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正式上线。截至12月20日，贵州政府主导的“7朵云”已经有41个应用系统迁上“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据悉，2015年“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将加大上云力度。一方面，将实施资源扩容，整合构建服务于大数据产业的人口、法人、空间地理信息、宏观经济、征信等5大共享基础数据库，推动关键支撑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初步建成;另一方面，将扩大“7 N”云工程建设覆盖面，新增至少10朵云，新增200个以上信息化应用系统迁移至“云上贵州”系统平台。
　　根据决策者的设计，依托这个平台，贵州将引进培育10家以上关键支撑技术企业，集聚200家左右数据增值服务企业，以及20家以上端产品制造企业，形成大数据产业链，产业规模达到1100亿元。
　　12月2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江平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介绍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决策过程及具体规划。

“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人才和数据开放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请介绍一下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的相关情况与进展。
　　王江平：发展大数据产业，关键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主导下，经过将近半年的筹备，“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已于11月初成立，公司下设7个子公司，通过实施智慧交通云、电子政务云、工业云、环保云、智慧旅游云、電子商务云、食品安全云的“7朵云工程”，带动数据互通、共享。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规模总量迅速扩大，2014年1-11月，全省以大数据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规模总量1310亿元，同比增长67.8%，而以大数据增值服务、配套端产品制造为主体的大数据产业实现收入150亿元;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全省以大数据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企业较2013年底增加了400余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证股价最高的企业已经从茅台变为大数据健康医疗企业“朗玛”，二者都是贵州的企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健康、大旅游等产业与大数据融合发展，催生了电子商务、网络新媒体、智能安防、导航服务等一批新型业态。
　　未来三年，我们计划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实现三步跨越式发展：第一步，2015年把贵州打造成国家级的大数据内容中心;第二步，2016年上半年把贵州打造成国家级的大数据服务中心;第三步，2017年把贵州打造成国家级的大数据金融中心。通过“内容中心-服务中心-金融中心”的产业路径，实现数据到金融的价值转化，以数据流吸引资金流、人才流等各种要素的持续聚集。
　　中国新闻周刊：贵州作为一个经济后发省份，为什么选择大数据这样前沿的产业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向？
　　王江平：首先贵州具备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三重优势：
　　第一，贵州拥有发展大数据产业的能矿、气候和无地震等自然优势。气候凉爽，常年温度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能矿资源充沛，水火互济等，让贵州发展大数据产业具有多重天然优势。尤其贵州不在地震带上这一优势，使贵州建立大规模数据中心成为可能。同时，贵州地靠西南，依托东盟、香港及南方巨大的发展市场，有建立数据中心、灾备中心等的巨大市场需求。
　　第二，贵州具有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后发优势。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数据整合至关重要，但要把碎片化、孤岛性数据集合起来，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由于利益格局很难打破，发展阻力反而更大。贵州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对信息的使用才刚起步，基础比较薄弱，所以信息孤岛相对较少，利益格局也相对容易打破，由此数据整合、共享与开放的成本很低，障碍也相对较少，效率比较高。
　　第三，贵州已经形成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政策优势。由于要跨越式发展，贵州在这个问题上琢磨得比较多，迅速形成了共识和政策上的安排，从而形成了政策优势。
　　优势的叠加，使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这个选择是必然的。
　　贵州选择发展大数据产业还肩负着保护环境的使命。贵州过去是以能矿为主，经济结构偏重的省份，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提出了新要求，要求贵州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群众也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所以贵州经济发展必须选择对自然环境破坏小，后发有优势，与其他省份发展差距不太，且符合时代潮流的产业。
　　中国新闻周刊：请介绍一下选择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决策过程？
　　王江平：事实上，贵州一直在探索在资源环境约束、产能过剩背景下，如何发展产业的问题，但真正决定发展大数据产业经历了几个月的历程。
　　2013年9月，我们召开了信息产业发展大会，虽然当时我们对大数据还没有深刻的认知，讨论的也还是传统的信息产业发展思路和类似信息消费、服务呼叫中心和电子产品制造之类的传统信息产品。但也是那次会议，让我们开始系统地思考信息化时代的贵州发展路径。
　　12月，在贵州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开始有了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想法，提出能不能在2014年两会的时候向全国发出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呼声，让全社会知道贵州有意愿发展大数据这一新兴产业。
　　接下来的三四个月里，我们开始尝试策划一些相关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发展大数据产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坚定了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决心和信心。
　　2014年全国两会后，我们一致认为要成立高层次的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并将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核心放在贵安新区和贵阳市。6月，我们成立了以省长陈敏尔为组长的大数据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并决定定期召开各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引进最高端的智囊团队策划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把这一产业定位在全省的战略高度来做。 　　省级战略基调定下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联席会议制度陆续开展，包括招兵买马、和互联网行业大佬们深入洽谈、召开一系列相关会议与论坛等，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中国新闻周刊：决策过程中的争议焦点在哪里？
　　王江平：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贵州发展信息化产业发展的短板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
　　首先是人才问题。贵州最大的短板是人才，人才分为大数据专家、企业家和分析人才三方面。对此，我们通过成立“大数据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产业发展专家为贵州提供智力支持;通过招商引资、构建产业链解决吸引企业家到黔投资的问题;通过办学、举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解决吸引分析人才到贵州发展的问题。
　　其次是数据开放问题。数据开放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如果没有数据开放，所谓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就是空话。对此，我们一方面尝试在举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的过程中，对参赛选手公布部分数据，为数据开放提供先行示范。同时，我们也正在推进“7朵云”示范工程，希望通过政府的先期引导和行政力量，在尊重各部门利益的基础上，首先实现政府数据的互联互通。
　　当然，我们选择这7朵云作为数据开放的引导和示范，是在比较了数据条件、领導意识和难易程度的情况下，遵从先易后难的原则下进行的。

“我们在考虑制定数据开放的相关政策，甚至是启动立法。”

　　中国新闻周刊：你也提到数据开放“敏感性”的问题，未来数据开放将会到什么程度？
　　王江平：我们有数据安全性的管理要求，将数据具体分为三类：保密数据、敏感数据、非敏感数据。我们先开放的是非敏感数据。
　　我们在做“智慧交通算法大挑战”分支赛时，发布的是贵阳市红绿灯拥堵数据。其中数据就分为保密数据、非秘敏感数据和开放数据。比如，哪个红绿灯、路口开放时间段就是开放数据，但哪辆车、车牌号通过了红绿灯就是敏感数据，涉及个人隐私，我们会把车牌号去掉，只会告诉参赛者某个路口过了多少辆车，但不会告诉参赛者是哪辆车，数据脱敏后才会开放，分步来做。
　　具体到哪个行业的数据分类，由具体部门来抓，依照“谁拥有谁定级、谁使用谁管理”的原则实现数据开放。当前“7朵云”的数据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
　　即便如此，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单位也存在很多疑虑。第二、第三类数据都不是保密数据，却仍然可能引起社会特殊反响，例如医院艾滋病数据、教育数据等。因此，我们也在考虑制定数据开放的相关政策，甚至是启动立法。
　　目前，在数据开放领域，我们做了几件事：第一，数据开放要从试点开始做，首先支持贵阳市开始做，再逐步做到省级开放。总体推进思路是：由易到难，从试点到全局，从上往下，从民生到其他领域。第二，贵州做数据开放的顶层设计，贵阳出台专门的数据开放办法。2015年还要在贵阳启动地方立法，以法律来明确数据开放的内容及途径，通过立法来保障政府数据开放。第三贵州省将建全省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来保障数据开放。
　　中国新闻周刊：在数据开放过程中，贵州省委省政府面临或者经受了哪些压力？
　　王江平：其实现在都还有压力，只不过小一点了。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数据安全方面的压力，一个是数据开放观念适应上的压力。这两个问题给数据的整合开放设置了很多障碍。政府也只能通过分析数据敏感性、领导思想的解放程度和贵州特色来逐步开放。
　　我们真正要形成大数据产业，应该是全社会数据开放，如果还有一些数据仍然不能开放，爆发式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用行政手段发展大数据产业？
　　王江平：大数据产业培育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行政手段的好处在于，第一基础设施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第二由于大部分数据还是掌握在政府那里，要将这些数据整合、运用、开放，如果政府不作为，是不可能的，政府在其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而应用则在于市场。前面两个层级由政府主导，后面两个层级由市场主导，这个机制贵州已经找到了。
　　中国新闻周刊：数据开放提高还是削弱了政府的管理能力？
　　王江平：数据的开放必定会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管理者的思维、决策要数据化、精准化，这就需要政府首先具备大数据思维。比如说，过去经济普查、人口普查需要很长时间，但在大数据时代很快就可以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