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随着仇和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宿迁进入了“后仇和时代”，社会各界对于仇和现象的讨论也渐渐趋冷。但是，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性官员，仇和主政宿迁时的一些执政痕迹和管理韬略，特别是作为一位地方领导者在执行政策中辩证地把握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做法仍旧值得进一步剖析。
　　
　　既原则又灵活的仇和样本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原则性，执行者才能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正是因为有了灵活性，执行者才能避免政策实施的僵化和教条。正确的政策变通往往是“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原则性与灵活性二者是统一的，原则性是灵活的基础，灵活性是原则性的保证，是为实现原则性服务的。
　　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首先就要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重点是要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般来说，在基层，由于接触具体问题多，所以个性和特殊性就多一些。因此，这就要求基层，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把上级的精神落到实处。
　　仇和刚到沭阳当县委书记时，沭阳治安状况极其混乱，进行“严打”上午开会，下午消息就透露出去，仇和说要改善治安状况，切忌“警匪一家”。1997年，仇和针对沭阳治安状况混乱的局面，撤换了公安局长，沭阳41个派出所所长异地轮岗，仅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对于沭阳城环境恶劣，垃圾成山的状况，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环境卫生从此有了明显改观。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仇和很会把握住主要矛盾，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虽然做法上有些过激，但在非常情况下采用非常手段还是必要的。
　　用实践的观点看问题。上级的文件、讲话精神，只为工作提供原则性指南，真正有效的开展工作、解决问题，还得靠实践。在必要时，还要敢于抛开本本，突破框框，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仇和主张的这些做法其实是在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最具有效率，这样做的后果是解放了这些企业、单位，给了他们生机；更解放了政府，政府不必通过财政投入来弥补其注定亏空的无底洞；而且政府有更多精力和财力从事他们的本职工作。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一个地区的发展尤其要有长远的计划。在所有的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但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以“官风带动民风”这个计划制定并执行后，沭阳县的县风有很大改善。
　　仇和为了将宿迁建成华东的绿色明珠，制定种种强制性措施，加大植树造林。美化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林木加工产业。通过政策优惠、招商引资等办法，有效地吸引外地客商来宿迁办厂。目前，全市已有较大规模的木材加工企业1800余家，当时农民因为不愿意种植而被强制种植的树木，现在不出田间地头，就能将大树换成钞票。
　　原则性是标准和尺度。在政策执行中坚持原则性与灵盾性相统一的原则，就是要把政策的精神和实际情况相结合，既要创造性地实施政策，又要正确地把握政策的界限。灵活是在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的灵活，而不是违反政策的随心所欲；灵活性的临界点是原则性。
　　仇和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的“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在压力最重的时候，他又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向上级部门江苏省委省政府要了一个文件。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在改革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能获得这个政策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挺过难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做了很好的铺垫。
　　
　　“融会贯通”型领导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像仇和这样的地方领导，能“融会贯通”地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关系，除了集体的智慧和努力外，领导者自己还要具有一定的素质。
　　领导者的政策水平决定着灵活性的选择方向。为讨一时的工作顺利放弃原则去满足某些人的眼前利益的做法，这不是对灵活性的正确选择，不是管理者应有的态度。
　　1997年8月，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后，仇和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真正从制度上杜绝官员腐败的现象。于是他提出了在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上，实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从而有效地避免选才用人上的“黑箱”操作。他提出的一系列干部任用制度例如：任前公示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知情权问题；公推公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过程中的参与权问题；公推直选解决了群众对干部任用的具体选择权的问题；勤政廉政公示则解决了群众对干部工作实绩的监督权问题等。这一系列的干部管理制度解决了一个干部从任前到任后整个过程的群众参与问题，解决了干部只能任、不能免，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弊端，而且整个过程都是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的。这些政策的制度是要有相当的政策水平的。
　　管理者的知识、文化是灵活性的执行变量，知识的多少与可供管理者选择方案的多少成正比。管理者知识越多，灵活优选处理的可能性就越大，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水平。仇和是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他了解农村的一切，江苏农学院学生，江苏省农科院工作，这就使他对农作物的种植有很多的了解，可以指导和帮助农民。1995年，仇和作为江苏省第一批高研班人员赴美国进修，2005年6月，仇和参加“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先后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了3个多月。另外，仇和也是个特别爱看书的人，从书中能吸取很多的知识。
　　管理者的实践经验决定着灵活性的适用效果。经验是知识与实际联系的桥梁，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知识与实际是分离的。仇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这些都证明了仇和不仅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利益多元化时代，地方领导所面对的现实，是一个社会活动日益广阔、复杂、纷繁、多变的世界。仇和的改革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激进，引起许多舆论攻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仇和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方面，能把政策运用恰到好处，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为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