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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清华大学为案例，分析了研究型大学中的基层学术组织——研究中心的主要特征：从设立历程来看，研究中心迅猛发展的背后是学校战略规划的引导；从研究类型来看，应用型研究中心占主导的同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从组织类型来看，跨学科、跨组织的研究中心协同发展成为主流。由此得出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三点启示：一要做好学校的顶层设计，二要实施跨学科交叉融合战略，三要在知识生产模式之间自由转换。
关键词：研究中心；研究型大学；学科；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106—07
收稿日期：2012—06—16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科研基金2012年重点项目“协同创新理念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2012Z042）
作者简介： 王顶明（1980—），男，湖南平江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云南民族大学教师，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一、研究缘起
自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推荐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 ERC）以来，美国大学中的研究中心迅速发展，到2004年，已有三分之一的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隶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跨学科的、甚至经常是跨大学的研究中心（Bozeman & Boardman，2004）[1]。据调查，澳大利亚65%的研究中心是1989年后建立的，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有900多个研究中心，所有学术研究中至少有50%是在中心内进行的，这些中心通常也是跨学科的（Turpin & Hill，1991，1993）[2]（P140）。从大学组织变革的角度来说，研究中心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学的科研活动主要在院系、学部或实验室中进行的局面，它标志着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科研拨款及组织机构设计方面的重大变革。
研究中心作为现代大学中的基层学术组织，产生历史不到30年，却在全球经济转型、学术资本主义盛行、产学研合作热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各国大学中迅猛发展，“研究中心数量的增长十分迅速，让许多大学的管理者感到吃惊”（Hill，1993）[2]（P150）。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自1990年设立第一个研究中心以来，到2011年共有各类研究中心170多个，特别是最近四年，每年新设立的研究中心均在20个左右[3]。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的转型首先是大学的基层发生变化[4]。因此，分析研究中心这一异乎寻常的、发展过程中的基层组织机构，对我们研究和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和现代大学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大学中的“研究中心”在外部支持的程度、研究人员的规模、专业研究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比例构成、与学术系科的关系程度、与大学的整合程度、交叉学科的程度、对应用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本文将以清华大学为例，集中探讨众多的研究中心存在哪些共性特征，这些研究中心的设立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有哪些启示。
由于学术界对研究中心的概念界定也非常模糊，其内涵与外延尚无定论。在国外学者那里，对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s）、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s），或者“有组织的研究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s）的基本看法一致，认为它们都是一类宽泛的学术实体的组织，其具体的命名或者性质在大学之间是非常不同的（Gerald & William，1994）[5]。因此，借鉴国内外学者们对于研究中心的定义，结合中国情境，笔者将本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以科研为生命的、以服务产业和社会为核心任务之一的、多以外部资金为运转来源的、以交叉学科为主要特征的、实体或虚体的研究中心。
二、主要特征
参照上述定义，笔者搜集了清华大学1990年到2011年历年的《清华大学公报（机构设置）》、《清华大学统计资料简编》，以及校办党办、科研院、文科处官方公布的信息，对不符合上述定义的机构进行了筛除，最终择取了22年间的171个各类研究中心①，并对这些中心的设置年份、名称、学科门类、管理类别、牵头与协同单位、设置目的（使命、宗旨）陈述等信息进行分析、梳理，得出研究型大学中研究中心的主要特点。
1.从设立历程来看，研究中心迅猛发展的背后是学校战略规划的引导
从研究中心的设立与发展历程来看，自1990年学校自主设立第一个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电力电子工程研究中心，到1992年政府批准组建的第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学校设立，再到2011年共有各类研究中心170多个（参见图1）。过去22年间，清华大学平均每年设置研究中心8个左右。其中，1990～1999年10年间，平均每年设立中心数不到2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设立中心数超过12个。1996～2010年15年间清华大学研究中心年均增长率为23.11%。不论从数量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来看，清华大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态势蔚然可观。
结合清华大学的“三步走”战略发展规划来看，研究中心的迅猛发展和成长轨迹绝非偶然。1993年，清华大学正式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年）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从清华大学研究中心的设立历程来看，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共设立了研究中心37个，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设立的研究中心超过130个。这些研究中心的设立为学校实现“发展工科优势，加速理科和管理学科的发展；完善人文、艺术学科布局；争取在生命学科方面有所突破”的学科建设目标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以组建和设置院系为目的而先行设立的研究中心为例，1997年设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到2009年发展成为高等研究院，1998年设立的清华大学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到2004年发展成为航天航空学院，1999年设立的清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中心到2001年发展成为医学院，2007设立的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到2011年发展成为交叉信息研究院，2009年设立的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拟发展为地球科学学院。清华大学通过设立研究中心，进行学科领域的前期研究与前沿探索，开展人才队伍的前期建设和优化配置，实施办学条件的前期准备和资源整合，为筹建与设置院系、调整学校学科布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学校的“跨越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实施起到了一定作用。 2.从研究类型来看，应用型研究中心占主导的同时基础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
Stokes（1997）、Ruttan（2001）等学者提出对科学研究进行分类的象限模型（如图2所示），按照科学研究是否“追求基本认识”和是否“考虑应用”，可以分为“纯基础研究”，即在认知需求的引导下从事无实际应用考虑的纯科学研究（玻尔象限）；“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即基于追求知识和实际应用双重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巴德斯象限）；“纯应用研究”，即只求应用目标而不寻求对某一科学领域现象的全面认识的应用型研究（爱迪生象限）等[6]。按照研究活动的类型为“科学或技术”和研究资助的来源为“政府或者市场”，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四种类型的研究：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应用激发、市场导向的基础研究（巴德斯象限）；政府资助的、官产学研结合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里科弗（Rickover）象限）；以及工业资助的、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开发”（爱迪生象限）[7]。按照这两个象限模式对科学研究的分类体系，初步分析清华大学的研究中心大致可以分为4类（参见图3）。
第一，以好奇心驱动、以认知需求引导、以原创性创新为主要目标的纯基础研究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这类“玻尔象限”的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共有17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10%。举例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1997）和林家翘院士领衔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2002）选择对未来科技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并对探索自然规律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为研究内容，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李惕碚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2001）立足物理科学和空间科技的前沿，依托学校相关学科的综合优势，以高能天体物理为重点，开展前瞻性、创新性和有特色的高水平科学研究，力争在天体物理的若干重要方面取得有重要科学意义的成果；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2007）以成为世界理论计算机领域的先驱为目标，力争为推动理论计算机科学进步和培养国际一流的学生与研究人员做出贡献；施一公教授领衔的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2011）在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合力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一系列生命领域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生命现象本质，并培养具有生物、医学、化学、物理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以战略高技术及重大攻关为目标、应用激发的创新研究十分符合清华大学顶天立地的科研强校战略。这类“巴德斯象限”的研究中心共有32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19%。诸如清华大学移动计算研究中心（2008）旨在开展移动计算及片上系统技术研究，为我国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的发展做出贡献；清华大学污染物总量与环境质量控制技术政策研究中心（2009）致力于开展污染物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控制研究，服务于国家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为环境保护事业提供更大的技术服务和决策支撑；清华大学高速铁路技术研究中心（2009）依托我校整体科研、技术和人才等优势，创建世界一流的高速铁路技术创新研究机构，为我国高速铁路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国家战略导向、政府资助或批准设立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是清华大学服务于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使命所在。这类“里科弗象限”的研究中心共有24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14%，主要包括国家和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以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改革为目标的战略研究中心。如工业锅炉及民用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96）以“引领+服务”和“合作与发展”战略，形成了官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服务体系，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测试分析、技术咨询、培训、产品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服务；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1999）着眼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致力于建设成为服务于国家高层决策的思想库和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及时和高质量的科学决策参考；清华大学气候变化政策研究中心（2010）致力于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的分析和评估，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政策分析的支持，为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政策研究和交流平台。
第四，市场支持下的、商业应用为导向的、以推动产业进步和高技术发展为目标的技术开发是工科见长的清华大学的特色。从1999年设立首个校企合作的清华—金门建筑安全研究中心以来，这类“爱迪生象限”的研究中心现有98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57%，包括与国内企业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如国家核电技术研发中心、清华大学—国家开发银行规划研究院等，也包括与国外企业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如清华大学—丰田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波音联合研究中心、清华—通用电气推进与动力技术研究中心等。
3.从组织类型来看，跨学科、跨组织的研究中心协同发展成为主流
按照托尼·比彻（1993，2001）的学科矩阵分类体系（“硬—软”、“纯—应用”两维四象限）[8]，近年来清华大学成立的研究中心在学科融合、交叉上日益深入，在硬学科与软学科、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在171个研究中心中，工学相关的占72.5%；“硬—软”合作的占11.1%，“纯—应用”合作的占11.1%，而“硬—软—纯—应用”合作的只占2.9%。学科属性跨度最大的5个中心（跨“硬—软—纯—应用”）分别的合作领域为理学—心理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理学—社会学、理学—法学—工学、理学—文学，涉及自然（工程）科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
从研究机构的组织特征上看，绝大部分研究中心都是学校内部两个及两个以上院（系）联合设立的交叉学科科研机构，其主要研究方向及骨干研究人员的组成多是跨院（系）或跨学科门类。如清华大学环境资源能源法研究中心（2000）由法学院牵头，公共管理、人文社科、环境、水利、热能、核能、经济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清华大学智能交通系统技术研究中心（2003）由自动化系牵头，土木、21世纪发展研究院、环境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2004）由新闻与传播学院牵头，经济管理、公共管理、法学、人文、美术、信息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清华大学微米纳米技术研究中心（2005）由精密仪器与机械系牵头，微电子、材料、化学、物理、化工、力学、电子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 从研究机构的校企合作特征来看，与国内企事业单位或国（境）外企业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中占绝对优势比例，这一点已在上文中述及（“爱迪生象限”类研究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大学还有一类与国（境）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或组织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如清华—宾大建筑模拟与能源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滑铁卢大学互联网信息获取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下一代搜索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电动车先进电源系统联合研究所、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研究中心、两岸清华大学联合实验室、清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高等基因组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奥胡斯交互计算理论中心等11个。这类国（境）内外大学之间联合共建的研究中心积极利用外部资源、通过国际合作从事国际前沿研究，近几年发展迅速，合作成效显著。学校相关院系还在积极寻求合作方拓宽合作领域，继续组建相应的研究中心。
此外，国内大学及科研院所之间合作建立研究中心共同开展教学、科研的模式悄然兴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2011）旨在通过改革教育和科研的相关制度，吸引与汇聚热心教育的优秀科学家，以出色的理论教学和尖端的研究并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造就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与教育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联合组建“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2012）已经启动；清华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联合组建“新型功能材料科学协同创新中心”（2012）已进入正式筹备阶段。国内大学之间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联合组建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全新的合作模式也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三、启示
1.发展研究中心，首先需要做好学校的顶层设计
从清华大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研究中心的设立与学校层面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呈现高度吻合，不论是研究中心的总数，研究中心的学科布局，还是研究中心的主要类型，都与“三步走”不同时期的决策重点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这一方面体现出学校战略规划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高校内部组织变革对院校整体变革的强烈依赖。因此，发展研究中心之类的基础学术组织，首先需要做好的是学校的顶层设计。只有学校层面在学科布局、办学定位、建设思路等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战略设计和总体沟通，才能进一步形成学校学科建设、院系所中心等组织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唯有顶层设计清晰、发展规划到位、办学思路清晰，学校的基层学术组织的组建工作才能有条不紊、重点突破，并最终形成学校的优势和特色。
2.发展研究中心，特别需要实施跨学科交叉融合战略
从清华大学设立的近200个研究中心来看，在硬学科与软学科、纯理论学科与应用导向学科之间存在广泛的交叉、融合，院系之间、学科之间的合作、协同日益加强。巴黎高师校长于杰曾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科学研究的学科，有时，学科分类被用于科研的行政管理，从而变成了一种枷锁。但对于初出茅庐者来说，则是有效的阶梯，引导他们走向知识海洋的深处。因此，从教学来说，学科分类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科研开发来说，学科只是蹩脚的参考框架。”[9]（P190）因此，大学在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过程中，如何兼顾人才培养的学科规训和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设立跨学科、跨组织、跨机构的研究中心，无疑是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案。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里面，“各学科之间互动，一个学科可以为另一个学科的发展提供动力和营养，形成大学多条学科生物链。学科之间不仅有链状关系，而且还有环状和网状关系……这样的关系能够加倍地丰富学科的生长点，并加倍地增强学科的共生效应。”[10]
3.发展研究中心，还需要在知识生产模式之间自由转换
清华大学设立的众多研究中心中，应用驱动、市场导向、工业资助的研究中心占绝大多数，这与当前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不无关系；与大学、政府和市场相互交织，形成艾茨科维茨和里德斯多夫（Etzkowitz & Leydersdorff，1997）所说的“三重螺旋”，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盛行不无关系；也与清华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理念不无关系。按照吉本斯（Gibbons，1994，2001）[11]分析，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是基于牛顿模式的科学研究，以单学科研究为主，以大学为知识生产中心；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2）则是指在应用的情景中，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更加强调研究成果的绩效、研究过程的社会广泛参与等。而且，“从模式1到模式2应是良性循环，因此，应该要求两种模式下的学者们相互交流，甚至能有几位勇敢者能够从一个模式跳到另一个模式。”[9]（P190）在开放的办学理念下，从大学组织系统开放、有序发展的角度来说，应用激发、政府资助、市场导向的研究与追求纯粹知识的研究一旦形成良性互动，整个组织学术生态环境就会更加活跃，学科发展机遇也就越多，发展速度则越快，学术研究成果的理论与应用价值也就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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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rald J. Stahler， William R. Tash. Centers and Institutes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Issu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4（5）： 540～554.
[6] [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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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潘云鹤.关于研究型大学管理结构与运行机制改革的几点思考[A].//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93～94.
[11] [英]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M].陈洪捷，沈文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
关键词：研究中心；研究型大学；学科；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5—0106—07
收稿日期：2012—06—16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科研基金2012年重点项目“协同创新理念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2012Z042）
作者简介： 王顶明（1980—），男，湖南平江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云南民族大学教师，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一、研究缘起
自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推荐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成立跨学科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 ERC）以来，美国大学中的研究中心迅速发展，到2004年，已有三分之一的学者、科学家和工程师隶属于某一个或几个跨学科的、甚至经常是跨大学的研究中心（Bozeman & Boardman，2004）[1]。据调查，澳大利亚65%的研究中心是1989年后建立的，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有900多个研究中心，所有学术研究中至少有50%是在中心内进行的，这些中心通常也是跨学科的（Turpin & Hill，1991，1993）[2]（P140）。从大学组织变革的角度来说，研究中心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学的科研活动主要在院系、学部或实验室中进行的局面，它标志着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科研拨款及组织机构设计方面的重大变革。
研究中心作为现代大学中的基层学术组织，产生历史不到30年，却在全球经济转型、学术资本主义盛行、产学研合作热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各国大学中迅猛发展，“研究中心数量的增长十分迅速，让许多大学的管理者感到吃惊”（Hill，1993）[2]（P150）。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自1990年设立第一个研究中心以来，到2011年共有各类研究中心170多个，特别是最近四年，每年新设立的研究中心均在20个左右[3]。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的转型首先是大学的基层发生变化[4]。因此，分析研究中心这一异乎寻常的、发展过程中的基层组织机构，对我们研究和探讨高等教育发展和现代大学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大学中的“研究中心”在外部支持的程度、研究人员的规模、专业研究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比例构成、与学术系科的关系程度、与大学的整合程度、交叉学科的程度、对应用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本文将以清华大学为例，集中探讨众多的研究中心存在哪些共性特征，这些研究中心的设立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有哪些启示。
由于学术界对研究中心的概念界定也非常模糊，其内涵与外延尚无定论。在国外学者那里，对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s）、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s），或者“有组织的研究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s）的基本看法一致，认为它们都是一类宽泛的学术实体的组织，其具体的命名或者性质在大学之间是非常不同的（Gerald & William，1994）[5]。因此，借鉴国内外学者们对于研究中心的定义，结合中国情境，笔者将本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以科研为生命的、以服务产业和社会为核心任务之一的、多以外部资金为运转来源的、以交叉学科为主要特征的、实体或虚体的研究中心。
二、主要特征
参照上述定义，笔者搜集了清华大学1990年到2011年历年的《清华大学公报（机构设置）》、《清华大学统计资料简编》，以及校办党办、科研院、文科处官方公布的信息，对不符合上述定义的机构进行了筛除，最终择取了22年间的171个各类研究中心①，并对这些中心的设置年份、名称、学科门类、管理类别、牵头与协同单位、设置目的（使命、宗旨）陈述等信息进行分析、梳理，得出研究型大学中研究中心的主要特点。
1.从设立历程来看，研究中心迅猛发展的背后是学校战略规划的引导
从研究中心的设立与发展历程来看，自1990年学校自主设立第一个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电力电子工程研究中心，到1992年政府批准组建的第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学校设立，再到2011年共有各类研究中心170多个（参见图1）。过去22年间，清华大学平均每年设置研究中心8个左右。其中，1990～1999年10年间，平均每年设立中心数不到2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设立中心数超过12个。1996～2010年15年间清华大学研究中心年均增长率为23.11%。不论从数量规模，还是增长速度来看，清华大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态势蔚然可观。
结合清华大学的“三步走”战略发展规划来看，研究中心的迅猛发展和成长轨迹绝非偶然。1993年，清华大学正式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过渡；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2012～2020年）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从清华大学研究中心的设立历程来看，第一个九年（1994～2002年）共设立了研究中心37个，第二个九年（2003～2011年）设立的研究中心超过130个。这些研究中心的设立为学校实现“发展工科优势，加速理科和管理学科的发展；完善人文、艺术学科布局；争取在生命学科方面有所突破”的学科建设目标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以组建和设置院系为目的而先行设立的研究中心为例，1997年设立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到2009年发展成为高等研究院，1998年设立的清华大学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到2004年发展成为航天航空学院，1999年设立的清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中心到2001年发展成为医学院，2007设立的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到2011年发展成为交叉信息研究院，2009年设立的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拟发展为地球科学学院。清华大学通过设立研究中心，进行学科领域的前期研究与前沿探索，开展人才队伍的前期建设和优化配置，实施办学条件的前期准备和资源整合，为筹建与设置院系、调整学校学科布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学校的“跨越发展”和“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实施起到了一定作用。 2.从研究类型来看，应用型研究中心占主导的同时基础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
Stokes（1997）、Ruttan（2001）等学者提出对科学研究进行分类的象限模型（如图2所示），按照科学研究是否“追求基本认识”和是否“考虑应用”，可以分为“纯基础研究”，即在认知需求的引导下从事无实际应用考虑的纯科学研究（玻尔象限）；“应用激发的基础研究”，即基于追求知识和实际应用双重目的的应用基础研究（巴德斯象限）；“纯应用研究”，即只求应用目标而不寻求对某一科学领域现象的全面认识的应用型研究（爱迪生象限）等[6]。按照研究活动的类型为“科学或技术”和研究资助的来源为“政府或者市场”，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四种类型的研究：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应用激发、市场导向的基础研究（巴德斯象限）；政府资助的、官产学研结合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里科弗（Rickover）象限）；以及工业资助的、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开发”（爱迪生象限）[7]。按照这两个象限模式对科学研究的分类体系，初步分析清华大学的研究中心大致可以分为4类（参见图3）。
第一，以好奇心驱动、以认知需求引导、以原创性创新为主要目标的纯基础研究是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这类“玻尔象限”的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共有17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10%。举例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1997）和林家翘院士领衔的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2002）选择对未来科技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并对探索自然规律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为研究内容，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基地；李惕碚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2001）立足物理科学和空间科技的前沿，依托学校相关学科的综合优势，以高能天体物理为重点，开展前瞻性、创新性和有特色的高水平科学研究，力争在天体物理的若干重要方面取得有重要科学意义的成果；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2007）以成为世界理论计算机领域的先驱为目标，力争为推动理论计算机科学进步和培养国际一流的学生与研究人员做出贡献；施一公教授领衔的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2011）在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合力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一系列生命领域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生命现象本质，并培养具有生物、医学、化学、物理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第二，以战略高技术及重大攻关为目标、应用激发的创新研究十分符合清华大学顶天立地的科研强校战略。这类“巴德斯象限”的研究中心共有32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19%。诸如清华大学移动计算研究中心（2008）旨在开展移动计算及片上系统技术研究，为我国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的发展做出贡献；清华大学污染物总量与环境质量控制技术政策研究中心（2009）致力于开展污染物总量减排和环境质量控制研究，服务于国家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为环境保护事业提供更大的技术服务和决策支撑；清华大学高速铁路技术研究中心（2009）依托我校整体科研、技术和人才等优势，创建世界一流的高速铁路技术创新研究机构，为我国高速铁路技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国家战略导向、政府资助或批准设立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是清华大学服务于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使命所在。这类“里科弗象限”的研究中心共有24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14%，主要包括国家和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以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改革为目标的战略研究中心。如工业锅炉及民用煤清洁燃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96）以“引领+服务”和“合作与发展”战略，形成了官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服务体系，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测试分析、技术咨询、培训、产品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服务；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1999）着眼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致力于建设成为服务于国家高层决策的思想库和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及时和高质量的科学决策参考；清华大学气候变化政策研究中心（2010）致力于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效果的分析和评估，为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政策分析的支持，为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政策研究和交流平台。
第四，市场支持下的、商业应用为导向的、以推动产业进步和高技术发展为目标的技术开发是工科见长的清华大学的特色。从1999年设立首个校企合作的清华—金门建筑安全研究中心以来，这类“爱迪生象限”的研究中心现有98个，约占学校研究中心总数的57%，包括与国内企业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如国家核电技术研发中心、清华大学—国家开发银行规划研究院等，也包括与国外企业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如清华大学—丰田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波音联合研究中心、清华—通用电气推进与动力技术研究中心等。
3.从组织类型来看，跨学科、跨组织的研究中心协同发展成为主流
按照托尼·比彻（1993，2001）的学科矩阵分类体系（“硬—软”、“纯—应用”两维四象限）[8]，近年来清华大学成立的研究中心在学科融合、交叉上日益深入，在硬学科与软学科、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在171个研究中心中，工学相关的占72.5%；“硬—软”合作的占11.1%，“纯—应用”合作的占11.1%，而“硬—软—纯—应用”合作的只占2.9%。学科属性跨度最大的5个中心（跨“硬—软—纯—应用”）分别的合作领域为理学—心理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理学—社会学、理学—法学—工学、理学—文学，涉及自然（工程）科学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
从研究机构的组织特征上看，绝大部分研究中心都是学校内部两个及两个以上院（系）联合设立的交叉学科科研机构，其主要研究方向及骨干研究人员的组成多是跨院（系）或跨学科门类。如清华大学环境资源能源法研究中心（2000）由法学院牵头，公共管理、人文社科、环境、水利、热能、核能、经济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清华大学智能交通系统技术研究中心（2003）由自动化系牵头，土木、21世纪发展研究院、环境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2004）由新闻与传播学院牵头，经济管理、公共管理、法学、人文、美术、信息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清华大学微米纳米技术研究中心（2005）由精密仪器与机械系牵头，微电子、材料、化学、物理、化工、力学、电子等院系共同参与组建。 从研究机构的校企合作特征来看，与国内企事业单位或国（境）外企业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在清华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中占绝对优势比例，这一点已在上文中述及（“爱迪生象限”类研究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大学还有一类与国（境）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或组织合作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如清华—宾大建筑模拟与能源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滑铁卢大学互联网信息获取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下一代搜索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巴西气候变化与能源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电动车先进电源系统联合研究所、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研究中心、两岸清华大学联合实验室、清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高等基因组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奥胡斯交互计算理论中心等11个。这类国（境）内外大学之间联合共建的研究中心积极利用外部资源、通过国际合作从事国际前沿研究，近几年发展迅速，合作成效显著。学校相关院系还在积极寻求合作方拓宽合作领域，继续组建相应的研究中心。
此外，国内大学及科研院所之间合作建立研究中心共同开展教学、科研的模式悄然兴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2011）旨在通过改革教育和科研的相关制度，吸引与汇聚热心教育的优秀科学家，以出色的理论教学和尖端的研究并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造就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与教育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联合组建“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2012）已经启动；清华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联合组建“新型功能材料科学协同创新中心”（2012）已进入正式筹备阶段。国内大学之间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联合组建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全新的合作模式也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三、启示
1.发展研究中心，首先需要做好学校的顶层设计
从清华大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研究中心的设立与学校层面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呈现高度吻合，不论是研究中心的总数，研究中心的学科布局，还是研究中心的主要类型，都与“三步走”不同时期的决策重点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这一方面体现出学校战略规划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高校内部组织变革对院校整体变革的强烈依赖。因此，发展研究中心之类的基础学术组织，首先需要做好的是学校的顶层设计。只有学校层面在学科布局、办学定位、建设思路等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战略设计和总体沟通，才能进一步形成学校学科建设、院系所中心等组织设置、师资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唯有顶层设计清晰、发展规划到位、办学思路清晰，学校的基层学术组织的组建工作才能有条不紊、重点突破，并最终形成学校的优势和特色。
2.发展研究中心，特别需要实施跨学科交叉融合战略
从清华大学设立的近200个研究中心来看，在硬学科与软学科、纯理论学科与应用导向学科之间存在广泛的交叉、融合，院系之间、学科之间的合作、协同日益加强。巴黎高师校长于杰曾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于科学研究的学科，有时，学科分类被用于科研的行政管理，从而变成了一种枷锁。但对于初出茅庐者来说，则是有效的阶梯，引导他们走向知识海洋的深处。因此，从教学来说，学科分类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科研开发来说，学科只是蹩脚的参考框架。”[9]（P190）因此，大学在建设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过程中，如何兼顾人才培养的学科规训和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设立跨学科、跨组织、跨机构的研究中心，无疑是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案。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里面，“各学科之间互动，一个学科可以为另一个学科的发展提供动力和营养，形成大学多条学科生物链。学科之间不仅有链状关系，而且还有环状和网状关系……这样的关系能够加倍地丰富学科的生长点，并加倍地增强学科的共生效应。”[10]
3.发展研究中心，还需要在知识生产模式之间自由转换
清华大学设立的众多研究中心中，应用驱动、市场导向、工业资助的研究中心占绝大多数，这与当前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重大的变化不无关系；与大学、政府和市场相互交织，形成艾茨科维茨和里德斯多夫（Etzkowitz & Leydersdorff，1997）所说的“三重螺旋”，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盛行不无关系；也与清华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理念不无关系。按照吉本斯（Gibbons，1994，2001）[11]分析，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是基于牛顿模式的科学研究，以单学科研究为主，以大学为知识生产中心；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2）则是指在应用的情景中，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更加强调研究成果的绩效、研究过程的社会广泛参与等。而且，“从模式1到模式2应是良性循环，因此，应该要求两种模式下的学者们相互交流，甚至能有几位勇敢者能够从一个模式跳到另一个模式。”[9]（P190）在开放的办学理念下，从大学组织系统开放、有序发展的角度来说，应用激发、政府资助、市场导向的研究与追求纯粹知识的研究一旦形成良性互动，整个组织学术生态环境就会更加活跃，学科发展机遇也就越多，发展速度则越快，学术研究成果的理论与应用价值也就越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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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希拉·斯劳特.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黎丽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清华大学科研院[EB/OL].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th/6228/，[2011—12—16].
[4] [美]伯顿·克拉克.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王承绪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5] Gerald J. Stahler， William R. Tash. Centers and Institutes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Issu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4（5）： 540～554.
[6] [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62～64.
[7] Vernon W. Ruttan.Technolog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 Induced Innovation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537～538.
[8] [英]比彻，T.，特罗勒尔，P.R.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5.
[9] [法]加伯利埃尔·于杰.法国高等教育战略政策：大学与现实社会的相互作用[A].//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 潘云鹤.关于研究型大学管理结构与运行机制改革的几点思考[A].//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编.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93～94.
[11] [英]吉本斯，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M].陈洪捷，沈文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