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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应对方式在隐性认知风格与焦虑、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采用隐性不适应风格问卷(LMS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贝克焦虑量表(BAI)和贝克抑郁问卷(BDI)对28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①焦虑阳性组和阴性组在隐性认知风格总分[(62.67±16.42)分vs (52.56±11.23)分]和隐性认知风格的躯体性威胁[(32.58±8.90)分vs (26.14±6.40)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7，P<0.05；t＝3.34，P<0.05)；在隐性认知风格的社交性威胁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86，P>0.05)。不同抑郁程度在隐性认知风格总分、隐性认知风格的躯体性威胁和社交性威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1.635，P<0.05；F＝10.357，P<0.05；F＝4.774，P<0.05)。②隐性认知风格与焦虑、抑郁均呈正相关(r＝0.257，P<0.01；r＝0.343，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均呈正相关(r＝0.286，P<0.01；r＝0.299，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焦虑、抑郁均呈负相关(r＝－0.176，P<0.01；r＝－0.248，P<0.01)；③积极/消极应对方式在隐性认知风格和焦虑、抑郁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9.5%～21.8%，中介效应解释了因变量的方差变异为9.5%～23.0%。
结论应对方式在隐性认知风格和焦虑/抑郁之间均有显著中介效应，提示在研究及干预大学生焦虑、抑郁情绪障碍时应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