
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in the “Internet+” Age
Li Ya Cheng Xiaofeng Guo Wei
（Hunan University Periodical Press， Changsha， 410082）（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Hunan University Press，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age， promoting the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efficiency must pay attention to explor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ath. Affirmative actualiz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Omni-media mode and whole publishing process： putting up an Internet platform， which users participated in subject and creating in crowdsourcing mode. Thus let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works established prior linkages between potential users and quality market from publication source. Building a trans-boundary mixed platforms between university academy producer and new media publishing， was benefit for promoting the market segmentation of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and made embarking and supply-demand docking more accurate. Promoting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Internet， and established the extend application platform amo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industry”， boost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Internet+”age University high quality published works Omni-media mode Whole publishing process Innovation-driven
近年，各個高校依托出版传播平台发布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很大提升。仅就论文一项看，据统计，2014年，中国SCI论文数达到25.0万篇，全球占比13.3%，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二；万名科研人员的科技论文数已从2013年的1459篇，上升到2014年的1643篇[1]。这既得益于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充沛的科研投入，也得益于高校科研人员对创新发展机遇的准确把握。但是，高校出版产品尤其是学术类出版产品的社会贡献率却相对较低。以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来讲，2013年为53.1%，2014年为54.2%，均未达到“十二五”规划末期要实现的55%的目标[2]。這说明我国高校出版作品，尤其是科技出版还没有较大程度地实现从科技出版传播阶段向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提升迈进，科研成果出版发布和实践需求之间还有脱节[3]。高校出版在不断推出优质出版作品和不断提升传播效能方面，还有深挖的空间。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力推动包含高校出版行业在内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变革。如何抓住新信息时代提供的重要机遇，探索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出版行业与其他产业形态的跨界融合，探索出版行业创新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兴业态，无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出版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推广已经进入“全媒体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出版作品提供商与用户的全程高频互动、与相关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和细分服务，这无疑为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推广传播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本文就围绕全媒体模式与高校出版全流程的有机融合，探讨高校出版优质产品推广传播的可能路径。
1 围绕提质增效，建构“互联网+”时代的出版创新平台 高校是主要的学术生产力主体，其通过各出版平台发布的成果，要想获得较好的传播效能和较高的社会认知，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遵循传统传播学主张的“内容为王”，从源头上保障出版产品的高品质，这是任何时代都颠扑不破的传播学真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生产提供了更多可以尝试的途径。有研究指出，“互聯网+”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学术生产力提升提供了一个“贯穿于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传播、学术传承全部过程的有组织的外向型交流支撑平台”[4]。这个平台以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为重要支撑，可以让高校出版产品在生产源头就具备提升传播效力的巨大潜能。
“互联网+”时代，传播对象从“受众”向“用户”转变，用户需求日益多元化、海量化，“传统出版生产流程+内容产品数字化”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出版作品供给需求[5]。众包，作为一种以公众参与为基本方式、以挖掘集聚创新创意为主要途径、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的、在虚拟平台上展开的产业运作模式[6]，能够优先把握市场需求话题，是优质作品出版供给创新的较好选择。
1.1 以众包选题方式优先建立高校学术生产者与潜在用户的有机关联
高校学术生产者可以和资质较好的数字出版企业建立密切合作，科学利用和分析其掌握的用户文化消费行为和消费需求信息，借助大数据处理技术，挖掘潜在的科技文化消费需求和可能的选题方向。如亚马逊出版众包平台Kindle scout项目和“起点中文网”连载文学，都会根据网络参与用户的留言建议决定出版选题，甚至据此撰写后续故事情节。这就在选题创作阶段，优先培养了一批优质用户[7]。再比如淘众式出版，是创作者对互联网平台上的碎片化内容进行有目的地筛选、编校，从而生产出版作品的模式，这是对既有“网络社区知识资源的再开发与再利用”[8]。由此推及高校学术生产，美国怀俄明大学教授布鲁斯·帕金森（Bruce Parkinson）在合成一种驱动生成氢燃料的催化剂时，就将实验材料组合设计成快捷简单的试剂盒，然后吸引70所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参与实验[9]。互联网平台的存在，能够将身处各地的志愿者迅速组织起来，并在参与过程中领会科研的价值，这也正是科技传播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上述模式和思路，要求高校学术生产者从“书斋”“实验室”中走出，从相对独立和闭塞的传统科研体系中走出，积极把握“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优势和资源集聚优势，从选题设计阶段就尝试采用众包模式建立与潜在用户（受众）的有机联系。
1.2 以众创参与方式优先提升出版作品的市场认可度
高校学术生产者依托各级科研课题或自选课题形成的研究成果，属于相对小众的话题，进入出版流程后，极有可能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传播效能低下。这就需要转换课题策划和创作思路，通过众包模式，更多吸纳各个专业领域的高水平人才参与协同创作。期间，高校学术生产者还可以筛选并邀请优质潜在用户参与课题策划和内容开发，扩大内容开发主体的范围和数量，挖掘以优质潜在用户带动传播的可能性。如美国航空航天局“联赛实验室”（Tourmament Lab）和跨部门网站平台“Challenge.gov”不仅邀请专家学者为技术工程项目提供解决方案，更在一些有关公共利益的领域如食品安全领域发动公众参与调研分析[10]。公众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市场认可度，尤其在有关文化创新创意内容提供、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等领域的话题创作，采用众创参与方式可能在后期产生更佳的带动传播效果。
1.3 以众筹出版形式提前建立高校学术生产者与优质用户的稳定联系
高校学术生产者提供的内容进入出版环节后，可采用众筹出版的方式为优质出版产品的推广传播提前预热。如近年来充分利用“粉丝经济”效应众筹出版成功的《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林志颖的《我对时间有耐心》等案例，就是对既有市场效应的再次激活。客观来讲，优秀的高校学术生产者基于其学术素养和个人魅力，已经培养了相当规模的潜在用户（崇拜者或读者）。近年来已呈现品牌效应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系列，就是抓住并激活诸如钱理群、许纪霖、何怀宏等知名高校学者的线下读者群，加上互联网推广模式的创新，获得推广传播的极大成功[11]。如果把由出版社主导的互联网平台前移，变为由高校学术生产者自己主导并借助相关平台进行众筹出版，同样会产生激活和集聚效应，甚至更佳。有研究已经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学术出版，将主要以个体化出版（personal publication）方式实现，出版发行渠道将由作者直接进入互联网平台而实现[12]。
需要强调的是，众筹出版的关注点并不完全在于出版资金的筹集，而在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的消费需求信息资源优势，形成潜在用户的前期激活和积聚，以及优质用户的培养。如国外综合性众筹平台克可思达网（Kickstarter）在推出众筹出版项目时，就特别“注重用户过程参与，强调知识共享”，而这些被激活的用户也“更注重通过跟踪、建议、帮助宣传等方式享受以主体身份参与数字出版产品开发的过程”[13]。有鉴于此，国内高校优秀学术生产者在进行众筹出版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庞大消费需求信息的市场化利用上，而应该注重培养优质用户并与之建立稳定关系，形成长效营销推广机制。
2 围绕优势互补，建立高校学术生产者与新媒体的跨界融合平台
“互联网+”时代，高校学术生产者的科研活动、学术交流及成果出版传播，都将极大地面向公众，并向社会化、网络化、高速交互化方向转型。这个过程中，高校学术生产者是优质出版产品的提供者，各种优质新媒体平台则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传播优势。因此，这一时期高校优质出版作品的传播，应以两者的优势互补作为主要思路，更多地在新媒体出版传播平台上实现充分多样的跨界融合。这种跨界融合如果方式得当、策划科学，将实现较好的出版传播效果[14]。
2.1 依托移動阅读平台，实现传播内容细分投放 移动互联网终端产品的出现和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公众的阅读方式。以Zaker阅读软件为例，当前用户已经超过1.3亿，长期活跃用户达1200万[15]。这是传统出版传播难以达到的效果，这种平台也是高校优质出版产品传播推广中不可忽视的平台。在与移动阅读平台进行跨界融合、实现高效传播时，一个必须重視的问题，就是要合理把握各个移动阅读平台的内容服务接触点，并以此明确自身定位、锁定目标市场[16]。就高校学术生产者提供的出版传播内容的专业性、学术性而言，应选择以传播知识性、研究型内容为主的平台，如万方学术搜索、中国知网HD、环球科学等。原创文学出版作品可以选择塔读文学、疯狂追书等专业性平台，以及掌阅iReader等综合性平台。当然，基于其他移动阅读平台的开放性和高校优质出版作品的多样性，细分投放也可以有更加多元的选择。这时候需要注意把握好科研传播和科普传播的展现形式，优化调整出版内容的呈现方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从小众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移动阅读平台的虚拟性、私密性和高度交互性，实际上已经实现传统阅读的个人体验和社会交往较好地融合。据此体现的平台用户的持续使用意愿和后续需求期望若得到重视，则可反推高校学术生产者对出版内容的及时更新和创新供给。
2.2 依托社群传播平台，实现供给需求精准对接
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传播，实际上是对移动阅读平台传播的技术性超越，是通过横跨多种平台的内容流动和技术融合，尝试描述和建构新的社会变迁。有研究指出，网络社群的出现，将冰冷的虚拟人际关系从技术链接推向情感共振，并形成强调服务个性化和互动社群化的社会化阅读模式[17]。在这种模式下，用户依据自身价值认同或现实需求选择构建社群，由此给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传播带来的启示是显见的。比如中国光学期刊网推出的JIS期刊集群管理系统就是一个融合期刊、社区、资讯管理的应用系统，有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在内的300多家机构用户，日均访问量达30万人次[18]，在提供内容服务的同时，通过光电社区实现用户群的集聚和高频交互，成为光电领域认同度很高的数字传播平台。网络社群传播相对综合性传播平台，大多针对特定领域和特定需求，比较容易实现高校优质出版作品供给和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利用好这类平台，不仅可以培养成熟、稳定的用户群，还可以“通过不断的产品开发，实现价值链的构建、整合和延伸”[19]，最终立足资源内容和受众群形成品牌效应。品牌效应一旦形成，就会带动高校学术再生产以及围绕学术成果的衍生品开发，比如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形成新的传播效应和市场价值。
2.3 综合利用全媒体平台，提升传播效能
移动阅读和社群传播，虽然一定程度上突破纯粹技术制约，实现个人体验和社会交往的融合，但它毕竟发生在虚拟网络平台上。有研究指出，当前各个移动阅读平台的用户社交有用性认知是低于阅读有用性认知的[20]，移动传播平台的交流，毕竟替代不了现实人际交流。高校优质出版产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出版产品的传播，最终还是要诉诸现实社会的人性和温情。这说明，传统出版传播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并非没有发展空间，而是要求我们思考如何进行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功能整合，积极探索全媒体传播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系列项目，集中推出诸多高校知名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性著作，围绕该项目，出版社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举办各种沙龙、讲座200余场，直接建构起高校学者与广大读者的沟通，并通过传统媒体、各门户、微博等进行全媒体、全方位的传播[21]。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凤凰网、凤凰卫视推出“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系列策划，通过“互联网+国学”的传播模式，将岳麓书院的国学研究优势与凤凰传媒的全媒体传播優势互补融合，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22]。它不仅通过“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这一平台多次推出数十种优质哲学社科出版作品，更通过线下诸多的学术论坛，很好地实现了现实社会的文化迁移与人文互通，而这恰恰是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诉求。
3 围绕成果转化，建设“高校、出版、产业”融合的推广应用平台
在经济新常态下，高校学术生产的目的，绝不应该停留在发表高水平论文、出版高水平著作上，而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将这些优质出版产品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在动力，这是科研文化事业和出版传播产业的最终目的和最高追求。“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这一目的和追求的实现提供了诸多可能。
3.1 积极促进文化创新研究，对接优秀文化遗产保护
高校一直都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成果出版领域的主力军，“互联网+”时代为诸多文化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提供数字化展示、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发、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等全新的机遇。就数字化展示领域来讲，备受关注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即是由清华大学创作团队将微末叙事的创作理念创新和数字化展示技术完美融合的影视出版作品。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和新媒体不仅是一种传播平台，更是一种理念指引。有研究指出，该作品“时间短、节奏快、线条清晰、浅显易懂，内容更具交互性，符合互联网用户碎片化的接受习惯”[23]，是一部具有互联网特质的新媒体纪录片。在应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方面，湖南大学与怀化市政府联合建立的中意设计创新中心（China-Italy Center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致力于地域性非物质文化与本土设计体系的研究，十分具有代表性[24]。该中心借助乡（home）文创公益平台和新通道、梭说、飞鸟集等协同创新项目，积极对接该区域欠发达地区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25]。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在国际性赛事中获得高度认可，而且已经落地并创造出经济效益。可以说，借助“互联网+”时代提供的诸多机遇，高校优质出版产品的生产一旦和优秀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良性对接，不仅可以助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形成地方文化发展软实力，更能够从根本上实现新媒体时代出版产品传播的最大效能。 3.2 大力推进产、研、出版融合，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高校科研及其成果的出版传播，亦应和关联产业发展密切配合，探索产、研、出版融合的新模式。基于“互联网+”建设的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将高校、政府、企业等社会主体有机关联起来，实现“资源共享、资本融合、风险共担、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利益共享、分工协作”等一系列创新协作过程[26]。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新创业平台、信息共享平台、市场交易平台建设，能实现高校科研活动与社会生产需求的跨区域无缝对接，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高校科研创新活力，而且促进了高校出版成果的市场化推广和价值化实现。一份有关不同城市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的调查显示，深圳和苏州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申请的专利中，本区域企业和非本区域高校合作申请数量的比重，分别高达97.02%、94.31%[27]。不难看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为高校进行科研创新提供了机会，高校科研创新的推进又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与创新驱动战略对接的科研活动产出供给到出版行业，可以提升出版业内容供给的质量。一份有关湖南省相关情况的调研显示，该地区实施多领域协同创新后，2010—2012年的创新项目立项、专利申请、论文出版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全省80%的科研创新成果来源于多领域协同创新[28]。该区域中南大学不仅以有色金属相关优势学科建设为基础大力开展产研融合，还在此基础上推进有色金属数字出版平台建设，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29]。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互联网+”时代提供的虚拟平台，突破区域限制，实现高校科研创新优势与区域经济产业优势的跨界深度融合。在这种模式助推下，高校科研创新出版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也将得到有效提升。
4 结 语
“互联网+”时代高校出版优质作品的推广传播面临巨大的机遇，把握好这个机遇，实现全媒体模式与优质作品出版全流程的合理融合，就有可能带来高校、出版和区域发展对接的新模式，创造出新的经济业态。对高校优质出版作品推广传播效能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出版全流程，还将深入社会各个领域。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时代以及与之伴生的全媒体模式传播，一方面要求高校在推出优质出版作品的过程中大胆革新理念、创新制度；另一方面要求高校在这一深度融合的社会进程中，清醒认识到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工具属性”，坚持高校在推出优质出版作品过程中的主体性。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以“优质内容”提升高校出版作品推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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