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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文书P.3495、S.2009、S.1725V2中所记之马头盘，经考证，为一种置放匙箸等取食工具、形如马面的盘形器。而关于其出现时代，笔者曾据敦煌文献及《唐书》推测，为魏晋时期，但1999年、2000年先后在高台县骆驼城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两件陶灶模型，与日本古籍《厨事类记》所画马头盘图像几无二致，因而，将马头盘的出现时代比之唐代史料，提前了至少500年。
[关键词]敦煌文献；马头盘；陶灶模型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44—03
笔者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一文中，参稽平安后期镰仓时代记载日本宫廷饮食状况的著作《厨事类记》所画图像及日本京都市风俗博物馆所藏实物，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P.3495《长兴元年辛卯岁正月法瑞状》、S.2009《沙州官衙什物点检历》、S.1725V2《释奠文》三件文书中所记至少出现六次的16面名为“马头盘”的盛容器，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文献所记之马头盘，其实是一种置放匙箸等取食工具、形肖马面的盘形器。①
该种盘盛器并非装盛食物用，而是在隆重的饮食场合装盛匙箸，因此，敦煌文献中的马头盘出现在了祭祀仪式中。如S.1725V2《释奠文》：
（前略）
今月日释奠 要香炉二并香 神席二毡十六领
马头盘四 迭子十 垒子十 小床子二 椀二 杓子二
弊布四尺 馃食两盘子 酒 宍 梨五十课 黍米一升
锹一张 行礼人三 修坛夫一 手巾一 香枣一升
祭社 要香炉四并香 神席四 毡廿领 马头
盘八 迭子廿 垒子廿 小床子三 椀三 杓子三
手巾一 弊布八尺 馃食四盘子 酒 宍 梨一百课
行礼人三 锹两张 黍米二升 香枣二升 修坛夫二 瓜廿
祭风伯一坐 祭雨师两坐
右前件等物用祭诸神并须新好请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月日张智□惟（？）②
而日本的马头盘除了在皇家饮食场合用于装盛匙箸（皇家宴饮称之为“大享”，在整个宴会上，只有天皇本人的台盘上才有马头盘）外，还用在神社的祭祀场合，如京都著名的上贺茂神社祭祀仪式上仍保留以马头盘放置匙箸的传统。
但关于马头盘产生的时代，笔者曾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一文中根据除敦煌文献外，在唐代只有《唐书》中一则资料，即玄宗赏赐南诏国王的物品礼单中出现马头盘，谨慎地猜测，形肖马面或与游牧饮食有一定的关系，时代可能在魏晋时期。
这个猜测因两件出土文物图像而得到证实。
1999年3月，位于河西走廊的高台县骆驼城出土了一具东汉晚期陶灶模型，长20厘米，宽18厘米，高仅6厘米（灶台部分），珍贵的是灶台上模压有许多炊、餐饮具，计有耳杯、刀、叉子、钩子、筷子、鸭头勺、盘、案、剪子等。其中的鸭头勺，笔者在专门研究时曾引用。③而内中的那件盘，中间微凸，两头如雀尾状（如图1）。
此类形状的盘盛器大有来历。
2000年，高台县骆驼城南发掘了一座东汉晚期墓葬（编号LG2000—20），除了出土陶案等文物外，也出土了一件陶灶。该陶灶灶面有二眼，模印有切案，箅子，没有串肉的两股叉、三股叉各一，锅刷一个，切刀一把，铗（？）一个，出土时灶上还放置有一把陶勺。虽制作粗糙，但各图像尚显清晰。幸运的是在该陶灶上面，还有一个清晰的模印盘图像，该盘形狀与图1的盘相似，珍贵的是，盘上面还模印有一根两股的烤肉叉，肉叉上有肉串（如图2）。
这个形状与日本古籍《厨事类记》所画马头盘图像几无二致（如图3、图4）。
显然，设计成这样并非没有意义，其特点是形肖马面，中间微凸，适合放置细长形物件，放置像两股、三股烤肉叉更合适。应该说，这是史料出现最早的马头盘形象图。若此判断准确，则马头盘出现的时代比之于唐代史料，提前了至少500年左右。
张光直先生曾将东汉魏晋时期当作中国饮食文化三个最主要的时期之一。⑧除了面食的大量出现外，东汉、魏晋时期，胡食、胡食器的大量传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也就是晋干宝《搜神记》所言泰始之后胡风饮食对中原的影响：
胡床、貊盘，翟之器也；羌煑、貊炙，翟之食也。自泰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⑨
胡族的内徙及成为统治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饮食风尚，大大影响了中原的饮食形态。
而出现于高台的这两件陶灶及马头盘图样，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一文中，笔者曾判断马头盘是胡食方式与中原饮食融合的产物：“由于马头盘是用来装盛箸匕的专用盛器，而北方游牧民族取食用具以食刀为主，因此，马头盘或不可能产生在北方游牧民族，而应该是使用箸匕的中原的产物。但不可否认，它的产生，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存在。而早期北方游牧民族的貊盘样式，应对其设计产生了影响。”而东汉魏晋画像石、画像砖出现大量丳炙烤肉图像，⑩说明这一时期丳炙烹饪方式曾在各地非常流行，这就使马头盘的产生成为可能。
从其图像看，马头盘产生的初期，可能是贵族用来装盛烤肉串之用，反映了丳炙方式程式化或贵族化的倾向，在隆重的场合，需要专用的盛具来盛放烤好的肉串，以备食客取用。虽然，迄今在众多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砖画中尚未见盛放肉串的盘的图像，表达进食过程的图像都是仆人手举烤好的肉叉在行进中或递于主人（如图5、6）。
但此陶灶及图像的出现，证明在规格较高、有丳炙烹饪方式的宴饮场合，要使用马头盘以盛放肉串。
从图像看，早期的马头盘尚无足，或有矮足，虽然无法知其大小，但以汉魏时期烤肉叉大小度之，应不小（河西墓葬出土的铜叉多为冥器，器型较小，大多在20～30厘米，以之烤肉，太短容易烫手，所以，一些考古报告称其为“餐叉”，13其实应该是冥器。而南越王墓葬出土之铁制烤肉叉，长度达到了60厘米，14以之烤肉正合适），器型应不似后世日本所用那样精致，其功能也可能不专为放置烤肉叉或匙箸。但后来马头盘的功能渐趋一致，成为隆重场合上专门盛放匙箸的用具了。
虽然我们在中原的汉画像石及出土陶灶上偶尔能看到盘中置放肉串或整只鸡鸭丳炙的图像，但其盘看不出形肖马面的特点。河西走廊陶灶上出现马头盘的早期图像以及敦煌文献中记载许多马头盘的事实说明，此类盘的出现，与丳炙烹饪方式密切相关，而且可能最早就出现在河西走廊一带。
[注 释]
①高启安：《“马头盘”的形狀、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载颜廷亮主编《转型期的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532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文献》第3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③高启安：《丝绸之路上的“鸭头勺”》，载《西域文史》第4辑，2011年3月，第43～64页。
④现藏甘肃省高台县博物馆。
⑤此件陶灶现存于骆驼城墓葬展室，编号GL2000—20，由笔者拍摄。感谢寇克红馆长提供线索并允许使用这两件陶灶图片。
⑥⑦塙保己一编纂、川俣馨一增订再编：《新校群书类丛》第十五集，卷364《厨事类记》，內外书籍印行，1927～1937年。第820页、第832页。
⑧张光直先生认为：“第三次的重要突破是‘面食’的输入，面食的起源在中亚，传说中马可波罗将中国的面条带回意大利，这个讲法是错误的。中国的面食是由中亚传来的……我相信面食是东汉时期以后由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张光直《中国饮食史上的几次突破》，《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第71页）。
⑨晋·干宝：《搜神记》卷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页。
⑩以竹、木或金属签穿肉而烧烤的烹饪方式，《齐民要术》称之谓“丳穿”（卷9），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中村乔等称之谓“串烧”。今据《齐民要术》等著作，以“丳炙”名之。
1112张宝玺摄影、胡之编选：《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第15页。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图八四B型餐叉M304：41，A型餐叉M331：20。
1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辑：《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关键词]敦煌文献；马头盘；陶灶模型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44—03
笔者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一文中，参稽平安后期镰仓时代记载日本宫廷饮食状况的著作《厨事类记》所画图像及日本京都市风俗博物馆所藏实物，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P.3495《长兴元年辛卯岁正月法瑞状》、S.2009《沙州官衙什物点检历》、S.1725V2《释奠文》三件文书中所记至少出现六次的16面名为“马头盘”的盛容器，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文献所记之马头盘，其实是一种置放匙箸等取食工具、形肖马面的盘形器。①
该种盘盛器并非装盛食物用，而是在隆重的饮食场合装盛匙箸，因此，敦煌文献中的马头盘出现在了祭祀仪式中。如S.1725V2《释奠文》：
（前略）
今月日释奠 要香炉二并香 神席二毡十六领
马头盘四 迭子十 垒子十 小床子二 椀二 杓子二
弊布四尺 馃食两盘子 酒 宍 梨五十课 黍米一升
锹一张 行礼人三 修坛夫一 手巾一 香枣一升
祭社 要香炉四并香 神席四 毡廿领 马头
盘八 迭子廿 垒子廿 小床子三 椀三 杓子三
手巾一 弊布八尺 馃食四盘子 酒 宍 梨一百课
行礼人三 锹两张 黍米二升 香枣二升 修坛夫二 瓜廿
祭风伯一坐 祭雨师两坐
右前件等物用祭诸神并须新好请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月日张智□惟（？）②
而日本的马头盘除了在皇家饮食场合用于装盛匙箸（皇家宴饮称之为“大享”，在整个宴会上，只有天皇本人的台盘上才有马头盘）外，还用在神社的祭祀场合，如京都著名的上贺茂神社祭祀仪式上仍保留以马头盘放置匙箸的传统。
但关于马头盘产生的时代，笔者曾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一文中根据除敦煌文献外，在唐代只有《唐书》中一则资料，即玄宗赏赐南诏国王的物品礼单中出现马头盘，谨慎地猜测，形肖马面或与游牧饮食有一定的关系，时代可能在魏晋时期。
这个猜测因两件出土文物图像而得到证实。
1999年3月，位于河西走廊的高台县骆驼城出土了一具东汉晚期陶灶模型，长20厘米，宽18厘米，高仅6厘米（灶台部分），珍贵的是灶台上模压有许多炊、餐饮具，计有耳杯、刀、叉子、钩子、筷子、鸭头勺、盘、案、剪子等。其中的鸭头勺，笔者在专门研究时曾引用。③而内中的那件盘，中间微凸，两头如雀尾状（如图1）。
此类形状的盘盛器大有来历。
2000年，高台县骆驼城南发掘了一座东汉晚期墓葬（编号LG2000—20），除了出土陶案等文物外，也出土了一件陶灶。该陶灶灶面有二眼，模印有切案，箅子，没有串肉的两股叉、三股叉各一，锅刷一个，切刀一把，铗（？）一个，出土时灶上还放置有一把陶勺。虽制作粗糙，但各图像尚显清晰。幸运的是在该陶灶上面，还有一个清晰的模印盘图像，该盘形狀与图1的盘相似，珍贵的是，盘上面还模印有一根两股的烤肉叉，肉叉上有肉串（如图2）。
这个形状与日本古籍《厨事类记》所画马头盘图像几无二致（如图3、图4）。
显然，设计成这样并非没有意义，其特点是形肖马面，中间微凸，适合放置细长形物件，放置像两股、三股烤肉叉更合适。应该说，这是史料出现最早的马头盘形象图。若此判断准确，则马头盘出现的时代比之于唐代史料，提前了至少500年左右。
张光直先生曾将东汉魏晋时期当作中国饮食文化三个最主要的时期之一。⑧除了面食的大量出现外，东汉、魏晋时期，胡食、胡食器的大量传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也就是晋干宝《搜神记》所言泰始之后胡风饮食对中原的影响：
胡床、貊盘，翟之器也；羌煑、貊炙，翟之食也。自泰始以来，中国尚之，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宾，皆以为先。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⑨
胡族的内徙及成为统治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饮食风尚，大大影响了中原的饮食形态。
而出现于高台的这两件陶灶及马头盘图样，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一文中，笔者曾判断马头盘是胡食方式与中原饮食融合的产物：“由于马头盘是用来装盛箸匕的专用盛器，而北方游牧民族取食用具以食刀为主，因此，马头盘或不可能产生在北方游牧民族，而应该是使用箸匕的中原的产物。但不可否认，它的产生，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存在。而早期北方游牧民族的貊盘样式，应对其设计产生了影响。”而东汉魏晋画像石、画像砖出现大量丳炙烤肉图像，⑩说明这一时期丳炙烹饪方式曾在各地非常流行，这就使马头盘的产生成为可能。
从其图像看，马头盘产生的初期，可能是贵族用来装盛烤肉串之用，反映了丳炙方式程式化或贵族化的倾向，在隆重的场合，需要专用的盛具来盛放烤好的肉串，以备食客取用。虽然，迄今在众多河西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砖画中尚未见盛放肉串的盘的图像，表达进食过程的图像都是仆人手举烤好的肉叉在行进中或递于主人（如图5、6）。
但此陶灶及图像的出现，证明在规格较高、有丳炙烹饪方式的宴饮场合，要使用马头盘以盛放肉串。
从图像看，早期的马头盘尚无足，或有矮足，虽然无法知其大小，但以汉魏时期烤肉叉大小度之，应不小（河西墓葬出土的铜叉多为冥器，器型较小，大多在20～30厘米，以之烤肉，太短容易烫手，所以，一些考古报告称其为“餐叉”，13其实应该是冥器。而南越王墓葬出土之铁制烤肉叉，长度达到了60厘米，14以之烤肉正合适），器型应不似后世日本所用那样精致，其功能也可能不专为放置烤肉叉或匙箸。但后来马头盘的功能渐趋一致，成为隆重场合上专门盛放匙箸的用具了。
虽然我们在中原的汉画像石及出土陶灶上偶尔能看到盘中置放肉串或整只鸡鸭丳炙的图像，但其盘看不出形肖马面的特点。河西走廊陶灶上出现马头盘的早期图像以及敦煌文献中记载许多马头盘的事实说明，此类盘的出现，与丳炙烹饪方式密切相关，而且可能最早就出现在河西走廊一带。
[注 释]
①高启安：《“马头盘”的形狀、功用及其东传日本——从敦煌到日本》，载颜廷亮主编《转型期的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7～532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文献》第3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③高启安：《丝绸之路上的“鸭头勺”》，载《西域文史》第4辑，2011年3月，第43～64页。
④现藏甘肃省高台县博物馆。
⑤此件陶灶现存于骆驼城墓葬展室，编号GL2000—20，由笔者拍摄。感谢寇克红馆长提供线索并允许使用这两件陶灶图片。
⑥⑦塙保己一编纂、川俣馨一增订再编：《新校群书类丛》第十五集，卷364《厨事类记》，內外书籍印行，1927～1937年。第820页、第832页。
⑧张光直先生认为：“第三次的重要突破是‘面食’的输入，面食的起源在中亚，传说中马可波罗将中国的面条带回意大利，这个讲法是错误的。中国的面食是由中亚传来的……我相信面食是东汉时期以后由中亚经西域传入中国的。”（张光直《中国饮食史上的几次突破》，《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第71页）。
⑨晋·干宝：《搜神记》卷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页。
⑩以竹、木或金属签穿肉而烧烤的烹饪方式，《齐民要术》称之谓“丳穿”（卷9），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中村乔等称之谓“串烧”。今据《齐民要术》等著作，以“丳炙”名之。
1112张宝玺摄影、胡之编选：《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第15页。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图八四B型餐叉M304：41，A型餐叉M331：20。
1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辑：《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