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文学、哲学上多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在人格上却向来被人唾骂。
　　培根从小就抱负不凡，一心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为了能出人头地，他费尽心机，后来投靠了他姨父的政敌，女王的宠臣艾塞克斯勋爵，出任其私人顾问。艾塞克斯经常送钱给培根，把挥霍无度的培根从债主手中解救出来，还向培根赠送了一大笔财产和一套华丽的住所。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这位才华横溢的贵族就此满足。他过着放荡的生活，因挥金如土，被债权人送进了监狱。当然，又是他的救星艾塞克斯把他从监狱里领了出来。
　　可后来当艾塞克斯勋爵失去了女王的宠信，要被审判时，培根见风使舵，摇身一变，竟然主动要求参加起诉，在法庭上大放厥词，指控艾塞克斯阴谋篡夺王位。培根的演说使群情激愤，法官判定艾塞克斯死刑。培根把自己的恩人送上了断头台，满以为会得到一大笔赏赐，但当他得知这次出卖良心举动的收获仅仅是1200英镑时，便大失所望，回到书斋去写他的论文了。
　　拉瓦锡是法国著名的化学家，“燃烧的氧气说”的提出者，被后人称为近代化学之父。但此人靠继承父母和姨妈的巨额遗产发家，并且为了追求更多金钱，他向包税局投资50万法郎，承包了食盐与烟草的征税大权，当上了包税官，这实际上就是“买官敛财”。结果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拉瓦锡成为革命的对象，被送上断头台。当拉瓦锡亮出科学家的招牌希望能赦免时，过激的革命派回答：“共和国不需要学者，只需要为国家而采取的正义行动！”
　　沈括是我国古代科学界的泰斗，他博学善文，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这让他名垂青史。但他热衷政治，喜欢检举揭发他人，尤其是对苏轼蓄意栽赃无中生有的伎俩向来被世人不齿。
　　苏轼因抵制新政被人陷害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后，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沈括到杭州见到苏轼后，嘘寒问暖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行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的情谊中的苏轼没有多想，就把近来所作的许多诗词抄给沈括。沈括一回到京城，立刻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找出一些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加以详细“注释”后迅速呈送给宰相王安石和宋神宗等，并说苏轼这些诗句“词皆讪怼”，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恶意诽谤新政，藐视朝廷、讽刺皇上等等，不愧“文字捕快”的称号。可王安石尽管在政见上与苏轼不同，但他相信苏轼的人品，所以在看到沈括的举报材料后，对人说“沈括是个小人”。
　　王安石没有看错沈括，后来王安石罢相，沈括立马转身，诋毁新政，与王安石划清界限，向新宰相吴充上书，痛陈新政弊端。但吴充也很看不起沈括的为人，就把他检举王安石的报告递给了神宗皇帝。宋神宗一看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怎么两面三刀，朝秦暮楚？于是开始冷遇沈括，后将他贬出京城。
　　一代儒学大师朱熹的道德文章做得漂亮，可个人私德却并不那么高尚，他的某些行径令人鄙夷，成了道貌岸然伪君子的代名词。朱熹在明处把自己打扮成无人欲的神，在台州残忍地拆散唐仲友、严蕊一对情侣，枉法强权推行“灭人欲”的主张。可背地里朱熹色欲横行，在武夷山调戏寡妇，在京中勾引二位尼姑为妾。这是典型的口是心非、阴阳两面。同时他诬陷忠臣，颠倒黑白，为所欲为，所作所为在当时就被人耻笑，其学被斥为伪学，其人被斥为伪师。
　　还有阮大铖，此人确有文学才华，尤善词曲，他的《和箫集》和《咏怀堂诗》都是词曲佳品，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的人品不佳，他为人偏激、狡猾，依附邪党，不择手段，与马士英等狼狈为奸，对东林、复社文人大加迫害，南京城陷后乞降于清，因此引起当时人士的公愤，留下百代骂名。
　　人生有A、B两面，A面再光鲜，也掩盖不了B面的龌龊。有些人是科学、文学上的伟人，但又是人格、道德上的小人。还是那句话，无论你做什么，归根结底是做人。“立德、立言、立功”是人生的大境界，是“三不朽”，在这里面，德为先。难怪有句话说得精辟：有才有德是人才，无才无德是蠢材，无才有德是庸才，有才无德是害才。在封建社会，害才是留不得的，因为他危害极大，尽管他有才，但品德败坏，到头来往往要走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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