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 一开春，队长陈立坤就为生产队买回了 两百只鸭子，所有男社员眼睛顿时都发亮了，希望队长能安排自己去当鸭拐子。
　　鸭拐子，是大集体时期社员们对放鸭人的称呼。
　　这称呼不光彩，大抵是指放鸭人难免会做些损公肥私的事，而且做过后还矢口抵赖，遇到有人质疑鸭子的收入少了，往往会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自己连蛋都没舍得吃公家的一个。这不就有了拐骗的色彩？
　　说也难怪，几百只鸭子就交给一个人放养，白花花圆滚滚的鸭蛋下在围子里，是多是少全凭放鸭人的一张口，在物资极度紧缺的困难时期，有几个放鸭人不做出损公肥私的勾当？损公肥私，益处得在暗地里，此外，当鸭拐子还有公开的好处。鸭拐子除了要在野外住鸭棚这一点不利外，其余都好：体力相对比较轻松，吃蛋不花钱，赶上有鸭子受伤或因热症瘫了脚，只要跟队长打声招呼，算是报个损，就可以一饱口福。因而，鸭拐子虽说角色不光彩，可谁都巴望着去充当。
　　但队长不管不顾把手中的竹篙给了他的堂叔陈秉正。派谁不派谁，这是队长的权力，社员们虽然对队长任人唯亲的做法有些腹议，但具体到陈秉正，又觉得队长派他也没有什么不妥，毕竟其人的口碑还算可以。给公家做事，口碑好是最重要的。
　　起初，陈秉正还真没有让人们失望。他风里来雨里去，小舟一叶，竹篙一支，以鸭为伴，以鸭棚为家，不出十天，鸭子就纷纷开膀下蛋了。陈秉正备有一个本子，每天打开鸭围子清点鸭子下的蛋，都必须喊来一个社员作证，然后记上数目，还让证人签个名字，签不好名字的就按个指印。
　　这期间有个逸闻，一度传得沸沸扬扬。
　　有一次，陈秉正找到会计，让他在账上记自己拿了四个蛋。平时有哪户人家因家里来了客，临时找陈秉正拿几个鸭蛋回家去，都由陈秉正把数目先记着，然后報给会计。但这回是陈秉正自己报自己拿了蛋。很快有好事者去问云芝婶，云芝婶说她没有让秉正叔往家里拿过鸭蛋。随后，就有人说看见李寡妇的灰坑里出现过绿色的鸭蛋壳，而且不多不少是四个。于是这一逸闻就有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李寡妇用她一夜的身体换了四个蛋；另一个是李寡妇要挨着陈秉正睡，陈秉正拒绝了，但还是送了她四个鸭蛋。不过，无论哪个版本都有人信也都有人不信，但集体的财产没有受损失，他陈秉正就是好样的。
　　随后不久的一天，陈秉正照例把鸭子赶到生产队刚刚收割完早稻的田间捕食，有个社员直直地站立田间清点鸭子数，忽然嚷道：“怎么只有一百九十六只鸭子了？”
　　这一声嚷叫如阵风掠过水面，几乎所有人停下手里的活，都来清点鸭子数，数来数去就是那个数。
　　“秉正叔，怎么少了四只鸭子？”
　　“是呀，没听你说鸭子受伤啊？”
　　陈秉正任他们嚷嚷，像没听见似的，挥着竹篙不停地驱赶着鸭子，只是他的脸始终没有面对社员们。
　　正面不回应，社员们私下里就议论开了。
　　“怎么少的？肯定是让他吃了。”
　　“地上的鸡水里的鸭，谁不爱吃？没准还是叔侄俩合伙吃的。”
　　“要不，队长怎么会只安排他？还秉正呢，到底也是个鸭拐子……”
　　再到秋后，鸭子又少了三只，到年底，已经少到了十二只。当年粮食收成还好，这是头等大事，但因为这减少的十二只鸭子有些不明不白，社员们还是对队长陈立坤有了些意见。
　　就在这当口上，又开始民主选队长了。已经连续三年当选队长的陈立坤，今年遇到了一点阻力，三十六个社员到会，陈立坤只获得了一半的票数，与另一个候选人难分伯仲。主持会议的大队书记正为难之际，只见陈秉正打着手电筒气喘吁吁地跑进会场，显然他是从野外赶来投票的。
　　站在陈立坤反对面的社员一下按捺不住了，他们齐齐反对陈秉正投票。
　　“我是生产队的一名社员，我为什么不能投票？”陈秉正一面理直气壮地反问着，一面拿起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上他要投的人。
　　反对者到底底气不足，只能失望地看着陈秉正把他手中的纸片交到书记手上。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陈秉正将他的一票投给了另一位候选人，这回就连刚刚反对他投票的那些社员，也都惊讶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新队长上任，还是安排陈秉正当鸭拐子。这在情理之中，社员们没有谁反对。
　　接下来的一年里，鸭拐子陈秉正把生产队的鸭子只放少了两只，两只都是因为热症瘫了脚，而且在征得队长的同意下，陈秉正把那两只鸭子送给了队里的两位五保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