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给毛泽东和蒋介石写信，呼吁推行简体字。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至死与简化字相伴，一生在大时代中蹉跎
　　老邻居们都知道陈光尧是部“活字典”。甭管什么偏字、难字，陈光尧不仅耐心解释，甚至这个字在《康熙字典》哪一册、哪一段，他都能脱口而出。
　　北京景山公园东侧，东高房胡同21号。这座昔日的深宅大院，如今搭满了小平房，只留下窄窄的过道。院西那间18平米的屋子，是陈光尧最后的住处。文革中，窗户上曾贴满大字报，屋内见不到一点阳光。1956年1月，中国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作为具体参与的工作人员，陈光尧目睹了简化字的诞生。
　　
　　简字救国
　　
　　1909年，晚清学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撰文，题目是《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近代简体字运动由此发端。
　　此时的陈光尧还在牙牙学语。1906年，陈光尧出生于陕西汉中城固县，字启明，又名陈光垚。祖父创下了殷实的家业。可惜，父亲陈晓耘出手豪阔，不到十年便亏空了。好在陈晓耘写得一手好书法，与章炳麟等文化名流素有往来。陈晓耘一度追随革命，孙中山在广东任大元帅时，曾聘请陈晓耘担任元帅府秘书。在这样的氛围中，陈光尧耳濡目染，自幼熟习经史。
　　陈光尧先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来跳级考入北京私立民国大学本科国文系，并渐渐萌发了投身简体字的热望。他认为：“我国如能推行有精义的简字，自然于普及教育之外，还可以发扬文化，富强国家，既挽目前不保之危，更洗近年外侮之耻。”
　　上世纪20年代，简体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底提议》。1922年，他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连署人是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也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上，为简体字呼吁，指出，“这二千年的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文化名流们的倡议，吸引了社会人士的热心参与。1926年，刚满20岁的陈光尧埋头编辑出了《简字方案》，父亲陈晓耘欣然作序鼓励。
　　
　　痴人
　　
　　1927年，父亲去世，陈光尧断了经济来源，大学只好肄业。陈光尧也曾担任过西京筹备委员会秘书室主任及文化专员等职，但是不久便辞职，以便专心搞研究。没了生计保障，陈光尧常常忍饥挨饿。有一次，一家人实在没米下锅，只能靠院子里的三棵枣树充饥。全家就依靠妻子开设的“延儒诊所”维持，陈光尧帮妻子记账、采购药品，有空就痴迷于简体字，“搜集简字材料，如淘沙金；列举简字根据，如理乱麻；选定简化字体，如钻牛角。”
　　在学术方向上，简体字的选定，到底是约定俗成还是系统创造?陈光尧选择了后者。
　　黄警顽在《三十言志诗》序言里介绍了陈光尧的研究方法：“力主第一步须先详述根据，多加辨正，以六画原则完善其自身；然后在自由的原则下，印书供人参考或采用。”
　　黄警顽列举了陈光尧庞大的研究计划：“陈君的简字业书六种，简字计有八九万个之多，根据注释共有六百万言之巨，以此巨稿，绝非短时期与少数经费所能告成。”
　　陈光尧选定简体字的方法，在当时就受到质疑。吴稚晖认为，陈光尧的《简字偏旁表》“别创新体，易召阻力，目的反而不易达到。”艾伟则认为，强定系统“费力多而成功少者也。”
　　1933年，应林语堂邀请，陈光尧在《论语》半月刊上发表了《简字九百个》。林语堂在文后评价，“本来汉字应有较系统，较彻底的简便化，陈光尧先生可以说是走上这一条路的第一人。但是这种比较彻底的改革，非再出一秦始皇、李斯下令颁布强迫通用，不易见效”。
　　尽管这个方案在大多数人看来行不通，陈光尧以民间业余研究者的身份，其对简体字的热忱还是赢得了尊重。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曾经以每千字五元收购了陈光尧的《简字方案》书稿，后来又曾连续两年以助理研究员的名义，赠送陈光尧津贴共2400元。
　　冯玉祥读了陈光尧的《简字论集》后颇为同情，不仅赠送了陈光尧3000元作为研究费用，还亲笔写了回函鼓励。不过，对汉字具体应该怎么简化，冯玉祥也表示，“我是个兵出身，我是个粗小子，实不敢赞一词也。其他如有我能帮忙之处，极愿竭尽绵薄也。”
　　
　　简化字问世
　　
　　1935年8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推出324个简体字，因为受到戴季陶等的激烈反对，半年后又下令“暂缓推行”。1937年11月，陈光尧自民间发起“中国文字改进学会”，曾向国民政府申请拨款支持。“国防部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答复，批评这是有碍中央政令，称之为“私人学术之研究不得轻易推行，免生流弊”。
　　陈光尧的女儿陈靖介绍，1939年，陈光尧分别给毛泽东、蒋介石及各界知名人士寄去大量简化汉字的相关书籍，并相继收到毛泽东长达6页的回信，以及周恩来十多封书信。后来辗转至重庆，他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用报纸糊在了屋顶上，可惜房子被炸，这些足以改变其命运的凭证，都灰飞烟灭了。“中国文字改进学会”也流产了。
　　陈光尧回到陕西城固老家。陈靖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应吴玉章的亲笔信邀请，赴北京协助筹备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又举家调往北京。1955年6月，吴玉章正式签发了文改会的聘请书——“技标字第1号”聘请书，聘请陈光尧为“技术指导部标准字形研究组组员”。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包括515个简化字和54个可以类推的简化偏旁。陈光尧从头到尾参与了方案的起草和制定。
　　新中国成立后，陈光尧编著出版了《常用简字谱》。汉学家弗·摩斯纳博士对此书很感兴趣，主动与陈光尧通信，且在信中建议了一个推广简化汉字的方法，譬如采用有简化字的神奇影片。
　　《汉字改革史纲》作者，北华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陈永舜介绍，当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而且不乏权威人士。陈永舜认为，当时的环境不够宽松，学术民主不够，常常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甚至把反对简化汉字和反党联系起来，这样就为以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不过文字的问题不动用行政的力量，一味地“学术”下去，简化字永远不会取得“法定地位”。
　　1957年，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结果后来因此在文革中遭遇到大量批斗，他以自杀抗议。他的妻子、翻译家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后精神分裂。
　　
　　孤立
　　
　　陈光尧本人越来越谨小慎微。陈靖向记者介绍，解放后，父亲很少说活，也很少交朋友了。儿子南山翁在文章中回忆：“1957年父亲受时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长习仲勋的邀请参加了国务院机关的‘整风运动’。父亲自始至终只听不说，一言未发，才幸免了‘反右斗争’的殃及。”
　　简化汉字讨论在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也陷入了低谷。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陈光尧在其申诉文章《一本简体字稿的悲惨遭遇》中提到，他曾经选出了《汉字简化方案》以外的一千多个新简化字，逐字说明，写成了一本《繁体字的简化问题》，但未获出版，理由是“拼音文字即将通行，简化字不必再搞了。”陈靖形容，“父亲那个时候很孤立”。
　　年近七旬时，陈光尧随单位被下放列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白天，他腰系草绳与教育部原部长周荣鑫一起清理猪粪；晚上则挑灯夜战，修改由他汇编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72年，陈光尧吐血不止，临去世前还让家人将《草案》递交到国务院，该草案是否被采用，陈靖表示，因为父亲单位几经合并，相关资料已无从查证。
　　新中国成立后，陈光尧消失在集体创作的洪流中。迄今为止，大陆目前已经出版的权威语言学家传记中，没有一本书提到陈光尧的名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曾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他曾阅读过陈光尧的《简字论集》和《续编》。苏培成向记者介绍，从陆费逵到钱玄同，从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到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方案》，一脉相承，都采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约定俗成的方针，取得成功。而陈光尧坚持的是系统创造的路线。苏培成认为，仅就学术的观点来看，“陈光尧是热心汉字简化，但是他的路线不对。”
　　
　　(本文感谢陈靖女士资料提供，感谢《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展》之“悠悠汉字情”提供新闻线索。该展将继续征集民间富有人文历史情怀的老照片及故事，谨此见证近代以来，百年中国社会的衍变。该展投稿咨询电话：010-88355375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