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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救亡的危急关头，译介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成了国统区一个热点。由于苏联是当时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战斗堡垒，中国人民与苏联人民命运相关，休戚与共。苏联作家反映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卫国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诗歌、戏剧，还出版过较多的长篇小说和多幕剧作，通称苏联战时文学。当时，中国抗战文艺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苏联战时文学作品。国内翻译苏联战时文学的名家有曹靖华、戈宝权、王语今、葛一虹、萧三等人，他们的工作影响深远……
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
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悼伯承》中写道：“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
《前线》到底是一出什么话剧，竟然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前线》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高涅楚克1942年9月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是苏联战时文学的代表作。《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他依仗自己是老资格，喜欢溜须拍马之人，不虚心学习科学知识，不接受新鲜事物，不向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不善于从对敌作战中总结经验教训，以致在战争中犯错误，终于受到撤职处理，是“保守人物”；一个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军长欧格涅夫。
《前线》最早的中文译者是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1944年春，他把中译本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从1944年5月19日到5月26日连载。
《解放日报》发表《前线》剧本后，若有所思的毛泽东又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高涅楚克，又译为科尔内楚克——笔者注），发表在1944年6月1日的《解放日报》，全文约3600余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专门为一部话剧剧本发表社论，这是相当罕见的。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定稿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高度评价了这出话剧：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话剧《前线》的目的，就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却又不学习，摆老资格，甚至打击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前线》“以直接的尖锐的批评来指导实际，它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价值无可比拟”。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应该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前线》告诉我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很有益于工作，有益于团结的。”适值延安整风运动，《前线》被列为总结战斗经验的示范性教材之一，是根据地影响最大的翻译作品。
发表剧本和社论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把《前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道作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文件。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通知还说，《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率先建议把这部话剧排演出来。1944年9月29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集体观看枣园文工团演出的《前线》。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这部话剧要“到处演”。
1944年深秋，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彭真看了枣园文工团的演出后对人说：这部话剧对中央党校来说更加重要。这里集中了各个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干部，还集中了在延安学习的七大代表。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是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新生事物总是要代替旧的东西，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规律。由此，他提出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再排一出《前线》。根据彭真的要求，由萧三、沙可夫、李伯钊、沙蒙、王滨等组成导演团，演员有凌枫、王大化、舒强、田方、陈强等，许珂、钟敬之负责舞台设计。排演过程中，彭真和大家一起讨论剧情，还请来在党校学习的宋时轮给演员们讲解剧本中的军事问题，请来在苏联学过军事的朱瑞讲苏联的军队与炮兵。排演时遇到一个困难，满台都是苏联红军，但找不到那么多呢子军服。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听说后，从南泥湾送来他们自己生产的20套黄呢子军服，稍加装饰便成了苏联红军军装。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期间，还给全体代表专场演出《前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又一次看了这出话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教育警示作用
党中央在延安带了头，不少抗日根据地和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也排演了《前线》。在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王震、宋时轮、朱瑞、李井泉等等，都非常清楚和看重《前线》的教育警示作用，大力支持这部话剧的演出，或带头宣讲。1944年6月18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盐阜报》刊载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6月7日《通知》。11月13日，苏中公学前线剧团来到苏北，在盐阜区第八旅驻地向部队指战员和群众演出《前线》；12月31日，第八旅文艺宣传队在全旅总结战斗、生产成绩大会上，又演出《前线》，黄克诚、张爱萍等观看演出。在新四军战斗过的秦之风，在题为《新四军的整风运动》的回忆文章中说：“整风中，大家都以这两个典型人物为镜子，对照自己的不良作风，都以不要做‘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而互相勉励，掀起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热潮。上上下下，歪风邪气普遍没有了市场，正派作风发扬光大，各单位呈现一派新的气象，这是部队战斗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7年6月，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朱德视察了晋察冀解放区。他担心当地的老干部砸掉自己的“金字招牌”，特意提醒：“现在我们老干部中，有一些‘戈尔洛夫’，认为自己有20多年的革命历史，打开了很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社会是在不停地进步的。”
刘伯承喜欢《前线》，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最为有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经常借“戈尔洛夫”告诫领导干部不要固步自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借“客里空”教育各级参谋人员在处理军务时不要凭想当然办事，杜绝粗枝大叶的“差不多”现象。1951年1月下旬，他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
在其他元帅当中，徐向前和陈毅也经常谈论《前线》人物。1947年12月26日，徐向前在晋冀鲁豫军区训练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反对戈尔洛夫思想，摆老资格不学习就是戈尔洛夫，大干部摆老资格是大戈尔洛夫，小干部摆老资格是小戈尔洛夫。谁不愿当戈尔洛夫，谁就应该好好学习。”这段话振聋发聩，当时曾广为报道。
陈毅不仅在战争年代引用《前线》人物来告诫部下要“继续学习新技术，千万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人物”，一直到1961年7月，在写给孩子的诗中还叮嘱：“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好书是良好伴侣”
苏联战时文学，对中国广大群众的影响，简直是无比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山一带的游击区内，在极端艰险的敌人后方，曾经用油印翻版了肖洛霍夫、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当时敌后的革命战士，把这些油印的作品和枪及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三位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书和枪——唯有书和枪，在生死关头里，或则冲出死的重围，把它带走，或则和自己的生命同归于尽！
《日日夜夜》是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期间写的一部反映苏军英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中篇小说。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作品讲述了以苏军炮兵大尉沙布洛夫率领的一营指战员奉命渡过伏尔加河，进入被敌军围困的斯大林格勒，成功保卫了三座大楼的经过，表现了苏联军民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日日夜夜》是苏联战时文学中最早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优秀的文学作品，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徐向前在所属部队的训教会议上，曾号召全体指战员好好学习《日日夜夜》，他说《日日夜夜》上描述了苏联红军两个典型的军事干部：一个是营长沙布洛夫，那是智勇双全的典型军人；一个是团长巴甫琴科，那是狭隘经验论者有勇无谋的典型。沙布洛夫成了战胜敌人的英雄，而巴甫琴科却作了无谓的牺牲者，我们从这中间应得到很好的教训。
《恐惧与无畏》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克著的描述潘菲洛夫师团艰苦缔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主人公之一营长巴武尔章勇敢善战，以“同全营同志一起牺牲”为光荣，师长潘菲洛夫忽然笑了，说：“不对，你能够统率一营人，去打10次、20次、30次仗，并能保存这一营人，这样战士会感谢你的。士兵去打仗不是要死，而是要活着。”后来，巴武尔章也使他的部属相信：战争的真理，不是在“去死”这句话中，而是在于杀敌这句话中。这就是“巴武尔章精神”。《恐惧与无畏》这本书，在1945年6月就翻译成中文大量印发，并作为指挥员必读的文件在人民解放军中广泛流传，出版的数量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在每个战略区的部队总是数以万计。有的部队为了适合战士的文化水平，还编写了通俗本。《人民战士报》、《子弟兵报》、《战友报》、《前线报》和许许多多的战地报纸都专门发表文章介绍并号召全军指挥员认真攻读。许多部队并规定以此为课本，具体排定课程，进行讲授。由于这本书思想的深刻，描写的简明，词锋的刚健，使广大指挥员百读不厌，从高级将领直至下级指挥员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读它，有的甚至精读了四五遍。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曾亲自在部队的训教会议上将《恐惧与无畏》与《日日夜夜》规定为团以上干部必读文件。刘伯承、徐向前、杨得志、杨成武、陈正湘等高级将领时常亲自号召部队来研究《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并时常在讲话中，在军事训练中，在研究战役的会议上，列举《恐惧与无畏》和《日日夜夜》中的故事和观点为例证，来批判部队中不重视纪律，不重视训练“只凭勇气，不讲战术”的不良倾向，号召部队指挥员领会《恐惧与无畏》的主题思想，努力学习战术，精心作战，严格部队的管理和训练。
1947年11月，在石家庄的攻坚战中，聂荣臻所部的许多部队，在战役的准备中，专门研究了《日日夜夜》中描述沙布洛夫指挥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楼房战斗的一章；1948年秋，徐向前所部在进攻太原的战役中，同样的将这一章的摘要印成战场传单，发给担任巷战的部队，因为其中以具体的形象提供了市街战斗的战术要领，对指挥员们是极有价值的参考。当时，解放军的战地记者这样写道：“我们解放军在高度野战化的作战与行军中，部队达到了最高度的轻装，人们甚至把自己最可贵的纪念品都割爱了，但像《恐惧与无畏》和《日日夜夜》这样的好书，总是在简单的行军囊中占有着位置，跟着我们跋山涉水，成为战斗中的良好伴侣。”
“无形的军事力量”
对于苏联战时文学的指导作用，邓小平也极为重视。1943年10月，邓小平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1944年秋，为配合太行区整风，他调一二九师先锋剧团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给全体干部演出话剧《前线》。看了演出，大家认识到，革命干部在胜利面前不能当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戈尔洛夫”，任何情况下都要谦虚谨慎，保持清醒的头脑。
1946年夏天，刘邓大军一连打了陇海、定陶两个胜利的战役，他们根据作战经验与当时部队新成分增多的实际，深感不提高技术战术，就不能战胜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从而提出了勇敢与技术结合的问题。为此，他们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友报》及时宣传“打仗不是要死而是要活”的思想——“巴武尔章精神”，当时，《战友报》起草发表了社论《胜利要靠战前准备》，切合实际地提出：战争的真理，不是在“去死”这句话中，而是在于杀敌这句话中。通过宣传，部队中讲究技术的空气浓厚起来了，提出了“战斗前多流汗，战斗中少流血”等口号，掀起了一个苦练技术战术的热潮。
基于无数事实，军队新闻工作者姚远方曾在1950年初的《文艺报》上写下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伟大的苏维埃人民作家和诗人们，通过文学、戏剧和电影所精心创造的苏联红军的伟大艺术形象，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具有极为广泛与深刻的影响。伟大的苏维埃作家不仅创造了伟大的苏联英雄形象，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并且通过了艺术形象在军事思想上，建军治军的观点方法上，战术创造和政治教育上给了我们以重大而实际的启示。从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和实际效果来看，毫不夸张地说，它已成为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战胜蒋介石匪帮的战争中的无形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
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悼伯承》中写道：“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
《前线》到底是一出什么话剧，竟然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前线》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高涅楚克1942年9月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是苏联战时文学的代表作。《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他依仗自己是老资格，喜欢溜须拍马之人，不虚心学习科学知识，不接受新鲜事物，不向青年知识分子学习，不善于从对敌作战中总结经验教训，以致在战争中犯错误，终于受到撤职处理，是“保守人物”；一个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军长欧格涅夫。
《前线》最早的中文译者是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1944年春，他把中译本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从1944年5月19日到5月26日连载。
《解放日报》发表《前线》剧本后，若有所思的毛泽东又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高涅楚克，又译为科尔内楚克——笔者注），发表在1944年6月1日的《解放日报》，全文约3600余字。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专门为一部话剧剧本发表社论，这是相当罕见的。初稿不知何人所写，定稿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高度评价了这出话剧：苏联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中发表话剧《前线》的目的，就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却又不学习，摆老资格，甚至打击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前线》“以直接的尖锐的批评来指导实际，它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价值无可比拟”。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应该从《前线》里学到些什么呢？社论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前线》告诉我们，应该“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提高在已经到来和将要到来的新情况下“胜任愉快地运用新条件来工作的能力”，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社论还说：“有价值的批评，像《前线》这样的批评，乃是很有益于工作，有益于团结的。”适值延安整风运动，《前线》被列为总结战斗经验的示范性教材之一，是根据地影响最大的翻译作品。
发表剧本和社论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把《前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道作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文件。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通知还说，《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反对骄傲的”。李自成之失败在于进北京后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戈尔洛夫则“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因此，“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
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率先建议把这部话剧排演出来。1944年9月29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集体观看枣园文工团演出的《前线》。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这部话剧要“到处演”。
1944年深秋，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彭真看了枣园文工团的演出后对人说：这部话剧对中央党校来说更加重要。这里集中了各个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干部，还集中了在延安学习的七大代表。毛泽东推荐话剧《前线》，是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新生事物总是要代替旧的东西，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我们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规律。由此，他提出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再排一出《前线》。根据彭真的要求，由萧三、沙可夫、李伯钊、沙蒙、王滨等组成导演团，演员有凌枫、王大化、舒强、田方、陈强等，许珂、钟敬之负责舞台设计。排演过程中，彭真和大家一起讨论剧情，还请来在党校学习的宋时轮给演员们讲解剧本中的军事问题，请来在苏联学过军事的朱瑞讲苏联的军队与炮兵。排演时遇到一个困难，满台都是苏联红军，但找不到那么多呢子军服。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听说后，从南泥湾送来他们自己生产的20套黄呢子军服，稍加装饰便成了苏联红军军装。1945年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期间，还给全体代表专场演出《前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又一次看了这出话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教育警示作用
党中央在延安带了头，不少抗日根据地和抗战胜利后的解放区也排演了《前线》。在部队和地方工作的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陈毅、王震、宋时轮、朱瑞、李井泉等等，都非常清楚和看重《前线》的教育警示作用，大力支持这部话剧的演出，或带头宣讲。1944年6月18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盐阜报》刊载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6月7日《通知》。11月13日，苏中公学前线剧团来到苏北，在盐阜区第八旅驻地向部队指战员和群众演出《前线》；12月31日，第八旅文艺宣传队在全旅总结战斗、生产成绩大会上，又演出《前线》，黄克诚、张爱萍等观看演出。在新四军战斗过的秦之风，在题为《新四军的整风运动》的回忆文章中说：“整风中，大家都以这两个典型人物为镜子，对照自己的不良作风，都以不要做‘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而互相勉励，掀起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热潮。上上下下，歪风邪气普遍没有了市场，正派作风发扬光大，各单位呈现一派新的气象，这是部队战斗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7年6月，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朱德视察了晋察冀解放区。他担心当地的老干部砸掉自己的“金字招牌”，特意提醒：“现在我们老干部中，有一些‘戈尔洛夫’，认为自己有20多年的革命历史，打开了很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社会是在不停地进步的。”
刘伯承喜欢《前线》，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最为有名。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经常借“戈尔洛夫”告诫领导干部不要固步自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借“客里空”教育各级参谋人员在处理军务时不要凭想当然办事，杜绝粗枝大叶的“差不多”现象。1951年1月下旬，他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
在其他元帅当中，徐向前和陈毅也经常谈论《前线》人物。1947年12月26日，徐向前在晋冀鲁豫军区训练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反对戈尔洛夫思想，摆老资格不学习就是戈尔洛夫，大干部摆老资格是大戈尔洛夫，小干部摆老资格是小戈尔洛夫。谁不愿当戈尔洛夫，谁就应该好好学习。”这段话振聋发聩，当时曾广为报道。
陈毅不仅在战争年代引用《前线》人物来告诫部下要“继续学习新技术，千万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人物”，一直到1961年7月，在写给孩子的诗中还叮嘱：“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好书是良好伴侣”
苏联战时文学，对中国广大群众的影响，简直是无比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山一带的游击区内，在极端艰险的敌人后方，曾经用油印翻版了肖洛霍夫、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当时敌后的革命战士，把这些油印的作品和枪及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三位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书和枪——唯有书和枪，在生死关头里，或则冲出死的重围，把它带走，或则和自己的生命同归于尽！
《日日夜夜》是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期间写的一部反映苏军英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中篇小说。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作品讲述了以苏军炮兵大尉沙布洛夫率领的一营指战员奉命渡过伏尔加河，进入被敌军围困的斯大林格勒，成功保卫了三座大楼的经过，表现了苏联军民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日日夜夜》是苏联战时文学中最早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优秀的文学作品，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徐向前在所属部队的训教会议上，曾号召全体指战员好好学习《日日夜夜》，他说《日日夜夜》上描述了苏联红军两个典型的军事干部：一个是营长沙布洛夫，那是智勇双全的典型军人；一个是团长巴甫琴科，那是狭隘经验论者有勇无谋的典型。沙布洛夫成了战胜敌人的英雄，而巴甫琴科却作了无谓的牺牲者，我们从这中间应得到很好的教训。
《恐惧与无畏》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克著的描述潘菲洛夫师团艰苦缔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主人公之一营长巴武尔章勇敢善战，以“同全营同志一起牺牲”为光荣，师长潘菲洛夫忽然笑了，说：“不对，你能够统率一营人，去打10次、20次、30次仗，并能保存这一营人，这样战士会感谢你的。士兵去打仗不是要死，而是要活着。”后来，巴武尔章也使他的部属相信：战争的真理，不是在“去死”这句话中，而是在于杀敌这句话中。这就是“巴武尔章精神”。《恐惧与无畏》这本书，在1945年6月就翻译成中文大量印发，并作为指挥员必读的文件在人民解放军中广泛流传，出版的数量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在每个战略区的部队总是数以万计。有的部队为了适合战士的文化水平，还编写了通俗本。《人民战士报》、《子弟兵报》、《战友报》、《前线报》和许许多多的战地报纸都专门发表文章介绍并号召全军指挥员认真攻读。许多部队并规定以此为课本，具体排定课程，进行讲授。由于这本书思想的深刻，描写的简明，词锋的刚健，使广大指挥员百读不厌，从高级将领直至下级指挥员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读它，有的甚至精读了四五遍。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曾亲自在部队的训教会议上将《恐惧与无畏》与《日日夜夜》规定为团以上干部必读文件。刘伯承、徐向前、杨得志、杨成武、陈正湘等高级将领时常亲自号召部队来研究《恐惧与无畏》、《日日夜夜》，并时常在讲话中，在军事训练中，在研究战役的会议上，列举《恐惧与无畏》和《日日夜夜》中的故事和观点为例证，来批判部队中不重视纪律，不重视训练“只凭勇气，不讲战术”的不良倾向，号召部队指挥员领会《恐惧与无畏》的主题思想，努力学习战术，精心作战，严格部队的管理和训练。
1947年11月，在石家庄的攻坚战中，聂荣臻所部的许多部队，在战役的准备中，专门研究了《日日夜夜》中描述沙布洛夫指挥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楼房战斗的一章；1948年秋，徐向前所部在进攻太原的战役中，同样的将这一章的摘要印成战场传单，发给担任巷战的部队，因为其中以具体的形象提供了市街战斗的战术要领，对指挥员们是极有价值的参考。当时，解放军的战地记者这样写道：“我们解放军在高度野战化的作战与行军中，部队达到了最高度的轻装，人们甚至把自己最可贵的纪念品都割爱了，但像《恐惧与无畏》和《日日夜夜》这样的好书，总是在简单的行军囊中占有着位置，跟着我们跋山涉水，成为战斗中的良好伴侣。”
“无形的军事力量”
对于苏联战时文学的指导作用，邓小平也极为重视。1943年10月，邓小平接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工作。1944年秋，为配合太行区整风，他调一二九师先锋剧团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给全体干部演出话剧《前线》。看了演出，大家认识到，革命干部在胜利面前不能当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戈尔洛夫”，任何情况下都要谦虚谨慎，保持清醒的头脑。
1946年夏天，刘邓大军一连打了陇海、定陶两个胜利的战役，他们根据作战经验与当时部队新成分增多的实际，深感不提高技术战术，就不能战胜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从而提出了勇敢与技术结合的问题。为此，他们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友报》及时宣传“打仗不是要死而是要活”的思想——“巴武尔章精神”，当时，《战友报》起草发表了社论《胜利要靠战前准备》，切合实际地提出：战争的真理，不是在“去死”这句话中，而是在于杀敌这句话中。通过宣传，部队中讲究技术的空气浓厚起来了，提出了“战斗前多流汗，战斗中少流血”等口号，掀起了一个苦练技术战术的热潮。
基于无数事实，军队新闻工作者姚远方曾在1950年初的《文艺报》上写下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伟大的苏维埃人民作家和诗人们，通过文学、戏剧和电影所精心创造的苏联红军的伟大艺术形象，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具有极为广泛与深刻的影响。伟大的苏维埃作家不仅创造了伟大的苏联英雄形象，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并且通过了艺术形象在军事思想上，建军治军的观点方法上，战术创造和政治教育上给了我们以重大而实际的启示。从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和实际效果来看，毫不夸张地说，它已成为我们人民解放军在战胜蒋介石匪帮的战争中的无形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