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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支军队在成都或重庆郊外相互激战时，两军军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将，各自下属到麻将桌边报告战况，麻将打完，像朋友一样友好分手。若战争分出胜负，胜利方会保护战败方军官的家属。北洋军阀的种种战争行径在某种程度上说堪称笑谈。
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于是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北方有孙传芳、曹锟、冯玉祥等群雄并起，西南有桂、川、滇、黔等军阀虎视眈眈，还有国民党在广东另立中央与北京对抗，局势可谓错综复杂。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特殊时期，不过奇怪的是这场战争在今日的我們看来似乎并没有那么严肃，军阀们的种种行径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堪称笑谈。
奇怪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目的在于歼灭其有生力量，可北洋军阀们偏偏不这样做。两次直奉战争都是点到为止，仅仅将对方的军队击溃就作罢，并不扩大战果。其他的大小混战也与之类似。
比如战况最为激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因为学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飞机、大炮、军舰、地雷、机枪、电网等新式武器统统被搬上战场。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谓是中国第一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已接近一战的水平。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并没有使战场如一战般血流成河。双方至少投入兵力40多万，最终只有4.7万人的伤亡。其他的战斗伤亡比就更小了，有的甚至打了几个照面就结束了战斗。与欧洲战场动辄伏尸百万的惨烈相比，这仗打得相当“客气”。
除了武器性能缺陷因素以外，主要还是因为军人对武器的使用水平很糟糕。被誉为战场之神的火炮打起来却像是在放烟花，威力强大的飞机扔的炸弹基本只能吓唬人，如果空中遭逢敌机，还能上演一出手枪决斗的好戏。甚至还有不少居民像看戏一样去欣赏战场上的炮火，场面十分热闹。
更有甚者，军阀们之间还流行一种宋襄公般的“军德”表演。比如，战争开始之前，通常要郑重其事地宣战，没有警告绝不发动进攻，这被认为是军人的道德，公开战争被认为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起码准则。
在一些军阀的道德观念中，战争是职业性的相互对抗，而非出于个人之见的相互敌意。四川军阀对于军人的“职业道德”，尤其遵奉。当两支军队在成都或重庆郊外相互激战时，两军军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将，各自下属到麻将桌边报告战况，麻将打完，像朋友一样友好分手。若战争分出胜负，胜利方会保护战败方军官的家属。若其有父母或其他长辈，获胜方军官会去慰问他们，看其能否每月都得到抚恤金和慰问品。这等奇葩之事，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相当罕见。
打仗还是作秀
北洋时期，军阀间的战争不同于阶级仇杀或抗击异族入侵的战争，并不会杀得你死我活。军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使战争性质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这些军阀看似派系众多，但追溯起来大多是同宗，很多军阀或是同学，或是同乡，甚至是邻居。如直皖战争中皖系的两个师，因为原系直派某师，刚到前线就宣布中立，毕竟双方将士都是非亲即故的关系，没必要撕破脸。两次直奉战争，直奉军阀看似势不两立，但双方最高统帅张作霖与曹锟却是儿女亲家，战前张作霖还专门提及了这层关系。而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当兵也不过是为了谋份差事，何必要提着脑袋去跟敌人血拼呢？
既然不好刀兵相见，那就干脆动嘴好吧。军阀们看似是武夫，耍起嘴皮子来也毫不含糊。借助电报这一新式工具，各类“讨贼檄文”充斥各大报刊。比如段祺瑞打着“伐罪吊民，春秋之义”的名号讨伐曹锟、吴佩孚。吴佩孚则反骂段祺瑞认仇作父，“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张作霖声讨曹锟“人民所希望者自治也，则百方破坏之;全国所祷企者和平也，则一意蹂躏之”。所以要“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曹锟则称张作霖是“乘东南多事，为扰乱中原之计，破坏国家统一大局”，故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军阀们打着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的旗号，你来我往十分热闹，颇有些“奉旨讨贼”的意思。
军阀们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特别爱讲主义。如冯玉祥信仰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将军”;张作霖号称信仰“四民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加上“民德主义”;孙传芳主张“三爱主义”，即“爱国、爱民、爱敌”;吴佩孚信奉“三不主义”，即“不纳妾、不存钱、不入租界”，偏重个人道德与民族主义气节;段祺瑞曾“三造共和”，其政治主张大致可归纳为“共和主义”一路。凡此种种，如果都可以叫做“主义”，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大动干戈、相互杀伐的理由。尤其是孙传芳标榜的“三爱主义”，连敌人也在爱的范围。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民主不是民主，而是演戏;打仗也不是打仗，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管是抗俄还是抗日，至少都有个民族大义的名头，可是同室操戈，又能拿出何种理由？将无战心，士无斗志，打仗也就成了作秀。
不战不和的混战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
最终，直皖两系军阀推进“统一”的战争都遭遇失败。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使“和平主义”的声音逐渐风行，中国国内“和平统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标，“废督裁军”的呼声更是高涨。在全国各界的反对下，武力统一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小，最后在革命者团结一致的北伐下，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军阀嘴上的“仁义道德”，却难以感受小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无论历朝历代，直接死于战争者均远远小于死于战争所带来的次生灾害的人数。在那个历史时期，交通断绝、工商凋敝只是经济上的损害。各派军阀在混战中纷纷纵兵祸民，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进而土匪遍地，为祸一方。所致兵灾匪祸，才真是流毒甚远。更不必提频繁发生的灾荒、瘟疫，其死者动辄数十甚至百万。
这场漫长的混战看起来打得不痛不痒，实则却如钝刀放血。甚至可以说，这种不战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才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
（《中国国家历史》 张昕冉/文）
北洋军阀是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掌权后的北洋新军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死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于是各领导人以省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势力范围。北方有孙传芳、曹锟、冯玉祥等群雄并起，西南有桂、川、滇、黔等军阀虎视眈眈，还有国民党在广东另立中央与北京对抗，局势可谓错综复杂。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军阀混战的特殊时期，不过奇怪的是这场战争在今日的我們看来似乎并没有那么严肃，军阀们的种种行径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堪称笑谈。
奇怪的战争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目的在于歼灭其有生力量，可北洋军阀们偏偏不这样做。两次直奉战争都是点到为止，仅仅将对方的军队击溃就作罢，并不扩大战果。其他的大小混战也与之类似。
比如战况最为激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因为学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飞机、大炮、军舰、地雷、机枪、电网等新式武器统统被搬上战场。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谓是中国第一场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已接近一战的水平。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并没有使战场如一战般血流成河。双方至少投入兵力40多万，最终只有4.7万人的伤亡。其他的战斗伤亡比就更小了，有的甚至打了几个照面就结束了战斗。与欧洲战场动辄伏尸百万的惨烈相比，这仗打得相当“客气”。
除了武器性能缺陷因素以外，主要还是因为军人对武器的使用水平很糟糕。被誉为战场之神的火炮打起来却像是在放烟花，威力强大的飞机扔的炸弹基本只能吓唬人，如果空中遭逢敌机，还能上演一出手枪决斗的好戏。甚至还有不少居民像看戏一样去欣赏战场上的炮火，场面十分热闹。
更有甚者，军阀们之间还流行一种宋襄公般的“军德”表演。比如，战争开始之前，通常要郑重其事地宣战，没有警告绝不发动进攻，这被认为是军人的道德，公开战争被认为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起码准则。
在一些军阀的道德观念中，战争是职业性的相互对抗，而非出于个人之见的相互敌意。四川军阀对于军人的“职业道德”，尤其遵奉。当两支军队在成都或重庆郊外相互激战时，两军军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将，各自下属到麻将桌边报告战况，麻将打完，像朋友一样友好分手。若战争分出胜负，胜利方会保护战败方军官的家属。若其有父母或其他长辈，获胜方军官会去慰问他们，看其能否每月都得到抚恤金和慰问品。这等奇葩之事，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相当罕见。
打仗还是作秀
北洋时期，军阀间的战争不同于阶级仇杀或抗击异族入侵的战争，并不会杀得你死我活。军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使战争性质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这些军阀看似派系众多，但追溯起来大多是同宗，很多军阀或是同学，或是同乡，甚至是邻居。如直皖战争中皖系的两个师，因为原系直派某师，刚到前线就宣布中立，毕竟双方将士都是非亲即故的关系，没必要撕破脸。两次直奉战争，直奉军阀看似势不两立，但双方最高统帅张作霖与曹锟却是儿女亲家，战前张作霖还专门提及了这层关系。而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当兵也不过是为了谋份差事，何必要提着脑袋去跟敌人血拼呢？
既然不好刀兵相见，那就干脆动嘴好吧。军阀们看似是武夫，耍起嘴皮子来也毫不含糊。借助电报这一新式工具，各类“讨贼檄文”充斥各大报刊。比如段祺瑞打着“伐罪吊民，春秋之义”的名号讨伐曹锟、吴佩孚。吴佩孚则反骂段祺瑞认仇作父，“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张作霖声讨曹锟“人民所希望者自治也，则百方破坏之;全国所祷企者和平也，则一意蹂躏之”。所以要“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曹锟则称张作霖是“乘东南多事，为扰乱中原之计，破坏国家统一大局”，故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军阀们打着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的旗号，你来我往十分热闹，颇有些“奉旨讨贼”的意思。
军阀们还有一大特征就是特别爱讲主义。如冯玉祥信仰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将军”;张作霖号称信仰“四民主义”，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加上“民德主义”;孙传芳主张“三爱主义”，即“爱国、爱民、爱敌”;吴佩孚信奉“三不主义”，即“不纳妾、不存钱、不入租界”，偏重个人道德与民族主义气节;段祺瑞曾“三造共和”，其政治主张大致可归纳为“共和主义”一路。凡此种种，如果都可以叫做“主义”，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大动干戈、相互杀伐的理由。尤其是孙传芳标榜的“三爱主义”，连敌人也在爱的范围。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民主不是民主，而是演戏;打仗也不是打仗，而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管是抗俄还是抗日，至少都有个民族大义的名头，可是同室操戈，又能拿出何种理由？将无战心，士无斗志，打仗也就成了作秀。
不战不和的混战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
最终，直皖两系军阀推进“统一”的战争都遭遇失败。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使“和平主义”的声音逐渐风行，中国国内“和平统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标，“废督裁军”的呼声更是高涨。在全国各界的反对下，武力统一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小，最后在革命者团结一致的北伐下，退出历史舞台。
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军阀嘴上的“仁义道德”，却难以感受小民颠沛流离的痛苦。无论历朝历代，直接死于战争者均远远小于死于战争所带来的次生灾害的人数。在那个历史时期，交通断绝、工商凋敝只是经济上的损害。各派军阀在混战中纷纷纵兵祸民，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进而土匪遍地，为祸一方。所致兵灾匪祸，才真是流毒甚远。更不必提频繁发生的灾荒、瘟疫，其死者动辄数十甚至百万。
这场漫长的混战看起来打得不痛不痒，实则却如钝刀放血。甚至可以说，这种不战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才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
（《中国国家历史》 张昕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