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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纪任务，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一个中国梦，单靠经济一条腿是困难的，急需经济、社会、政府治理三大领域共同实现结构转型
在国内经济学界，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持续不断，一度异常激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最早由亚行提出的概念，后经世界银行作了完善，意思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体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它无法在经济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徘徊阶段，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到达爆发阶段，新的矛盾又在发生，经济社会出现了系统性风险。
对此，我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
中等收入陷阱有三种模式，一是拉美模式，许多人都在把拉美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进行研究；二是亚洲陷阱，国际经济学家滕康浩认为，亚洲国家有可能会陷入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即集团利益不要求进步，旧体制无法进一步清除，科技创新滞后、腐败流行，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社会不稳定，主要代表国家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三是日韩模式，我国理论界把日韩作为一个成功模式进行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说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困境。
中国能避免拉美式陷阱吗？能否实现日韩模式？实际上从日韩两国看，它们之所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可以进行总结：一是需求结构转化要成功，要建立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即消费型的社会，只要进入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消费主导经济增长；二是产业结构也会顺势转型，从过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后转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高附加值产出主导发展；三是社会结构转型顺利，标志就是中产阶级要及时形成，城市化要同步推进；四是政治结构转型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要相适应。中国不可能照搬日韩模式，但可以部分学习。
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教训。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比较长，而且经济发展起飞比韩国要早，水平要高，后来韩国经过20年高速发展，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再进入到发达国家，但是现在巴西落后了。巴西落后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工业化战略选择不恰当，重化工业优先发展，进口替代，中产阶级没形成，长期通货膨胀，过度城市化。
国际经验提示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它只是一个标志性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里面还包括中产阶层的比重、城市化、产业结构，等等。我将之总结为“两个70%”和“两个60%”，即消费率在70%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60%以上，中产阶级60%以上。
迈不过去是槛 迈过去是门
对于中国，我的观点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要实现结构转型。
201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连续下降，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第三季度的6.7%，第四季度是6.8%，今年第一季度是6.9%。二是我国同低收入国家相比，中低端产业成本优势在丧失，比较优势在下降。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中高端比较优势仍然不足。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APEC会议上曾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的，关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时候迈过去，第二个是迈过去以后能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肯定要迈过去，但什么时候迈过去，还需要继续努力。实际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有两个目标，一是达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平均值，二是门槛值过后，我国能否进入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我看来，中国进入第一个门槛值很容易，“十四五”时期就可以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动态的，世界银行从1987年到2014年间连续多次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标准。据我计算，1990年到2014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年均上调约为2.16%。以此推算，到2025年，世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6115美元。按照经济增长率乐观6%、基准5%、悲观4%三个情景方案，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乐观是16810美元，基准是15640美元，悲观是1390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或将在2024年和2025年之间跨入这个门槛。当然，这只是跨入门槛值，但这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从现在到2025年间，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从人均GDP8000多美元向1.6万美元迈进。国际经验表明，我们还需完成一些结构性任务，即达到前文所讲的“两个70%”和“两个60%”。
三大结构转型 共助成功跨越
要完成这些结构性任务，单靠经济一条腿是困难的。所以面对世纪任务，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一个中国梦，需要进行三个结构转型。
第一是需求结构转型，要从外需导向的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的消费型结构转换。这背后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政策安排怎么样能支持老百姓消费，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产业结构方面，要实现从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从过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后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高附加值产业发展。
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要实现人口结构向市民化转型，向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格局，而现在中产阶级只有20%的比重，市民化社会形成缓慢：城市户籍指标大概是40%，城市常住人口指标大概是57%多，这距离70%以上的城市人口仍然差距不小。
第三是政府治理结构，要从过去纵向管理结构向扁平化治理结构转化。当前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形成。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在扩大，这个扩大也不利于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
阶层之间的流动、代际之间身份改变需要改革。人员流动身份改变能不能更顺畅？通道更宽？通过自身奋斗和社会推动可以改变代际身份，农村人改变为城里人，农民成了工程师，一个下海人变成老板。这个跨代際改变身份，需要一些新的制度安排。
不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从需求上看，中国有望成为未来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从供给结构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京津冀一體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中国制造等都会释放新的发展红利。
此外，中国国家实力雄厚，中国体制可以调集资源集中力量干大事，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是相对有效率的。同时，外汇储备、基础设施、产业供应链健全也都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间区域，向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条件还要继续培育和创造，特别是三大结构转型不协调，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结构转型缓慢，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最大制约因素。但是我相信，中国迟早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摘自《小康》）
在国内经济学界，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持续不断，一度异常激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最早由亚行提出的概念，后经世界银行作了完善，意思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体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它无法在经济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无法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徘徊阶段，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到达爆发阶段，新的矛盾又在发生，经济社会出现了系统性风险。
对此，我的研究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
中等收入陷阱有三种模式，一是拉美模式，许多人都在把拉美作为一个反面教材进行研究；二是亚洲陷阱，国际经济学家滕康浩认为，亚洲国家有可能会陷入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即集团利益不要求进步，旧体制无法进一步清除，科技创新滞后、腐败流行，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社会不稳定，主要代表国家是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三是日韩模式，我国理论界把日韩作为一个成功模式进行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没有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说中国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另外一种说法是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困境。
中国能避免拉美式陷阱吗？能否实现日韩模式？实际上从日韩两国看，它们之所以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可以进行总结：一是需求结构转化要成功，要建立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即消费型的社会，只要进入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消费主导经济增长；二是产业结构也会顺势转型，从过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后转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高附加值产出主导发展；三是社会结构转型顺利，标志就是中产阶级要及时形成，城市化要同步推进；四是政治结构转型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要相适应。中国不可能照搬日韩模式，但可以部分学习。
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巴西的经验教训。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比较长，而且经济发展起飞比韩国要早，水平要高，后来韩国经过20年高速发展，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再进入到发达国家，但是现在巴西落后了。巴西落后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工业化战略选择不恰当，重化工业优先发展，进口替代，中产阶级没形成，长期通货膨胀，过度城市化。
国际经验提示我们，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不是唯一指标。它只是一个标志性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里面还包括中产阶层的比重、城市化、产业结构，等等。我将之总结为“两个70%”和“两个60%”，即消费率在70%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60%以上，中产阶级60%以上。
迈不过去是槛 迈过去是门
对于中国，我的观点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要实现结构转型。
2010年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连续下降，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第三季度的6.7%，第四季度是6.8%，今年第一季度是6.9%。二是我国同低收入国家相比，中低端产业成本优势在丧失，比较优势在下降。三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中高端比较优势仍然不足。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APEC会议上曾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的，关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时候迈过去，第二个是迈过去以后能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肯定要迈过去，但什么时候迈过去，还需要继续努力。实际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有两个目标，一是达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平均值，二是门槛值过后，我国能否进入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我看来，中国进入第一个门槛值很容易，“十四五”时期就可以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是动态的，世界银行从1987年到2014年间连续多次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标准。据我计算，1990年到2014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年均上调约为2.16%。以此推算，到2025年，世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6115美元。按照经济增长率乐观6%、基准5%、悲观4%三个情景方案，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乐观是16810美元，基准是15640美元，悲观是1390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或将在2024年和2025年之间跨入这个门槛。当然，这只是跨入门槛值，但这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从现在到2025年间，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从人均GDP8000多美元向1.6万美元迈进。国际经验表明，我们还需完成一些结构性任务，即达到前文所讲的“两个70%”和“两个60%”。
三大结构转型 共助成功跨越
要完成这些结构性任务，单靠经济一条腿是困难的。所以面对世纪任务，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一个中国梦，需要进行三个结构转型。
第一是需求结构转型，要从外需导向的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的消费型结构转换。这背后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政策安排怎么样能支持老百姓消费，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产业结构方面，要实现从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从过去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最后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高附加值产业发展。
第二是社会结构转型，要实现人口结构向市民化转型，向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转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格局，而现在中产阶级只有20%的比重，市民化社会形成缓慢：城市户籍指标大概是40%，城市常住人口指标大概是57%多，这距离70%以上的城市人口仍然差距不小。
第三是政府治理结构，要从过去纵向管理结构向扁平化治理结构转化。当前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形成。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在扩大，这个扩大也不利于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
阶层之间的流动、代际之间身份改变需要改革。人员流动身份改变能不能更顺畅？通道更宽？通过自身奋斗和社会推动可以改变代际身份，农村人改变为城里人，农民成了工程师，一个下海人变成老板。这个跨代際改变身份，需要一些新的制度安排。
不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从需求上看，中国有望成为未来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从供给结构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京津冀一體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中国制造等都会释放新的发展红利。
此外，中国国家实力雄厚，中国体制可以调集资源集中力量干大事，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是相对有效率的。同时，外汇储备、基础设施、产业供应链健全也都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间区域，向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条件还要继续培育和创造，特别是三大结构转型不协调，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和政府治理结构转型缓慢，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最大制约因素。但是我相信，中国迟早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摘自《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