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传记类电影《少年邓恩铭》看电影声画蒙太奇的叙事呈现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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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传记类电影是以真实人物或相关背景为主要的素材来源,借助具有个性化、定制化与生动性的叙事手段进行叙事。该类电影的特色之处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让观者全面了解所要表达的内容,因此此类电影对于声画叙事具有极高的技术要求与组织要求。声画蒙太奇是由电影学家爱森斯坦于20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电影叙事手法,该方法的先进之处在于通过声音与画面间的灵活配合修辞来生动地表达电影主题。其主要包括三类表现方式:首先,是声音与画面的并行处理。该手段的特色之处在于声音与画面的统一性。其主要途径是利用互文的叙事策略来全面阐释影片中主人公的所思所想。另一类代表性手段是声画叠加。该类手段的特色之处是能够将声音和画面实现无缝衔接。最后是声音与画面的分离。此时声音与画面将表现出彼此相互分离的状态,且彼此间将产生极强的声音与画面的相互映射关系,此时在声音与画面的交互作用下,电影的叙事感染力将大大增强。可见,利用声画蒙太奇叙事手段来进行电影叙事,不仅最大限度提高电影叙事的画面感与沉浸感,而且还可显著增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少年邓恩铭》是著名导演江平制作的为数不多的水族个人传记电影,这一电影的特色之处在于具有极强的革命感染力,该片以中国革命的先驱——邓恩铭的人生故事为核心叙事脉络,用镜头还原了一个激昂青春的革命年代,讲述了邓恩铭从年少求学到抵抗旧官僚,从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到英勇就义的辉煌人生故事[1]。该部影片的创新之处便是大量运用水族传统戏曲中的音乐元素来渲染烘托彼时人物的内心情感与思想涟漪,并行、叠加、對位拍摄画面相互映射,表达出对这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比崇高的礼赞。该电影在当年的中国电影华表奖和百花奖颁奖典礼上斩获了多个大奖,并且荣获了最佳男主角奖、导演奖和编剧奖等奖项。作为一部个人传记电影,该电影的特色之处在于巧妙地将声音与画面进行并行、对位和融合处理,真正实现了声音与画面的高度统一,据此来声画叙事结构来增强观众的视听感受,而且创新了声画表达意图,同时这个电影将观众对于电影的感知拓展到多元化的感官体系内,使观众的视听感知能够超越自身的物理极限达到了真正的视觉、听觉、触觉与心理感觉的通感效果[2]。本文通过对《少年邓恩铭》声画蒙太奇的叙事逻辑与表现策略进行立体化分析,进而全景式梳理该部影片所蕴含的声画表达技巧。
  一、声画并行的叙事辉映
  声画并行是声画蒙太奇表现手法体系中的重要构成:这一手段的特色之处能够将多元化的内容通过声画处理的既定表现方式进行场景化的表达,其不仅能够将视觉和听觉同时在同一场景中进行呈现,而且还可极大的增强电影叙事效果的感染力与空间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电影的叙事内容。[3]《少年邓恩铭》通过采用声画多元化组合的叙事手法让声音与画面能够进行多元化的表达。促进声画元素、故事内涵、人物情感三者间实现和谐统一。
  (一)构造时空的叙事形式:画面与电影旁白的组合
  在电影《少年邓恩铭》中,少年邓恩铭斩钉截铁地征求父亲同意其抗日,首个镜头便是少年邓恩铭铿锵有力的话语“爸爸,我要去抗日”,让电影的场景表现力与声画叙事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例如镜头始终随着人物的变化而变化:主人公求学的教室、同学与示威游行的街头,使受众真切的感受到主人公内心深处蓬勃汹涌的革命热情。另外,该部电影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能够有效的促进画面和电影旁白之间的高效融合,从而为用户创建极具沉浸感与试听享受的叙事场景。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部电影中其巧妙运用了通感和视听意识相互交织的叙事策略,有效提高了电影叙事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二)灵活多元的叙事视角:通感与视听意向的交织
  《少年邓恩铭》开篇描述邓恩铭主持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工作时,并没有通过常规的第一人称视角对其进行场景化表达,而是通过超低角度和飘忽轨迹的摄像手法写意表达出主人公思维的灵活性与敏捷性:摄像机贴地快速略过胶东大地、高山与河流的写意来诠释主人公内心的跌宕涟漪,当年少的邓恩铭登上山顶时,此时摄像机以极快的速度在高空旋转拍摄,进而营造出疾风回旋的感知效果,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男主角对革命事业的雄心壮志。又如影片多次通过声画暗示作用来营造出逼真的联想感受:当主人公身陷囹圄并遭到敌人的百般摧残时,此时其内心斗争的热情更加高涨。此时回响在观众耳边的背景音乐是水族戏曲《铜鼓魂》曲目中高潮部分——与邓恩铭不畏强权、奋勇争取革命胜利的狱中反抗行为精妙的搭配起来,从而更为全面地展示出邓恩铭“革命理想大于天”的豪迈气概。这部电影的重要创新之处便在于能够有效的促进通感和视听意向深度交织。通过运用灵活,多元的叙事视角,不仅能够极大的提高观众的沉浸感和获得感,而且也能够为观众营造极具视觉震撼力的视听场景,这部电影便充分运用通感和试听意向相互交织的叙事策略,为观众呈现了一副具有极具沉浸感的视听场景。
  (三)复杂隐喻的叙事话语:心理与声画幻象的互渗
  首先,该部影片利用声画蒙太奇表现手段来深度揭示电影主人公内心的涟漪,让影片主角的情感能够全面系统的表现在观众面前,从而真正实现了电影声画与主人公内心之间的相互映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应用数字摄像技术突破了普多夫霍金式的简单蒙太奇象征,并创制出更为复杂丰富的系列隐喻。如该部电影创新地将前沿声画表达技术应用在多个叙事场景中,从而极为深刻地诠释了电影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涟漪。导演制作了一组由三个不同的时空场面所组成的长镜头:场景一:邓恩铭站在空旷的刑场中,枯败的落叶飘摇坠地。场景二:邓恩铭在树林里奔跑,前路上的碎石、树根等艰难险阻均被其一脚踢开。场景三:一大一小两个星球相撞,小星球终于被大星球吞噬。这几组看起来较为荒诞但充满希望的画面使观众真切感知到主人公那种积极乐观、正向情绪以及对革命胜利的向往。可见,《少年邓恩铭》不仅将审美感知拓展至五官所有感受,而且以声画并行的叙事辉映方式表征出深奥、曼妙、繁复的审美意蕴。[4]
  二、声画叠加的情感交融   (一)声画互文:情感的跨时空连接
  《少年邓恩铭》全片多处采用声画互文策略对水族传统戏曲中的经典曲目与少年邓恩铭的革命人生进行花式致敬:采用兼具沉浸性与功能性的生化互文叙事策略,让观众能够全面体验影片所要表达的叙事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该部影片对全文的台词也进行了生化互文处理,从而显著增强了影片的情景代入感。如影片对邓恩铭创建中共山东支部的革命历程进行了声画互文式叙事:在诠释主人公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自身强烈的革命意愿时,选用著名的水族传统戏曲《开天辟地歌》作为背景音乐,使观众强烈感知到邓恩铭的革命精神之源;在邓恩铭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超前的革命主张及其对暴力革命的呼吁使之一度陷入边缘化境地,此处配乐则以较为伤感的水族传统戏曲《“旭济”古歌》为主;在邓恩铭即将走向刑场时,此时萦绕在观众耳畔的是慷慨激昂的水族传统戏曲《分别歌》。通过采用情感的跨时空链接叙事策略,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这部电影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而且也可以为用户营造极具沉浸性和功能性的叙事场景。这部电影便创新的运用声画叠加的跨时空链接叙事手段,为观众呈现了极具价值感知与功能感知的叙事场景,从而让观众能够全面的领悟电影主人公在人生不同发展阶段中境遇。
  (二)声画和合:情感的整体性升华
  声音与画面之间的相互和合正是该部电影实现情感的整体性升华的关键动力要素,其不仅能够促进整部电影情感的跨时空连接,而且还可极大地促进电影之中各种类型人物实现彼此间的通感化交互。《少年邓恩铭》创新地应用了“听点无处不在、视点主客观交织”的声画和合叙事手法强化了观众的多维感官体验,深化了受众对主人公革命历程的情感认同。如为形象描述主人公在为革命牺牲之际仍坚守革命理想的意志力与自控力,该片段中所有展现邓恩铭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镜头均配以混响的音效与漂浮感的运动镜头——观众虽然一时难以根据主观听点来判断客观视点的位置,但具有动效作用的环绕音乐与交互重叠的动感画面渲染出单一声画元素无法拟合的情感氛围,此时受众情感体验亦随着声画裂变式融合而持续升华。这部电影充分地运用情感整体性升华的叙事策略,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兼具沉浸性和功能性的视听化场景。另外,这部电影的创新之处不仅在于采用多元化的叙事手段,为用户营造多维感官的体验,而且通过采用情感的整体性升华叙事策略能够为观众系统地描绘出一副极具视听沉浸感知的电影场景,从而让观众能够沉浸式地体验电影主人公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抱负。
  (三)声画延伸:情感的泛在化传播
  我国知名电影评论期刊《电影艺术》对《少年邓恩铭》的情感写意手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少年邓恩铭》的声音剪辑完美地延伸了画面……作品所寄予的情感表现出强烈的包容感”。影评所提到的“包容感”不仅意味着场景化的静态情绪感知,更是由声画叠加所延伸出来的情感泛在化传播。例如该部影片的最大特点便在于能够有效地拉近情感的泛在化传播空间距离和情感距离,从而真正提高了声画延伸的覆盖面与纵深度,营造出极具磁性吸引的情感扩散场景。为增强声画浸入感,导演巧妙地运用声音元素来填充画面空白:如该部影片综合运用兼具针对性与时效性的叙事策略,来系统地向观众呈现电影主人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所遭遇的多元化打击,并且能够巧妙地运用声画延伸的趋势策略,为观众全景式地展现出电影主人公情感的泛在化传播程度,这种叙事手段,不仅有效拉近了电影主人公和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也极大增强了观众的情感沉浸力。这部电影的创新之处便在于通过巧妙的运用情感的泛在化传播叙事手段,让观众不仅能够全面的体会到电影主人公在不同人生阶段中的真情实感,而且通过巧妙运用声画延伸的叙事手段,为观众全景式地展现出电影所要蕴含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抱负。另外这部电影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采用声画延伸的叙事策略,让观众充分感知到画外音,从而全面沉浸式地感受电影主人公在不同人生发展阶段中的革命思想。
  三、声画相悖的形象反衬
  声画相悖是一种将声音与画面进行非同步处理的叙事表达手法,该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可将声音与画面进行非对位剪辑,进而提高影音叙事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一方面,通过利用声音与画面相悖的叙事手法,可系统全面地揭示电影主人公内心的情感涟漪,进而全面提高电影叙事效能。另一方面,借助声音与画面相互背离的影音表达手法,最大限度地将电影所表达的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从而显著增强电影声画表达的可靠性。[5]
  首先,增强电影中背景音乐与主题画面彼此间的冲突程度,以提高电影人物形象的塑造可靠性。这一影片正是采用声音与画面高度悖离的叙事策略,來极大地增强影视中声音和画面彼此间的冲突感,从而真正增强了电影的叙事针对性与实效性。例如,该部电影在多处利用声音与画面相悖离的叙事策略来提高电影叙事的节奏感与沉浸感,据此来生动地诠释少年邓恩铭在不同的人生成长阶段中的精神风貌,如在演绎邓恩铭在入狱后仍积极参与反抗官僚势力的抵抗运动的人生经历时,影片的背景音效是邓恩铭豪爽的笑声以及水族传统戏曲中的裂帛般的高音——而这均与主人公在狱中艰苦的生存环境形成鲜明对比,使观众不仅对邓恩铭彼时的如地火般的革命热情感同身受,亦为观众真实展现出一类有别于舞台形象的独特风采。在叙述邓恩铭作为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以水族民歌《庆贺歌》主歌部分伴随着主人公参会始终。又如在展现由邓恩铭发起组织的山东青岛学生爱国运动因反动派负隅顽抗而暂时遭遇低谷境地时,观众此时听到的是水族民歌《生产歌》的振奋曲调——彼时爱国运动所遇到的短暂挫折反衬出邓恩铭“砸碎旧世界”的孜孜决心。因此,通过运用声画相悖的形象反衬叙事策略,能够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不同情境中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从而有效提高了观众的观影获得感。
  另一方面,音乐与画面步调节奏不一致,有利于电影叙事的预示回顾。音乐与画面步调节奏不一致的实践主旨是在于促进声音与画面之间的深度融合,从而真正实现电影情感的最大化释放。《少年邓恩铭》的创新之处便在于采用了看似紊乱失序但逻辑思维合一的声画对立的叙事方略,为观众创设了一个既可品味又可无限遐想的主观观影空间。如当邓恩铭得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王尽美不仅与自己在政治诉求与人生观念上高度一致,而且多次在公开场合向同学推荐邓恩铭所著的抗日文章,便与其携手共同发起了旨在传播革命文化与革命理想的“励学新会”——此时画面停留在王尽美与邓恩铭共同为“励学新会”会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场景,背景音乐则是由水族民歌《青春歌》改编而来。又如在重现邓恩铭在临刑之际与周围人诀别的场景时,水族所有伤感曲目一时间充斥着观众的耳膜,随后镜头切换至2009年由中宣部所组织的电影模范人物评奖现场,此时电影的背景音乐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最后真正融合观众的内心深处,从而能够有效地拉近观众和电影主人公之间的心理距离。因此这部电影不仅真正实现了内容和观众之间的有效衔接,而且显著提高了观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从而使观众和电影主人公真正融为一体。
  结语
  个人传记类电影因其题材特点具有较多的创作限制,故此类电影很容易受到既有声画模式的桎梏:一方面,短暂的配乐与有限体量的画面难以细致还原并深入探究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固化的声画搭配技法将使不同片段间的叙事粗糙突兀,无法细腻地展示影片所寄予的情感。《少年邓恩铭》正是采用声音与画面高度不统一的叙事策略来增强该部电影的叙事沉浸深度。我国同类型题材的电影可借鉴这一做法,并结合自身叙事的特点来灵活运用以声画平行、声画对位为代表的声画蒙太奇叙事策略来提高电影叙事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1]李保良.我与英烈同唱悲歌[ J ].中国京剧,2017(12):6-7.
  [2]少年邓恩铭(2011)豆瓣电影[EB/OL].[2020-01-03]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6048731/.
  [3]翁天羽.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浅析纪录片中的声画关系[ J ].中国电视,2017(12):67-70.
  [4]田茹.叙事时间与电视新闻声画关系[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02):152-154.
  [5]孙柏.“声画对位”概念及其误译——从爱森斯坦到《纽约时报》和洪深[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2):1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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