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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2015年6月6日逝世，享年88岁
乍闻作家路德维克·瓦楚里克（Ludvik Vaculik）去世的消息，感到无以名状的沉痛。原计划今年去捷克，能有机会拜访作家本人。据友人说，病中的作家还曾特别问起此事。这几天每念及此，不禁十分懊悔。
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未来已经不属于这位老作家，但在文学的意义上，未来永远属于他。
瓦楚里克，1926年出生于摩拉维亚一个乡村木匠家庭，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布拉格政治与社会高等学院，先后做过鞋匠、教师、军人和记者。1966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斧子》，以集体化运动为主题，描写乡村几百年来的生存环境与人际关系的毁灭，反映出制度对生活的严重侵害。故事的悲剧结尾让读者感觉到，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他们自己充满热情建立起来的非人道状态中获得自我拯救。
这部小说与昆德拉的《玩笑》一道，以直面现实的勇气打破了文坛长期的虚假状态，重新证明捷克文学从来都是生活的捍卫者。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瓦楚里克的发言更是直接触及公民权利。他批评权力的不受限制，认为在捷克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公民，他以雄辩的口吻指出：“政府倒下去，公民就会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同时他告诫与会的作家，文学与权力从来都是不相容的，作家们应当像完全拥有合法权利的公民那样去行事，不放弃文学对政治的批评。
在接下来的“布拉格之春”中，瓦楚里克成为一名积极的参与者。
1968年6月，面对苏联日益迫近的武装干涉，应一群科学家要求，瓦楚里克起草了一份题为《两千词》的宣言，签署者中有作家、科学家、运动员和工人。瓦楚里克在宣言中指出，由于当局长期压制人权，人们对公共事务普遍失去兴趣，工作没有任何乐趣，对此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应当辞职。他呼吁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革中，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并不是真理压倒一切，而是别的东西都已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这份宣言以其鲜明的政治主张，成为“布拉格之春”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两千词》的发表也招致苏联集团的强烈反应，华约国家领导人在波兰发表联名信，指责捷克的局势发展背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中就特别提到这份宣言。勃列日涅夫甚至冲着捷共领导人怒吼：“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因此，当苏联军队后来进入布拉格时，第一个占领的机构就是捷克作家协会。
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人经历了漫长的“正常化”时期。像许多作家、学者一样，瓦楚里克本人也失去工作，作品遭到禁止。但作家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时常在私下聚会中相互朗读自己的新作品。瓦楚里克首先想到将作家们的手稿打出来，装订成册，形成系列丛书，出售给那些地下读书会。
他并为这套丛书取了一个名字：“挂锁”。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萨米亚特，当时像赫拉巴尔、哈维尔和克里玛等著名作家都是“挂锁”的重要作者。在描写萨米亚特作者生活的著述《捷克梦之书》中，瓦楚里克详细讲述了自1973年到1978年间他自己主编“挂锁”的情形。
1977年，以萨米亚特作家为核心发起了“七七宪章”运动，瓦楚里克成为主要参与者。宪章主张“不同观点、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自由的非正式的公开群体”联合起来，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之后，所有宪章签署者的日常活动都遭到警察的跟踪、监视和骚扰，瓦楚里克自然也在其中，当宪章发言人帕托切克去世时，警察为了阻止瓦楚里克参加葬礼，将他请去喝咖啡。他待在警察局里，一边想象着葬礼的情景，一边悠然读着一本谈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和捷克民族性格的书。
瓦楚里克的随笔集就题为《与审讯者喝咖啡》。在那段阴郁压抑的时期，许多被禁作家都采用了随笔的形式，瓦楚里克的随笔才能更是得到充分展现，成为继扬·聂鲁达、恰佩克之后捷克最著名的随笔作家。他的随笔叙述身边各种事件，在顽强而幽默的文笔中显示出人性的深度。当时，官方的镇压使得普通公众疏远他们，一些萨米亚特作家对此深感孤独和失望。他在《论英雄主义》中指出，多数普通人不愿采取他们无法承受其后果的行为，但每一个普通人诚实的工作和善意的姿态，其实都是具有英雄行为的价值，应当理解这些日常生活的积极方面，并为此写作和等待。
历史证明，瓦楚里克的观点是对的，正是由于多数普通人的英勇行为，捷克在1989年终于实现了和平变革。在转型后的20多年间，瓦楚里克的工作一直都是撰写随笔，探讨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逝世前不久，他还在给报纸写专栏文章。瓦楚里克的葬礼于6月13日在其家乡小镇教堂举行。他的一生及其作品表明，他深刻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并决心为改变它而努力。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对于一位作家，这是最重要的品质。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乍闻作家路德维克·瓦楚里克（Ludvik Vaculik）去世的消息，感到无以名状的沉痛。原计划今年去捷克，能有机会拜访作家本人。据友人说，病中的作家还曾特别问起此事。这几天每念及此，不禁十分懊悔。
在生物学的意义上，未来已经不属于这位老作家，但在文学的意义上，未来永远属于他。
瓦楚里克，1926年出生于摩拉维亚一个乡村木匠家庭，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布拉格政治与社会高等学院，先后做过鞋匠、教师、军人和记者。1966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斧子》，以集体化运动为主题，描写乡村几百年来的生存环境与人际关系的毁灭，反映出制度对生活的严重侵害。故事的悲剧结尾让读者感觉到，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他们自己充满热情建立起来的非人道状态中获得自我拯救。
这部小说与昆德拉的《玩笑》一道，以直面现实的勇气打破了文坛长期的虚假状态，重新证明捷克文学从来都是生活的捍卫者。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瓦楚里克的发言更是直接触及公民权利。他批评权力的不受限制，认为在捷克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公民，他以雄辩的口吻指出：“政府倒下去，公民就会重新站起来。反之，在政府长期站住的地方，公民就倒下去。”同时他告诫与会的作家，文学与权力从来都是不相容的，作家们应当像完全拥有合法权利的公民那样去行事，不放弃文学对政治的批评。
在接下来的“布拉格之春”中，瓦楚里克成为一名积极的参与者。
1968年6月，面对苏联日益迫近的武装干涉，应一群科学家要求，瓦楚里克起草了一份题为《两千词》的宣言，签署者中有作家、科学家、运动员和工人。瓦楚里克在宣言中指出，由于当局长期压制人权，人们对公共事务普遍失去兴趣，工作没有任何乐趣，对此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应当辞职。他呼吁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革中，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并不是真理压倒一切，而是别的东西都已耗尽，剩下的就只有真理了”。这份宣言以其鲜明的政治主张，成为“布拉格之春”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两千词》的发表也招致苏联集团的强烈反应，华约国家领导人在波兰发表联名信，指责捷克的局势发展背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中就特别提到这份宣言。勃列日涅夫甚至冲着捷共领导人怒吼：“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因此，当苏联军队后来进入布拉格时，第一个占领的机构就是捷克作家协会。
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人经历了漫长的“正常化”时期。像许多作家、学者一样，瓦楚里克本人也失去工作，作品遭到禁止。但作家们并没有屈服，他们时常在私下聚会中相互朗读自己的新作品。瓦楚里克首先想到将作家们的手稿打出来，装订成册，形成系列丛书，出售给那些地下读书会。
他并为这套丛书取了一个名字：“挂锁”。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萨米亚特，当时像赫拉巴尔、哈维尔和克里玛等著名作家都是“挂锁”的重要作者。在描写萨米亚特作者生活的著述《捷克梦之书》中，瓦楚里克详细讲述了自1973年到1978年间他自己主编“挂锁”的情形。
1977年，以萨米亚特作家为核心发起了“七七宪章”运动，瓦楚里克成为主要参与者。宪章主张“不同观点、不同信仰、不同职业的自由的非正式的公开群体”联合起来，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之后，所有宪章签署者的日常活动都遭到警察的跟踪、监视和骚扰，瓦楚里克自然也在其中，当宪章发言人帕托切克去世时，警察为了阻止瓦楚里克参加葬礼，将他请去喝咖啡。他待在警察局里，一边想象着葬礼的情景，一边悠然读着一本谈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和捷克民族性格的书。
瓦楚里克的随笔集就题为《与审讯者喝咖啡》。在那段阴郁压抑的时期，许多被禁作家都采用了随笔的形式，瓦楚里克的随笔才能更是得到充分展现，成为继扬·聂鲁达、恰佩克之后捷克最著名的随笔作家。他的随笔叙述身边各种事件，在顽强而幽默的文笔中显示出人性的深度。当时，官方的镇压使得普通公众疏远他们，一些萨米亚特作家对此深感孤独和失望。他在《论英雄主义》中指出，多数普通人不愿采取他们无法承受其后果的行为，但每一个普通人诚实的工作和善意的姿态，其实都是具有英雄行为的价值，应当理解这些日常生活的积极方面，并为此写作和等待。
历史证明，瓦楚里克的观点是对的，正是由于多数普通人的英勇行为，捷克在1989年终于实现了和平变革。在转型后的20多年间，瓦楚里克的工作一直都是撰写随笔，探讨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逝世前不久，他还在给报纸写专栏文章。瓦楚里克的葬礼于6月13日在其家乡小镇教堂举行。他的一生及其作品表明，他深刻地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并决心为改变它而努力。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对于一位作家，这是最重要的品质。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