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中学时，文化荒芜的惨淡景象刺激了一颗颗叛逆的心，于是我迷上了小说，特别是外国名著。在坊间流传的禁书中，最具爆炸力的应是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如果谁的家里藏有一套，可以拿去换一辆凤凰18型锰钢自行车。我还听老三届们说，一个知青从上海带了一套《基督山恩仇记》到黑龙江农场，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贩卖”反动文化而受到严厉处罚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知青歌曲《南京之歌》的作者。
　　《基督山恩仇记》确实很难借，我为之奋斗了整整三年也没成功，后来我在同学家里读到一本解放前出版，已经翻烂了的《万象》，开本与今天的《万象》差不多，里面的内容包罗万象——印证了书名。有一篇文章说到大仲马出名后的生活如何糜烂，一个法国作家到他家里去，一推门吓了一跳，三个妓女围着他撒娇，“她们身上的布片加起来还不够做一件鹑鸟的斗篷”——那位作者如此描述。
　　后来有同学借我一本《三剑客》，是大仲马的一部游侠小说，民国旧译，半文不白，对我这个中学生是不小的折磨。不过达尔大尼央和三个火枪手的友情，剑客们的正义感及传奇性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也让我想起本土《七侠五义》、《说唐》之类的小说。
　　有必要交待一下，因为后面排队等着看的人盯得紧，我们看小说往往不分场合，在课堂里也大模大样地读，反正课堂里乱得像茶馆菜场，老师一般也眼开眼闭。不过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厉害角色，他爱穿一件洗白的军装。有一次我看了《茶花女》后不過瘾，还要抄在一本黑封面的笔记本里，等到抄完最后一个字，被觊觎已久的他一把夺走，让我两眼一抹黑。
　　而《三剑客》给我时间也只有两天，那么我只能在上课时看。没想到这一次又给班主任逮个正着，一脸坏笑：“哈哈！屡教不改，这次看你怎么办。”
　　第二天传来消息，这本禁书已经送交工宣队，估计要对我加重处罚，新账老账一起算。正在忧心忡忡时，一个女同学站到我面前：“怕什么，我来顶。”
　　这个女同学也是个厉害角色，抽烟，骂人，打架，样样行，她爱穿中山装，衣襟敞开，白跑鞋不系鞋带，鞋舌塞进，看到不顺眼的男同学，一个嘴巴子过去，没人敢顶嘴的。她为我顶包？我简直不敢相信，平时我与她并无瓜葛嘛。但她的诚意感动了我：“我最恨有人欺侮老实人。”
　　后来有接近她的人告诉我，她先跟班主任挑明，说这本小说是她的。班主任当然不理她，但当天回家后就发现军装背后被人横七竖八地泼了好几道红蓝墨水。后来班主任推出工宣队这个后台老板，她转而向工宣队老师傅要，不肯是吗？工宣队师傅的自行车当天就被人戳爆轮胎。她是不会动手的，在她身边总有一群捣蛋男生像苍蝇一样围着她转。结果不出一星期，《三剑客》完璧归赵。我想说声谢谢，却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几天，她向我借五元钱，我也无法拒绝。要知道，我一个月的零花钱才一只洋，五元钱对我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我只得向老爸预支了下个月的零花钱，又向老妈要了一元钱，加上三元积蓄，像缴庚子赔款那样送到她手里。直到中学毕业她也没还我，她合情合理地把此事忘了。
　　补充一句，这个女同学长得相当漂亮，大眼睛，大嘴巴，抽烟的姿势像煞一个女特务。放在今天，她可是演电视剧的一块料啊。可当时，她在社会上被叫作“拉三”。上周日看小宝在东早的专栏《拉三从何而来》，终于得到信服的注释，刚刚问世的新版英文老书《上海纪游》里说，旧上海称欢场女子为“lass”。lass读作“拉四”，意为小妞，它的异体词lassie读音就是“拉三”。小宝由此感叹道：上海真是个杂种：一半以上的俗语都有国际品牌背景。
　　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在“文革”后重版，书名叫《基督山伯爵》，但我一直没买，因为我得把有限的经费交给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大师，直到有一次在新华书店里看到打一折的《基督山》，才说服自己带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