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名流动儿童教育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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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当前中国教育问题依然突出,其中在更加注重公平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流动儿童的教育成为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
  中国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要,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在这一背景下,长期为教育贫困所掩盖的各种教育自身的问题开始显露。其中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对流动儿童的学习状态研究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我校施教区处于江苏苏通大桥开放园区内,紧靠“世界家纺名城”,近几年来流动人口急剧增加,这对于流动儿童样本的提供是有利的。我们在2005~2007年间对施教区内的45名流动儿童进行了跟踪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通过问卷、访谈的形式获取有关原始数据。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原生态的调查。给那些流动儿童的学习在教育研究的框架内寻找到一个较为良性的状态,进一步优化跨区域儿童之间的交流,给当下的基础教育提供一些可资改良的数据。通过数据的关联来建构各类变量的关系网,最终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路径去达到我们的目的;给流动儿童创造和谐成长的教育环境。
  在对一定数目的流动儿童教育个案研究筛选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家庭结构、教育生态背景、课堂模式、学生学习状况、学生性格情感等因素对流动儿童的成长影响很大。为了得到确切的数据,我们对一所镇中心小学和两所村小的一到六年级的45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进行了量化分析,调查统计及分析如表一。
  [调查分析]调查发现,随父母来居住地时间越久,孩;子就越能适应这里的教育环境,尤其是其中29%生活6年以上的孩子,他们的幼儿园也是在本地上的,和本地孩子在学习上没有差异。反之,越迟到此地的学生越不适应这里的学习生活。因此可以断定,居住时间长短与学生适应居住地教育是一个正相关的因素。
  在其他几个家庭因素中,父母职业对孩子的学业影响程度最低。优秀学生和其他类别的学生都均衡地分布在各类家庭中,没有明显的区别。
  父母对孩子的“学习重视程度”则显得非常突出。在回答“十分重视”的32个学生中,学习进步是明显的,其他两个选项的学生进步不明显,回答“不重视”的8个学生中,没有一个学生学习成绩进步。
  父母学历程度和在家学习时间这两个因素在此次调查中影响力不明显,这与其他类似调查似乎有出入。原因可能在于,本次调查学历程度中“初中学历与小学学历”的绝对差别不大,有的孩子甚至有误填的可能。加上没有高学历者,因此此项无区分度。在家学习时间上回答“没有时间”的4个学生中有一人学习成绩中等偏上,而其他两个选项的学生中成绩分布也无规律可循,区分度较低。
  [调查分析]孩子成长的教育生态背景很重要,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回答原居住地“学校校风好”和“学校教学质量好”的学生中在原居住地的成绩均为优秀。在目前居住地学校第一次考试中排除不适应的因素,这些学生成绩均可以在良好以上,而且有很大的进步潜力,有两个孩子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已经成为班级中的尖子。
  原居住地学校的类别差异对学生的影响有一定的区分度, “乡镇中心小学”的学生比“村小”的学生更容易适应在本地的学习生活。这源于其中一些地区的村小可能教育教学质量普遍不高,而“乡镇中心小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且有的地区教育条件比这儿差不了多少。
  两次学习成绩的对比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地区之间的绝对值差异,地域性教育背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是明显的,但这种影响力会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弱,从表一得出的结论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原居住地学校的校风对于孩子的后续成长是有重大影响的。在外来学生发生的各类恶性事件中,90%以上来自于原先校风很差的学校。而相反,那些从校风优良的学校转来的孩子,骨子里秉承了好的品质,就能够更快地融入现在的集体中,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教育生态背景的差异使我们对流动儿童的学习认知更为理性,这部分学生的行为都可以在其教育生态背景中找到最初的起点,任何无视这种背景存在而施行单一教育的行为必然会是徒劳无益的。的实质是在课堂模式上。两种消极课堂模式在原居住地学校占到93%,直接造成73%的学生无法适应两者的差异。89%的学生在“内容和方法”上感到困难,73%的学生失去在课堂上“回答问题”的兴趣。
  从这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都存在课堂模式转换的困惑,而这样的困惑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显然是不妥的,他们缺乏这样的自动“转换”能力;而对于原来的学校而言也存在转换困难,师资的匮乏、观念的落后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那么目前居住地的学校和教师就有更大的责任帮助他们调整学习的模式,并且去思考如何利用业余时间对这些孩子进行必要的辅导,以帮助他们尽早地度过一个“转换期”。
  帮助这些孩子度过转换期是现居住地教育者的责任,也是这些孩子和谐成长的前提条件。此项调查只是给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至于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应该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这种问题的产生与这些孩子没有关系,而与我们的教育自身有关。作为教育者应该尽力去弥补由于教育自身缺憾带给孩子们的学习力的差异。
  注:困难学科有交叉情况。故而是多选题。
  


  


  [调查分析]此项调查又涉及一个实质性的话题——地域性教育的内容差异。相当多的地方还没有开设英语课、电脑课,84%和91%的高比率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现实。可喜的是89%的学生都表示了对于自己学习进步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只要有这个信心作为基础,剩下的内容调整的困难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克服的。
  在“认为自己可能进步的原因”中,36%的学生选择了老师的期望值,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结合访谈的记录,我们发现一个对学生给予“低期望值”并且逐步“升高期望值”的老师更容易让孩子感到亲近;反之那些从“高期望值”开始逐渐“降低期望值”的老师,会让学生感到悲观。乐乐的数学成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数学老师对他的期望值是从20分开始的,然后慢慢的他有了信心,愿意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渐渐进步到40分,现在已经可以达到及格线。这样的期望值效应给人以鼓舞,不仅仅对学生,对教师本身也是如此。
  56%的学生选择“自己的努力”让自己进步,可以看出流动儿童的独立意识很强。由于相互的隔膜,他们在没有真正融入集体之前,更愿意通过独立的努力使自己进步,这是他们今后融入集体的“通行证”。作为教育者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既要对其有期望值又要保持其相对独立的努力精神,这样的进步是有价值的。这价值不光体现在学习成绩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世界里的“自己努力”让他们一直保 持奋进的姿势,值得尊重。
  [调查分析]沟通障碍是这些学生一个普遍的问题,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是内向的人,69%的学生认为和父母沟通“有困难和说不清”,80%的学生不愿意和老师进行有效的沟通,22%的学生表示同学之间“不能和谐交流”。
  这样的数据显示出这些孩子普遍没有很好的沟通艺术,在生活中往往显得沉默寡言,而且这样的性格极容易衍生出一些极端行为。我们在综合分析调查结果时发现。这些孩子的性格情感是随着在居住地的时间长短而产生一些波动变化的。居住时间越近,例如刚来的孩子由于不适应环境,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等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学期左右,就会逐渐地回归自己原来的性格特征,或开朗或剽悍或沉郁;再过3~5年的时间,孩子由于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在性格特质上也会被当地所同化,融入本地的一些地域性格,例如江南的柔美。北方的豪迈。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孩子的居住时间来判断他的沟通障碍究竟是什么,从而也就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帮助这些孩子克服沟通困难。
  通过对20%“与老师沟通无障碍”的学生的访谈,发现在这些孩子的受教育过程中,老师的主动接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孩子一开始也存在沟通障碍,但由于遇到一些善于沟通的老师,关心他们,和他们交流,慢慢的这些孩子也就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这倒提醒我们教育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确立“先去和孩子交流”,而不是“等着孩子来交流”的理念。
  


  同学之间的交流因为是年龄相近的缘故,还是可以沟通的,除了一开始的某些排斥心理,在一段时间之后就能互相适应。在这一点上,女同学要比男同学要有优势,例如苗苗大概在两周之后就已经有了新的朋友一起玩耍。而乐乐找到自己的新朋友的时间要比姐姐晚得多,性别差异在此项调查上是明显的。
  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宏观政策层面已经获得了应有的关注。例如减免学费、免收择校费等等的务实举措使这些孩子已经可以在现居住地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在现居住地教育体系的边缘徘徊,未得到应有的,那就会使宏观政策的努力大打折扣。
  本文探讨的是在教育专业的层面对这个群体予以应有的考量,试图以一种定量分析的方式对这个群体加以剖析。我们对定量分析到的数据解析摒弃学院式的话语形态,而尽可能使我们的语言紧贴实践的地平线。以一种微观的形态展示基层教育者对这个群体学习、生活和思考的关注过程,在析解出的五个变量中,对于某个个体而言或许存在偏差。但就流动儿童整体而言。基本可以概括其学习影响力的全貌。在针对某些特殊儿童的矫正过程中,应该有的放矢,就其某一个变量的程度大小加以调整,或许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由于研究者学力和研究能力以及研究过程中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份调查或许并不能完全展现它的初衷,但对于流动儿童这个群体的真诚态度是我们敢于表白的。也因此。我们愿意与大家分享我们的思考,并诚恳接受来自任何角度的回应。因为我们相信,自己不是在建构森严的殿堂,而是给这些孩子衔来泛着生命绿色的枝叶,哪怕杂乱,哪怕粗糙,但其上的晶莹露珠却依然闪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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