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社会文化（政治、商业、组织文化等）和社会精神（灵商或德商）的现代化！在无尽的时间面前，最强大的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普世性的、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与文化。一些世界级的企业，首先是有世界级的眼光和情怀，最终有了世界级的规模和业绩
近些年来，中国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的游戏规则在法律、监管和公司运作三个层面，从无到有构建成型，但在规则先行的同时，出现了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发展与实践滞后的尴尬局面，所谓形备而实不至。不少地方徒有形式，甚至一些企业背离了企业经营的根本，导致中国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效果一直欠佳，严重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职能和信誉。
“如果不践行善治，中国上市公司甚至中国资本市场迟早会被时代抛弃！”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博士大声疾呼。
公司治理2.0时代正到来
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到底缺什么？胡汝银认为：在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缺乏实效的形式主义“花架子”和刻板无效的细枝末节规则，与此并行的是三大偏差行为：
其一，官僚本位盛行与行政化偏差。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官僚本位都比较明显，甚至民营企业家也是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不能和企业员工平视。
其二，内部人控制与中饱私囊偏差。这种局面在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尤为常见。
其三，权钱拜物教与社会责任偏差。上市公司追求经济效益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上市公司视经济利益超乎一切，对基本的社会责任视而不见，尤其是在环境责任方面。有国有企业上市的时候，可能顶着亚洲最赚钱公司的大帽子，但盈利模式不健康。2015年年初，兰州市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公开批评某央企旗下的兰州石化公司漠视环境责任，连续造成四次严重污染的事件，就是非常严肃的负面典型。
胡汝银认为，与三大偏差行为相联系，中国上市公司目前在产品品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信誉缺失、腐败频发、市场失序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
“一个公司的资本可分解为实物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四个方面：组织资本是公司的无形资本，也是一个公司特有的、其他公司难以复制的、并最终决定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资本；公司善治文化和基于这种文化的价值追求与基础制度安排，则是公司组织资本的灵魂，也是整个公司的灵魂，是现代公司最重要的软实力、竞争优势与全球吸引力。”胡汝银认为：“2.0版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
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2.0时代，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建设的聚焦点和基本逻辑是什么？回归和坚守企业经营的根本——客户至上，卓越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胡汝银认为，必须从三大能力建设着手全面推进：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组织与实践能力建设。
“我个人认为董事会、企业高管要建立一个善治的机制，保证企业的四公（公正、公平、公开、公信）；四化（制度化、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化）；三民（民本、民享、民主），在公司内外部建立基于公司善治的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行为模式、团队准则、办事原则、工作目标、作业流程、绩效评估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和组织资本。”胡汝银阐释说。
公司治理其实是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公司治理2.0版首先是外部治理的优化和升级，因此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以外部监管为例，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应重点抓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推动企业公司治理自我实施机制的形成和落实。
“政府和企业管理团队的关键任务之一，是推进企业的善治能力建设，为企业善治创造公正、公平、公开、公信、廉洁、开放、高效和制度化、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化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包括最适宜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机制，为企业在道法术诸层面上全面践行善治文化提供有力的内外部制度支持。”胡汝银说。
在其看来，企业组织现代化和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实现企业的善治。进而，从公司的良政善治，到市场的良序善治、社会的良俗善治和国家的良政善治，从国内的良政善治，到全球的强大道德感召力和竞争软实力，这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兴旺发达的基本逻辑。
“2.0时代公司治理的要求，不仅仅是企业的愿景，更应该是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胡汝银以欧洲公司社会责任协会为例，指出该组织成员企业的七大原则，为中国2.0版本的公司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据悉，前欧盟委员会主席Jacques Delors领衔，于1995年筹备成立了欧洲公司社会责任协会（CSR EUROPE），它由65家著名的跨国公司会员和18个成员国组织组成，其宗旨是通过将公司社会责任纳入公司实践的主流这一方式来帮助公司获取利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推动人类进步。其成员企业致力于實践7项原则，并将它们作为获得商业成功的一个部分：开展商业活动应对所在社区的经济健康及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提供公平的报酬以及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给客户提供优质、安全、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及时准确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与商业伙伴通力合作；将公司的活动给环境和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在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对话或其他透明的方式将公司的商业活动对经济、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告知利益相关者，向利益相关者负责；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实践高标准的商业道德规范。在遵守以上原则的同时，为公司股东提供公平的回报。
中国需要真正的文化革命
伟大的企业之所以伟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卓越的产品和服务，更多的是为人们称道的善治文化。没有善治的文化，就没有企业、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最大差距，不是硬件，而是践行善治文化的能力或软实力，中国不少企业甚至沦落为没有“灵魂”的“权钱拜物教”企业。
“中国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社会文化（政治、商业、组织文化等）和社会精神（灵商或德商）的现代化！在无尽的时间面前，最强大的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普世性的、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与文化。”胡汝银强调，一些世界级的企业，首先是有世界级的眼光和情怀，最终有了世界级的规模和业绩。
GE强调企业成功，企业最根本的是战略，战略最本质就是企业文化，企业领导人生命是有限的，企业文化是不朽的。
一百多年前，美国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说：“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这家企业从“最受尊敬”的出发点，抵达了“业绩最佳”和“基业长青”的彼岸。
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宝洁的CEO麦睿博（Bob McDonald）在2009年上任后不久即从公司价值观和使命感入手，宣布了一项快速启动增长引擎的全新业务战略——“以使命为动力的增长”战略，目的是“在全球更多地区，更加全面地接触和改善更多消费者的生活”。这项战略的逻辑是，只要直指内心，关注人的需求，财源自会滚滚而来。麦睿博强调：“我们要提供质量优良、价值非凡的品牌产品，改善全球消费者的生活，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而消费者对我们的回报，就是让我们成为销售额、利润和价值创造的冠军，让我们的员工、股东，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实现繁荣发展。”
阿里巴巴的企业价值观“六脉神剑”：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激情、诚信、敬业。不但成为员工的行为准则，而且进入到员工的绩效考核体系中。
“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很多，比如说恪守信誉，与腐败作斗争，善待劳动者，维持劳动者的尊严，不是拼爹，是拼对人权的维护，对污染的防治，提供给消费者最高性价比的产品，集合企业的能力行为，如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等，这些都是中国上市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着力点，也是中国公司治理2.0版的基本要求。”胡汝银表示。
近些年来，中国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的游戏规则在法律、监管和公司运作三个层面，从无到有构建成型，但在规则先行的同时，出现了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发展与实践滞后的尴尬局面，所谓形备而实不至。不少地方徒有形式，甚至一些企业背离了企业经营的根本，导致中国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效果一直欠佳，严重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职能和信誉。
“如果不践行善治，中国上市公司甚至中国资本市场迟早会被时代抛弃！”上海证券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胡汝银博士大声疾呼。
公司治理2.0时代正到来
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到底缺什么？胡汝银认为：在现阶段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缺乏实效的形式主义“花架子”和刻板无效的细枝末节规则，与此并行的是三大偏差行为：
其一，官僚本位盛行与行政化偏差。不管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官僚本位都比较明显，甚至民营企业家也是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不能和企业员工平视。
其二，内部人控制与中饱私囊偏差。这种局面在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尤为常见。
其三，权钱拜物教与社会责任偏差。上市公司追求经济效益本无可厚非，但一些上市公司视经济利益超乎一切，对基本的社会责任视而不见，尤其是在环境责任方面。有国有企业上市的时候，可能顶着亚洲最赚钱公司的大帽子，但盈利模式不健康。2015年年初，兰州市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公开批评某央企旗下的兰州石化公司漠视环境责任，连续造成四次严重污染的事件，就是非常严肃的负面典型。
胡汝银认为，与三大偏差行为相联系，中国上市公司目前在产品品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信誉缺失、腐败频发、市场失序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
“一个公司的资本可分解为实物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四个方面：组织资本是公司的无形资本，也是一个公司特有的、其他公司难以复制的、并最终决定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资本；公司善治文化和基于这种文化的价值追求与基础制度安排，则是公司组织资本的灵魂，也是整个公司的灵魂，是现代公司最重要的软实力、竞争优势与全球吸引力。”胡汝银认为：“2.0版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
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2.0时代，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建设的聚焦点和基本逻辑是什么？回归和坚守企业经营的根本——客户至上，卓越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胡汝银认为，必须从三大能力建设着手全面推进：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组织与实践能力建设。
“我个人认为董事会、企业高管要建立一个善治的机制，保证企业的四公（公正、公平、公开、公信）；四化（制度化、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化）；三民（民本、民享、民主），在公司内外部建立基于公司善治的共享的核心价值观、行为模式、团队准则、办事原则、工作目标、作业流程、绩效评估机制、风险控制机制和组织资本。”胡汝银阐释说。
公司治理其实是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公司治理2.0版首先是外部治理的优化和升级，因此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以外部监管为例，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应重点抓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推动企业公司治理自我实施机制的形成和落实。
“政府和企业管理团队的关键任务之一，是推进企业的善治能力建设，为企业善治创造公正、公平、公开、公信、廉洁、开放、高效和制度化、专业化、市场化、合理化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包括最适宜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机制，为企业在道法术诸层面上全面践行善治文化提供有力的内外部制度支持。”胡汝银说。
在其看来，企业组织现代化和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实现企业的善治。进而，从公司的良政善治，到市场的良序善治、社会的良俗善治和国家的良政善治，从国内的良政善治，到全球的强大道德感召力和竞争软实力，这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兴旺发达的基本逻辑。
“2.0时代公司治理的要求，不仅仅是企业的愿景，更应该是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胡汝银以欧洲公司社会责任协会为例，指出该组织成员企业的七大原则，为中国2.0版本的公司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据悉，前欧盟委员会主席Jacques Delors领衔，于1995年筹备成立了欧洲公司社会责任协会（CSR EUROPE），它由65家著名的跨国公司会员和18个成员国组织组成，其宗旨是通过将公司社会责任纳入公司实践的主流这一方式来帮助公司获取利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推动人类进步。其成员企业致力于實践7项原则，并将它们作为获得商业成功的一个部分：开展商业活动应对所在社区的经济健康及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提供公平的报酬以及平等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给客户提供优质、安全、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及时准确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与商业伙伴通力合作；将公司的活动给环境和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在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对话或其他透明的方式将公司的商业活动对经济、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告知利益相关者，向利益相关者负责；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实践高标准的商业道德规范。在遵守以上原则的同时，为公司股东提供公平的回报。
中国需要真正的文化革命
伟大的企业之所以伟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卓越的产品和服务，更多的是为人们称道的善治文化。没有善治的文化，就没有企业、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的最大差距，不是硬件，而是践行善治文化的能力或软实力，中国不少企业甚至沦落为没有“灵魂”的“权钱拜物教”企业。
“中国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社会文化（政治、商业、组织文化等）和社会精神（灵商或德商）的现代化！在无尽的时间面前，最强大的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普世性的、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与文化。”胡汝银强调，一些世界级的企业，首先是有世界级的眼光和情怀，最终有了世界级的规模和业绩。
GE强调企业成功，企业最根本的是战略，战略最本质就是企业文化，企业领导人生命是有限的，企业文化是不朽的。
一百多年前，美国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说：“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这家企业从“最受尊敬”的出发点，抵达了“业绩最佳”和“基业长青”的彼岸。
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宝洁的CEO麦睿博（Bob McDonald）在2009年上任后不久即从公司价值观和使命感入手，宣布了一项快速启动增长引擎的全新业务战略——“以使命为动力的增长”战略，目的是“在全球更多地区，更加全面地接触和改善更多消费者的生活”。这项战略的逻辑是，只要直指内心，关注人的需求，财源自会滚滚而来。麦睿博强调：“我们要提供质量优良、价值非凡的品牌产品，改善全球消费者的生活，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而消费者对我们的回报，就是让我们成为销售额、利润和价值创造的冠军，让我们的员工、股东，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实现繁荣发展。”
阿里巴巴的企业价值观“六脉神剑”：客户第一、团队合作、拥抱变化、激情、诚信、敬业。不但成为员工的行为准则，而且进入到员工的绩效考核体系中。
“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很多，比如说恪守信誉，与腐败作斗争，善待劳动者，维持劳动者的尊严，不是拼爹，是拼对人权的维护，对污染的防治，提供给消费者最高性价比的产品，集合企业的能力行为，如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等，这些都是中国上市公司践行社会责任的着力点，也是中国公司治理2.0版的基本要求。”胡汝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