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子写于1955年,原来是作为给高级党校学员的讲稿,作为不成熟的意见,印了几份清样,送交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分送给一些同志征求意见。解放初期,我国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的经济基础,我认为应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所确定的,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就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1952年),否认其它几种实际存在的经济成分也是基础的组成。那时讲课遇到这个问题,为了弄清楚这个理论,驳斥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才写了这篇讲稿,根据我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篇讲稿的清样只送给了中宣部,内部未印行,也未公开发表过。但是,在1964年围攻“合二而一”时,这篇稿子却突然遭到了一连串的公开的点名批判和攻击。有些人利用广大读者不能见到此稿,不明全文真相,而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手法肆意诬陷,把它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1970年,林彪、“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所谓的中央党校大批判组更是进一步罗织罪名,把它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说它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说它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在“四人帮”倒台后,还有人除了继续歪曲外,还把上述的“平衡发展”故意篡改为“平行发展”,并且还说这篇讲稿“是为刘少奇的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主张立论”等。(见《哲学研究》1978年1—2期合刊,第45页)为了澄清事实真相,现将这篇原稿的全文公布于众。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