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更多地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支出，使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真正融入公共财政。
　　
　　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目标是在1998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但从财政改革与政府改革以及市场深化的关系上看，实际进程的展开应该可以追溯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初，甚至更早。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规范、公正、透明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得到广泛认同，以人为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逐渐融入政府间财政关系建设之中。然而，从当前社会普遍反映突出的问题看，特别是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看，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仍然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基本目标，即“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并提出了相关改革的基本原则，包括“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方面的内容。结合我们的研究，这里提出一些主要的方面:
　　进一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公民的基本权益保障和福利水平。公民的基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公共服务和产品需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超越发展阶段追求不切实际的“高”目标。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的托辞，适应一定发展阶段的公共服务供给，总是能够通过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得到反映，并且具有可以实证的判断尺度。财政支出应进一步压缩经营性投资，更多地增加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住房补贴等社会公共支出，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缓解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并使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完善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减少专项拨款比重。目前专项拨款比重过大，不仅不利于形成政府间规范的财政关系，而且会削弱转移支付的功能，降低转移支付的效果。特别是在专项拨款往往由部委决策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体制上的漏洞，甚至产生层层“截流”现象，使公共财政资源没有用于公共领域。
　　完善税制，促进社会公平。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将单一的分类税制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完善资源税征收，在开征资源税已经起步的条件下，应逐步改“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以及探索建立赠与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等等。除此之外，完善税制的重点，应该加快税费结构的调整，规范征收秩序，降低社会负担。
　　加大财政运行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使财政运行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有效发挥公共职能。在这方面应确立一个基本原则，即政府收入和支出无论通过何种途径，都应纳入统一的预算管理，并通过人大审议向社会公开。目前我们还有许多政府收费和支出没有纳入预算，基本处于行政和社会监督之外，这不仅影响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也是腐败的根源之一。
　　政府转型在当前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包括政府自身机构和职能的演变，而且涉及或包括政府的行政运行机制、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的界定、政府行为的规范乃至行政权力来源与约束等更为丰富、广泛的领域。政府转型客观上要求相关领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协调配套推进。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有关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和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指导意义，必将在我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保证作用。(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博导、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