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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躲避追查，贪官捞钱也在不断花样翻新，所谓“雅腐”便由此应运而生。这里，除了收取名人字画、古董古玩、玉器等艺术品之外，近年来，官员出书热，也开始蔚然成风，并不断引发人们的关注。
官员出书热的
典型与代表
此类“雅腐”贪官，其“曲线受贿”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各具特色。
权文交易，售天价书的张敬礼。不久前，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控以受贿、诬告陷害及非法经营三项罪名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检方指控，张敬礼涉嫌受贿——通过出售自编书籍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与一般贪官直接收受金钱不同，张敬礼的绝大多数受贿款都缘自“著书立说”。张敬礼出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后一下子多产起来，先后出版了《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其中《寿世补元》堪称天价书——每本定价566元！
张敬礼出的书不仅定价惊人，而且其销售手段更是别具一格。检方认定，2006年至2009年间，张敬礼在为天津某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被侵权药品注册号、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事件中提供帮助后，于2009年底向该公司推销《寿世补元》一书350套，价值19?郾81万元。2008年年底至2010年5月间，张敬礼承诺为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投资筹建疫苗厂提供帮助，张一手办事，一手向该公司推销《寿世补元》500套，价值28?郾3万元。2009年底至2010年初，张敬礼在为北京某公司承揽处方药代理业务提供帮助后，向该公司推销《寿世补元》550套，价值31?郾13万元。
枪手捉刀，名利双收的王纪平。与张敬礼搞“权文交易”、出售天价书所不同的是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张敬礼在落马前还有个“笔耕不辍”的名声，而王纪平则是一字不写，全靠“枪手”捉刀代劳。他担任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期间，曾先后出版了《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巨额稿酬源源不断地进了王纪平的腰包，成了名利双收的“厅官作家”。
王纪平搞“雅腐”的手段相当高明，不但一字不写可以出书，而且“著作等身”还成了他的一大政绩。他一课未上，请人代学代考，先是取得北京财贸学院大学文凭，56岁时又斩获中南理工大学工学硕士（工商管理）学位。一举荣膺“学习型官员”的美名。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纪平终因在产品采购、招投标过程中以权谋私，涉嫌贪污1047万元、受贿435万元而被提起公诉。
一人得道，全家出书的王月喜。原山西省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任职期间，对出书情有独钟。每有新书问世，便让下属“上门直销”，一手交款一手拿书。他还向下属单位索要“空白零售发票”，以向购书单位、个人提供报销凭证。王月喜不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委托他人购买虚假版权页资料，套用书号，非法出版个人书籍，用公款帮亲友编著16种图书共计8万册，并出售女儿的非法图书1?郾27万册，从中获利43?郾32万元。难怪当地群众说王月喜是一人得道，全家发财。
别出心裁，拉赞助出书的高勇。通过出书来实现致富，挖空心思，最别出心裁的要数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他从担任凉山州副州长起来，便以出书为名，公开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先后共有23家单位“赞助”了高勇数百万元。赞助单位的全部或部分款项，都是以“支持高勇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而支出的。高勇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强买强卖，以书索贿的李大伦。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曾因甩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雷语”而闻名遐迩。李大伦爱好写作，善文，喜诗，当地人称之为“官作家”。在郴州为官七年，出过诗集，写过小说，还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他利用权势，强买强卖，硬性摊派。几年下来，李大伦竟然“挣”了3000多万元，堪称“雅腐”巨贪。
沽名钓誉，头顶桂冠的王益。2010年4月，被判死缓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身为副部级金融高官，却不务正业，沽名钓誉。虽然没有“官作家”头衔，也没出过书，但他头上却有一顶“天才音乐家”的桂冠。在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后，人们发现，这名副部级金融高管在根本不识五线谱的情况下，却能成为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甚至还被业界誉为“天才音乐家”。2006年至2008年，《神州颂》在全国巡回演出50多场，王益一度居然变身为中国演出频率最高、最能挣钱的“交响乐作曲家”。有关部门事后查明，这名所谓的“天才音乐家”只不过是花了大笔公款赞助有关部门，让多名音乐界专业人士操刀、并以王益名义创作了一时火遍大江南北的《神州颂》。有的企业为了讨好王益，以便日后遇事能得到他的支持，往往一次就买下数百张票免费送给员工去看。
官员出书热的
手段与特点
应该说，在官员出书热中，因“雅腐”而被绳之以法的贪官并不多。而本文列举的已经落马的贪官（张敬礼除外），他们犯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搞“雅腐”，通过出书敛财，搞“曲线受贿”仅是他们犯罪证据的一部分。有鉴于此，“雅腐新变种”——官员出书热，值得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总结不少地方的官员出书热乱象，其共同特点主要有——
公款买书号出书。尽管书号价格不菲，动辄几万元，但是对于那些想出书的官员来说并非难事，他们大多是通过“变通”的办法动用公款给报销了。或者走点旁门左道，由某个关系单位及某个关系人给掏了。
东拼西凑写书。书号是买得到的东西，写什么呢?有的写论文、有的写杂文、有的写诗词，东拼西凑，什么体裁、什么内容都有，至于质量如何并不重要。作者认识一名县委书记，对于出书情有独钟，在职期间已经出了十多本书。从诗词到散文，后来连自己平时的讲话稿也归纳成册，最后实在没有东西出了，竟把自己的所谓“书法”也印成了集子。看看这些书的内容，诗词多为顺口溜，散文是随心所欲的“大杂烩”，“书法”是实在不敢恭维的“鬼画符”。
运用权力销书。书出了是要卖的，权力可以解决销路的问题。那些手握实权的头头脑脑们，只愁书出不来，从来不存在“卖书难”的问题。可悲的是买书者将书买回去，或扔在角落里遭遇冷落，或当作废品处理了。淮北有个县级市官员出书形成风潮，运用手中的公权将书摊派给乡镇和市直单位，害得这些乡镇和单位每年都将成捆成堆的“干部书”原封不动地当废纸卖到废品收购站。
别有用心买书。“官书”之所以本本畅销，因为视此为“敲门砖”者大有人在。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出的两本书，强买强卖的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据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一下子就买了李大伦10万元书，并且肉麻地说，书记的书真是一字值千金啊，我买回去一定会大大升值！其实，这些人从“雅腐”官员手中买的不是书，而是官员手中的权利。
行政命令发书。在出书敛财的“雅腐”官员中，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的销书模式最高明、最有创意。他不仅一字不写，全靠“枪手”代劳，而且书出来后还让局办公室下发通知，将他出版的《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四本列为地税干部必读教科书，作为“政治任务”，由单位用公款买下来后，人手一册。
以出书为主要内容的“雅腐”升级版——官员出书热，与传统的腐败行为相比，危害更甚。不仅因为其有很强的隐蔽性，给案件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更因为少数官员出了一些不像书的书，使公众对领导人的真实水平、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为执政党抹黑，进而降低了领导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对借出书之名行腐败之实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
官员出书热的
成因与治理
从一些地方官员出书热的成因来看，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助推而成的。
一、政绩因素逼出官员出书热。如今有不少地方党政干部认为不出书就不足以体现其水平，不出书就不足以体现其政绩，不出书就难以提拔。作者有个当官的朋友私下坦言，按照他自己的水平是不具备著书立说条件的，但眼看有些同事水平和自己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自己，但因出书而成了“学习型官员”，得到上级的赏识，大多得到提拔，显然出书也成了政绩之一。于是，他也动起了出书的念头。待文章凑足后，其他就不在话下了，未承想，后起直追的他一年中竟然也出了三大本。
二、名利因素诱导官员出书热。有些搞“雅腐”的官员认为，通过出书可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了身价。当然，主要还是利益驱使，出书、卖书同样可以发大财。如此名利双收、一举多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三、隐蔽因素助长官员出书热。官员搞“雅腐”具有隐蔽性。直接收钱，太过明显，账面上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弄不好要吃官司、进班房。如以出书的名义，就要隐蔽得多。一方面美其名曰，是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为合法所得；另一方面，系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两厢情愿。例如，单位以培训、教育之名，买书赠送员工，较之直接送钱送物的“公贿”要安全得多。不仅买书的人冠冕堂皇，列支理由也可以理直气壮，不是说现在都在建立学习型单位吗？如此曲线受贿，自认为还算高明。
四、制度因素加剧官员出书热。可以说，官场“雅腐”裂变的速度超乎公众的想象，生活有多丰富，官员腐败的形式就有多丰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还不够科学完备，各种监督还不够严密有效，相关问责体制尚不健全，以至于官员所掌握的公权总是能轻易地被滥用、私用。“雅腐”案频出，凸显制度化反腐的紧迫性。好在纪检部门已经对种种相对隐蔽的“雅腐”行为有了一定的认知，有专家也建议将官员出书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对官员的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进行严格的登记审批。
如何遏制以官员出书热为主要内容的“雅腐”现象，规范官员出书路径，已是摆在有关反腐部门面前的新课题。想来其治本之策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靠制度治“雅腐”。官员不是不能出书。实践证明，建立起科学的官员正常出书机制，加强对官员出书的监管力度，比起简单的遏制官员出书更有意义。早在2002年9月，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即规定：“领导干部不准违反规定用公款出版个人编著的图书或举办个人的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展览。”2005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也明确划定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但这都是地方规定，约束力不强。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规定来规范官员出书。作者建议，首先，从源头上把关，建立组织审批程序，防患于未然。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官员均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
二、靠监督治“雅腐”。一是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对官员出书的监督作用。二是对在职领导干部出书至少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备案，由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于官员出版经费和售书情况的监督。三是对有些在职干部由于单位和部门工作需要，由单位组织力量集体撰写、以领导个人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妥善处理版权归属和稿费归属。四是由纪检监察部门研究出台政策法规，增强对领导干部出书的约束。”出书成为一些官员“雅腐”敛财新途径的诸多事例警示我们，今后，不妨将官员“出书情况”列为像官员财产公示、子女经商、出国等重大事项一样的地位来看待。今后，官员出书应当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就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并严格审查企业使用官员所出书目的情况。只有出书官员接受监督，方为根治“雅腐”之道。
（责编：山林）
官员出书热的
典型与代表
此类“雅腐”贪官，其“曲线受贿”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各具特色。
权文交易，售天价书的张敬礼。不久前，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控以受贿、诬告陷害及非法经营三项罪名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检方指控，张敬礼涉嫌受贿——通过出售自编书籍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与一般贪官直接收受金钱不同，张敬礼的绝大多数受贿款都缘自“著书立说”。张敬礼出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后一下子多产起来，先后出版了《老年急症救治手册》、《百年FDA：美国药品监管法律框架》、《维护公众健康：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探索与创新》、《中国食品药品监管理论与法律实践》、《寿世补元》等。其中《寿世补元》堪称天价书——每本定价566元！
张敬礼出的书不仅定价惊人，而且其销售手段更是别具一格。检方认定，2006年至2009年间，张敬礼在为天津某公司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撤销被侵权药品注册号、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等事件中提供帮助后，于2009年底向该公司推销《寿世补元》一书350套，价值19?郾81万元。2008年年底至2010年5月间，张敬礼承诺为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投资筹建疫苗厂提供帮助，张一手办事，一手向该公司推销《寿世补元》500套，价值28?郾3万元。2009年底至2010年初，张敬礼在为北京某公司承揽处方药代理业务提供帮助后，向该公司推销《寿世补元》550套，价值31?郾13万元。
枪手捉刀，名利双收的王纪平。与张敬礼搞“权文交易”、出售天价书所不同的是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张敬礼在落马前还有个“笔耕不辍”的名声，而王纪平则是一字不写，全靠“枪手”捉刀代劳。他担任北京市地税局局长期间，曾先后出版了《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著作。这些书出版后，巨额稿酬源源不断地进了王纪平的腰包，成了名利双收的“厅官作家”。
王纪平搞“雅腐”的手段相当高明，不但一字不写可以出书，而且“著作等身”还成了他的一大政绩。他一课未上，请人代学代考，先是取得北京财贸学院大学文凭，56岁时又斩获中南理工大学工学硕士（工商管理）学位。一举荣膺“学习型官员”的美名。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王纪平终因在产品采购、招投标过程中以权谋私，涉嫌贪污1047万元、受贿435万元而被提起公诉。
一人得道，全家出书的王月喜。原山西省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任职期间，对出书情有独钟。每有新书问世，便让下属“上门直销”，一手交款一手拿书。他还向下属单位索要“空白零售发票”，以向购书单位、个人提供报销凭证。王月喜不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委托他人购买虚假版权页资料，套用书号，非法出版个人书籍，用公款帮亲友编著16种图书共计8万册，并出售女儿的非法图书1?郾27万册，从中获利43?郾32万元。难怪当地群众说王月喜是一人得道，全家发财。
别出心裁，拉赞助出书的高勇。通过出书来实现致富，挖空心思，最别出心裁的要数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他从担任凉山州副州长起来，便以出书为名，公开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先后共有23家单位“赞助”了高勇数百万元。赞助单位的全部或部分款项，都是以“支持高勇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而支出的。高勇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强买强卖，以书索贿的李大伦。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曾因甩出“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雷语”而闻名遐迩。李大伦爱好写作，善文，喜诗，当地人称之为“官作家”。在郴州为官七年，出过诗集，写过小说，还是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他利用权势，强买强卖，硬性摊派。几年下来，李大伦竟然“挣”了3000多万元，堪称“雅腐”巨贪。
沽名钓誉，头顶桂冠的王益。2010年4月，被判死缓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身为副部级金融高官，却不务正业，沽名钓誉。虽然没有“官作家”头衔，也没出过书，但他头上却有一顶“天才音乐家”的桂冠。在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后，人们发现，这名副部级金融高管在根本不识五线谱的情况下，却能成为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甚至还被业界誉为“天才音乐家”。2006年至2008年，《神州颂》在全国巡回演出50多场，王益一度居然变身为中国演出频率最高、最能挣钱的“交响乐作曲家”。有关部门事后查明，这名所谓的“天才音乐家”只不过是花了大笔公款赞助有关部门，让多名音乐界专业人士操刀、并以王益名义创作了一时火遍大江南北的《神州颂》。有的企业为了讨好王益，以便日后遇事能得到他的支持，往往一次就买下数百张票免费送给员工去看。
官员出书热的
手段与特点
应该说，在官员出书热中，因“雅腐”而被绳之以法的贪官并不多。而本文列举的已经落马的贪官（张敬礼除外），他们犯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搞“雅腐”，通过出书敛财，搞“曲线受贿”仅是他们犯罪证据的一部分。有鉴于此，“雅腐新变种”——官员出书热，值得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总结不少地方的官员出书热乱象，其共同特点主要有——
公款买书号出书。尽管书号价格不菲，动辄几万元，但是对于那些想出书的官员来说并非难事，他们大多是通过“变通”的办法动用公款给报销了。或者走点旁门左道，由某个关系单位及某个关系人给掏了。
东拼西凑写书。书号是买得到的东西，写什么呢?有的写论文、有的写杂文、有的写诗词，东拼西凑，什么体裁、什么内容都有，至于质量如何并不重要。作者认识一名县委书记，对于出书情有独钟，在职期间已经出了十多本书。从诗词到散文，后来连自己平时的讲话稿也归纳成册，最后实在没有东西出了，竟把自己的所谓“书法”也印成了集子。看看这些书的内容，诗词多为顺口溜，散文是随心所欲的“大杂烩”，“书法”是实在不敢恭维的“鬼画符”。
运用权力销书。书出了是要卖的，权力可以解决销路的问题。那些手握实权的头头脑脑们，只愁书出不来，从来不存在“卖书难”的问题。可悲的是买书者将书买回去，或扔在角落里遭遇冷落，或当作废品处理了。淮北有个县级市官员出书形成风潮，运用手中的公权将书摊派给乡镇和市直单位，害得这些乡镇和单位每年都将成捆成堆的“干部书”原封不动地当废纸卖到废品收购站。
别有用心买书。“官书”之所以本本畅销，因为视此为“敲门砖”者大有人在。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出的两本书，强买强卖的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据说有个房地产开发商一下子就买了李大伦10万元书，并且肉麻地说，书记的书真是一字值千金啊，我买回去一定会大大升值！其实，这些人从“雅腐”官员手中买的不是书，而是官员手中的权利。
行政命令发书。在出书敛财的“雅腐”官员中，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纪平的销书模式最高明、最有创意。他不仅一字不写，全靠“枪手”代劳，而且书出来后还让局办公室下发通知，将他出版的《中国税收简史》、《网上纳税实务》、《北京税收史》、《治税方略》等四本列为地税干部必读教科书，作为“政治任务”，由单位用公款买下来后，人手一册。
以出书为主要内容的“雅腐”升级版——官员出书热，与传统的腐败行为相比，危害更甚。不仅因为其有很强的隐蔽性，给案件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更因为少数官员出了一些不像书的书，使公众对领导人的真实水平、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为执政党抹黑，进而降低了领导机关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对借出书之名行腐败之实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
官员出书热的
成因与治理
从一些地方官员出书热的成因来看，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助推而成的。
一、政绩因素逼出官员出书热。如今有不少地方党政干部认为不出书就不足以体现其水平，不出书就不足以体现其政绩，不出书就难以提拔。作者有个当官的朋友私下坦言，按照他自己的水平是不具备著书立说条件的，但眼看有些同事水平和自己差不多，甚至还不如自己，但因出书而成了“学习型官员”，得到上级的赏识，大多得到提拔，显然出书也成了政绩之一。于是，他也动起了出书的念头。待文章凑足后，其他就不在话下了，未承想，后起直追的他一年中竟然也出了三大本。
二、名利因素诱导官员出书热。有些搞“雅腐”的官员认为，通过出书可以包装自己，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但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文人雅士，无形之中抬高了身价。当然，主要还是利益驱使，出书、卖书同样可以发大财。如此名利双收、一举多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三、隐蔽因素助长官员出书热。官员搞“雅腐”具有隐蔽性。直接收钱，太过明显，账面上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弄不好要吃官司、进班房。如以出书的名义，就要隐蔽得多。一方面美其名曰，是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为合法所得；另一方面，系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两厢情愿。例如，单位以培训、教育之名，买书赠送员工，较之直接送钱送物的“公贿”要安全得多。不仅买书的人冠冕堂皇，列支理由也可以理直气壮，不是说现在都在建立学习型单位吗？如此曲线受贿，自认为还算高明。
四、制度因素加剧官员出书热。可以说，官场“雅腐”裂变的速度超乎公众的想象，生活有多丰富，官员腐败的形式就有多丰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还不够科学完备，各种监督还不够严密有效，相关问责体制尚不健全，以至于官员所掌握的公权总是能轻易地被滥用、私用。“雅腐”案频出，凸显制度化反腐的紧迫性。好在纪检部门已经对种种相对隐蔽的“雅腐”行为有了一定的认知，有专家也建议将官员出书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对官员的写作时间、版税、发行量等问题进行严格的登记审批。
如何遏制以官员出书热为主要内容的“雅腐”现象，规范官员出书路径，已是摆在有关反腐部门面前的新课题。想来其治本之策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靠制度治“雅腐”。官员不是不能出书。实践证明，建立起科学的官员正常出书机制，加强对官员出书的监管力度，比起简单的遏制官员出书更有意义。早在2002年9月，湖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即规定：“领导干部不准违反规定用公款出版个人编著的图书或举办个人的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展览。”2005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也明确划定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但这都是地方规定，约束力不强。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规定来规范官员出书。作者建议，首先，从源头上把关，建立组织审批程序，防患于未然。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官员均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
二、靠监督治“雅腐”。一是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对官员出书的监督作用。二是对在职领导干部出书至少要经过纪检监察部门备案，由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于官员出版经费和售书情况的监督。三是对有些在职干部由于单位和部门工作需要，由单位组织力量集体撰写、以领导个人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妥善处理版权归属和稿费归属。四是由纪检监察部门研究出台政策法规，增强对领导干部出书的约束。”出书成为一些官员“雅腐”敛财新途径的诸多事例警示我们，今后，不妨将官员“出书情况”列为像官员财产公示、子女经商、出国等重大事项一样的地位来看待。今后，官员出书应当作为重大事项汇报，就版税、发行量等问题作出公报式说明，并严格审查企业使用官员所出书目的情况。只有出书官员接受监督，方为根治“雅腐”之道。
（责编：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