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苏格兰海关专员亚当斯密去世的时候，人们恐怕没有想到，这个人在此后的人类历史上会有如此多样化的影响，也想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会如此复杂。
　　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在1759年出版之后，反响极好。他的好朋友休谟在信中调侃，连牧师、妇女都如此推崇这本书，真是让人同情。《道德情操论》所讨论的问题高尚，所用的语言又是典雅妥帖，让人们联想到作者定是一位富有涵养、待人处事十分得体的谦谦君子。
　　很自然地，他成为贵族社会家庭教师的理想人选。在陪伴小布莱克公爵游历欧洲大陆近三年回到苏格兰后，斯密靠着公爵支付的优厚年金，隐居在家乡专心创作他的《国富论》。
　　1776年，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硝烟，《国富论》出版了。斯密成为当时欧洲最懂得经济的人，连英国首相小皮特都当着内阁成员的面尊称斯密为老师。《国富论》让人忘记了斯密曾经是《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斯密的命运与他的挚友休谟相比，无论生前还是死后，皆全然不同。他29岁那年，就成了大学正教授，中年被贵族眷顾聘为家庭教师，有了一份优厚的终生年金，晚年得到了海关专员的肥缺。此时，他的年收入达到1000英镑，据说，这是250个苏格兰农民劳动一年才有的收入。总之他一生顺利，晚年更是尽享荣华富贵，不得不让人羡慕。
　　但是，死后的斯密，经历了休谟所没有的继任者们虚伪的敬意和长时间的冷淡；也遭遇过无数对他著作的误读和批评，甚至来自论敌的诽谤。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沉浮不定。
　　最初的一个世纪，人们很少再去谈论他，他逐渐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符号，一幅挂在经济学家壁炉上的装饰画。在这个世纪，经济学属于股市高手李嘉图、神童穆勒和性格高傲孤僻的马歇尔。作为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曾经的代言人，一个攻击重商主义体制的斗士，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在斯密的祖国，英国人在津津有味地享用经济自由主义的蛋糕，谁会想到那位提供了鸡蛋和面粉的农夫呢？！
　　人们以为，斯密的理论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早已过时，只配在学术博物馆陈列，供后人瞻仰。人们连《国富论》都很少提及，至于他那本直到死前还在修改的《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也并未引起任何值得一提的反响，沉寂一个半世纪无人问津。
　　在欧洲大陆，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正在发动对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讨伐，这种挞伐后来居然波及到了斯密的人品。德国人怀疑斯密的作品抄袭了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理由言之凿凿——因为斯密两部引起轰动的书，在基本原理上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道德情操论》鼓吹同情心，而《国富论》主张利己心。
　　他们推测，在陪伴贵族子弟游历法国的近两年里，斯密广泛拜访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多名重要思想家。这些毫不设防的法国人，其言论被谨慎的亚当斯密偷偷记下带回家乡，运用修辞学手段整合在一起就成了《国富论》。一句话，斯密也许是偷了法国人的东西。到19世纪末，至少在德国，对斯密的贬低成了一种时尚，甚至变成不可违背的学术传统。当时德国学者这样写道，“想得到经济学专家赏识的人，没有一个想信奉斯密。”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授课的讲义笔记陆续被发现，最终洗刷了德国人加在斯密头上的不白之冤。而专家对笔记的研究发现，斯密生前涉猎之广，思考之深入，与现代社会联系之紧密，皆足以让人惊异。他留给后人的遗产被此前的人们大大低估了。1990年，在斯密逝世2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收到的论文涉及范围包括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文学以及历史学等几乎全部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通过思想史家的工作，逐渐复原了斯密作为一代社会科学大师的形象。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学生告诉我，哈佛和麻省最近几年都开设了讲读《道德情操论》的专门课程；行为经济学家们忙着从斯密的书中寻找开辟新领域的线索；前不久，斯密的半身素描头像又上了20英镑面额的纸币……看来，人们对斯密的兴趣还在进一步增强之中。
　　记者、评论家布坎于2006年推出的这本《真实的亚当斯密》，大概可以看做是对英美社会大众认识真实斯密的呼吁的一个回应。
　　书中所使用的任何材料，对斯密研究者而言，自然都不再新鲜，但一般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很多让人新奇的内容，从斯密的性格、气质、经历到他的真实思想。鉴于中国学术界对斯密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令人沮丧的现实，此书首先值得国内的经济学从业人员们好好读一读。
　　《真实的亚当斯密》，（英）詹姆斯布坎著，葛文聪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7年第20期“本刊10月荐书”。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