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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魏则西的新闻发给朋友看的时候，跟他聊了很多。末了，他说了一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医学生的焦虑。” 我想了想，没有否认。
果壳网的文章《免疫疗法，你需要知道的真相》里，一名生物医药行业的从业者提到，现在看到的癌症免疫治疗宣传极有可能是骗局，但真正的免疫疗法是一个颇有前途的癌症治疗方向。
十多年来，一些关于黑心医生的报道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舆论的放大作用下，医生的声誉摇摇欲坠。而如今他们以“免疫疗法”为名行骗，又让公众对一个新生的技术失去了信任。
我们无法改变亲友对整个行业乃至自己的既定印象。甚至，面对同样无辜的患者，我们都得学会提防。
治疗，本应是患者把信任寄托在医生的过程，现在却像是大家无奈之下的选择。
被妖魔化的医生
当我报出我的医学专业时，很多人对我说：“医生好啊，赚钱啊。”
其实这种观念折射出的，是他们对医生的一种既定印象，医生是一种高收入的职业。甚至，许多人会认为，出于赚钱的目的，他们会对患者进行不利的治疗。
每次，当我提起带我妈去做个身体检查之类的想法时，她总是强烈反对。在她的思维里面，医生就是“赚钱赚到疯了”。在我学医之前，长辈们聊天也常常直言不讳说：“那些医生为了赚钱，没病都会说有病。”
我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奶奶几个月前需要动手术。他们的家人就在讨论红包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不塞红包医生就不会认真做手术。而我和朋友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常常会因为医生给我们的“小病”开了三四百块钱的药而嘀咕。
而关于这个职业的现实是，收入属于中高水平的医生只是少数。不少医生拿到的薪资，和他们读医、实习的十多年的积累以及日常工作量是不对称的。然而，患者对医生的质疑不仅体现在其目的和动机之上，还有医生的能力。
香港某传媒的一篇《四个关键词帮你理清中国医疗问题》提到中国的“小病大医”的现象：大型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尤其是“专家号”等一号难求，而基层社区医院却是门可罗雀。因为，不少患者对基层医生和医院的能力充满不信任。
其实，比如外科很多小手术是可以交给住院医师甚至实习生做的，但患者都想让主任医师级别或以上的医生主持。师兄A告诉我，他们实习的医院里，有老师曾经在病人麻醉时让实习生动手，患者术后其实也恢复良好。
但后来不知道怎的，患者知道了医生的做法，仍是告了医生。
我在医院见习时，还时不时能见到：用百度上的治疗方法来和医生的治疗方法对比甚至对峙的患者；同一个病要看过三四家医院的专家号才安心的患者；在输液室大骂“这什么破医院，发个烧吊了三天针都还没好”的患者……
患者的看病过程像是博弈般，要和医生斗智斗勇。
小心翼翼的医生
在这种不被信任的氛围底下，行医的人自然是小心翼翼的。
在我们的课堂上，很多老师都会讲一些自己临床的经历。除了讲病例，几乎每个科室的老师都会教我们：如何避免风险。他们一般先说一句：“同学们都知道，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所以……”
比方说，在以前，一些可能性很小的排查，医生们会想让病人省点钱，也没必要做。但现在一来为了更加严谨，二来也为了避免到时出现矛盾，他们也会让病人去做检查。当然了，这反过来又让病人花了更多钱，又积攒了一份怨言。
并且，现在部分医生，或多或少会因为这样的氛围，而采取更加保守的治疗方法。毕竟让病人花多点时间或金钱，总比去冒险要好。
这种小心现象其实在儿科尤甚，毕竟孩子都是父母的宝。
我的另一位师姐在医院里第一次和患者家属发生了肢体纠纷便是在儿科。当时她给小孩做检查，手上戴了饰品。家长或许是怕扎到自己的孩子，竟是硬生生把她的手拽了过去，用了很大力。
这个师姐脾气本来也是有些小急躁，现场别的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拉开，跟她说千万不能跟家属闹，这对她的实习、保研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医院里，发生过医闹的科室当月往往都会有相应惩罚。
医生没有安全感，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后路。这是第二个糟心的现实。
很多医生仍是值得信任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生了病一进到医院，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忧虑，那就是：“医生会不会不好好给我看？”
不能否认，医疗群体中有骗子唯利是图甚至草菅人命。但目前，我所接触到的医生和医学生，大多都是有着自己的原则的人。而能力方面，至少对于能够拿到行医资格证的医生，我会选择信任他们。
我记得五年前，我爸就曾经因为心血管问题住进了市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需要动手术。当时，我爸的主治医生一看就挺年轻的。
我家里人其实有些许不敢把我爸的手术交给这位年轻医生，私底下偷偷找了主任想让他亲自动手。可是，主任医生当时跟我妈说：“你要相信这位医生，能进我们医院的医生肯定都是有能力的。”
我妈自然是半信半疑，心里想到可能是没有准备红包。后来又偷偷地给主任塞红包，主任拒绝了。
当我妈又想把红包给年轻医生时，他只是对我妈说：“那是我应该做的。” 又把红包推回给我妈。
后来还是年轻医生主刀做的手术，无惊无险。我妈每次回忆起这位医生都停不下夸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他会想办法为我们省钱。术前术后也都给我爸和我们耐心地做了很多科普或安抚的工作。
当然，在一个大环境底下，依仗个体的自觉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
以前确实是有“不塞红包就对你不上心”、“故意多开药品以便多挣点钱”等情况。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现实环境的不断改变下，现在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那时会发生那样的现象，是因为那时医生相对病人还处于一种强势地位。但是现在的医生呢，恐怕比病人要弱势多了。
这个假期，朋友去医院陪床，发现医院的走廊里、病房里、甚至一进科室医生的照片介绍下，全部明晃晃地贴着医院的举报海报。上面清晰地表明了在什么情况下，病人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举报，其中，受贿索贿、乱开药品就位居前二。
前面提到的朋友家里人给医生塞红包时，对方也没敢收，他很生气却坦诚地告诉他们一家：“你们干什么？这里有摄像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在当前医患矛盾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医生，其实比病人自己还要怕病治不好。只要医闹一出马，即使错不在医生，医生也得背黑锅。更别说，倘若医生不认真给你治疗，惹得你在医院闹了起来。那样，他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
或许这是一篇带有主观色彩的文章。但本应彼此信任的医患双方，现在的关系更像是互相博弈。我们该谴责谁导致了这个糟心的事实呢，莆田医吗？票贩子吗？亦或是医闹呢？
我不得而知。
但我不想，有一天我和我的同学走向岗位的时候，会遭受到患者的万般诘难乃至暴力相向。当然，这是在我们都有相应的医术和医德的前提下。
我更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不会成为下一个魏则西，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他们不必顾虑面前的医生，是否会为了赚钱而多开药，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治疗自己的疾病。
责任编辑：方丹敏
果壳网的文章《免疫疗法，你需要知道的真相》里，一名生物医药行业的从业者提到，现在看到的癌症免疫治疗宣传极有可能是骗局，但真正的免疫疗法是一个颇有前途的癌症治疗方向。
十多年来，一些关于黑心医生的报道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舆论的放大作用下，医生的声誉摇摇欲坠。而如今他们以“免疫疗法”为名行骗，又让公众对一个新生的技术失去了信任。
我们无法改变亲友对整个行业乃至自己的既定印象。甚至，面对同样无辜的患者，我们都得学会提防。
治疗，本应是患者把信任寄托在医生的过程，现在却像是大家无奈之下的选择。
被妖魔化的医生
当我报出我的医学专业时，很多人对我说：“医生好啊，赚钱啊。”
其实这种观念折射出的，是他们对医生的一种既定印象，医生是一种高收入的职业。甚至，许多人会认为，出于赚钱的目的，他们会对患者进行不利的治疗。
每次，当我提起带我妈去做个身体检查之类的想法时，她总是强烈反对。在她的思维里面，医生就是“赚钱赚到疯了”。在我学医之前，长辈们聊天也常常直言不讳说：“那些医生为了赚钱，没病都会说有病。”
我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奶奶几个月前需要动手术。他们的家人就在讨论红包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不塞红包医生就不会认真做手术。而我和朋友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常常会因为医生给我们的“小病”开了三四百块钱的药而嘀咕。
而关于这个职业的现实是，收入属于中高水平的医生只是少数。不少医生拿到的薪资，和他们读医、实习的十多年的积累以及日常工作量是不对称的。然而，患者对医生的质疑不仅体现在其目的和动机之上，还有医生的能力。
香港某传媒的一篇《四个关键词帮你理清中国医疗问题》提到中国的“小病大医”的现象：大型三甲医院人满为患，尤其是“专家号”等一号难求，而基层社区医院却是门可罗雀。因为，不少患者对基层医生和医院的能力充满不信任。
其实，比如外科很多小手术是可以交给住院医师甚至实习生做的，但患者都想让主任医师级别或以上的医生主持。师兄A告诉我，他们实习的医院里，有老师曾经在病人麻醉时让实习生动手，患者术后其实也恢复良好。
但后来不知道怎的，患者知道了医生的做法，仍是告了医生。
我在医院见习时，还时不时能见到：用百度上的治疗方法来和医生的治疗方法对比甚至对峙的患者；同一个病要看过三四家医院的专家号才安心的患者；在输液室大骂“这什么破医院，发个烧吊了三天针都还没好”的患者……
患者的看病过程像是博弈般，要和医生斗智斗勇。
小心翼翼的医生
在这种不被信任的氛围底下，行医的人自然是小心翼翼的。
在我们的课堂上，很多老师都会讲一些自己临床的经历。除了讲病例，几乎每个科室的老师都会教我们：如何避免风险。他们一般先说一句：“同学们都知道，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所以……”
比方说，在以前，一些可能性很小的排查，医生们会想让病人省点钱，也没必要做。但现在一来为了更加严谨，二来也为了避免到时出现矛盾，他们也会让病人去做检查。当然了，这反过来又让病人花了更多钱，又积攒了一份怨言。
并且，现在部分医生，或多或少会因为这样的氛围，而采取更加保守的治疗方法。毕竟让病人花多点时间或金钱，总比去冒险要好。
这种小心现象其实在儿科尤甚，毕竟孩子都是父母的宝。
我的另一位师姐在医院里第一次和患者家属发生了肢体纠纷便是在儿科。当时她给小孩做检查，手上戴了饰品。家长或许是怕扎到自己的孩子，竟是硬生生把她的手拽了过去，用了很大力。
这个师姐脾气本来也是有些小急躁，现场别的医护人员赶紧把她拉开，跟她说千万不能跟家属闹，这对她的实习、保研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医院里，发生过医闹的科室当月往往都会有相应惩罚。
医生没有安全感，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后路。这是第二个糟心的现实。
很多医生仍是值得信任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人生了病一进到医院，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忧虑，那就是：“医生会不会不好好给我看？”
不能否认，医疗群体中有骗子唯利是图甚至草菅人命。但目前，我所接触到的医生和医学生，大多都是有着自己的原则的人。而能力方面，至少对于能够拿到行医资格证的医生，我会选择信任他们。
我记得五年前，我爸就曾经因为心血管问题住进了市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需要动手术。当时，我爸的主治医生一看就挺年轻的。
我家里人其实有些许不敢把我爸的手术交给这位年轻医生，私底下偷偷找了主任想让他亲自动手。可是，主任医生当时跟我妈说：“你要相信这位医生，能进我们医院的医生肯定都是有能力的。”
我妈自然是半信半疑，心里想到可能是没有准备红包。后来又偷偷地给主任塞红包，主任拒绝了。
当我妈又想把红包给年轻医生时，他只是对我妈说：“那是我应该做的。” 又把红包推回给我妈。
后来还是年轻医生主刀做的手术，无惊无险。我妈每次回忆起这位医生都停不下夸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他会想办法为我们省钱。术前术后也都给我爸和我们耐心地做了很多科普或安抚的工作。
当然，在一个大环境底下，依仗个体的自觉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
以前确实是有“不塞红包就对你不上心”、“故意多开药品以便多挣点钱”等情况。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现实环境的不断改变下，现在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那时会发生那样的现象，是因为那时医生相对病人还处于一种强势地位。但是现在的医生呢，恐怕比病人要弱势多了。
这个假期，朋友去医院陪床，发现医院的走廊里、病房里、甚至一进科室医生的照片介绍下，全部明晃晃地贴着医院的举报海报。上面清晰地表明了在什么情况下，病人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举报，其中，受贿索贿、乱开药品就位居前二。
前面提到的朋友家里人给医生塞红包时，对方也没敢收，他很生气却坦诚地告诉他们一家：“你们干什么？这里有摄像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在当前医患矛盾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医生，其实比病人自己还要怕病治不好。只要医闹一出马，即使错不在医生，医生也得背黑锅。更别说，倘若医生不认真给你治疗，惹得你在医院闹了起来。那样，他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
或许这是一篇带有主观色彩的文章。但本应彼此信任的医患双方，现在的关系更像是互相博弈。我们该谴责谁导致了这个糟心的事实呢，莆田医吗？票贩子吗？亦或是医闹呢？
我不得而知。
但我不想，有一天我和我的同学走向岗位的时候，会遭受到患者的万般诘难乃至暴力相向。当然，这是在我们都有相应的医术和医德的前提下。
我更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不会成为下一个魏则西，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他们不必顾虑面前的医生，是否会为了赚钱而多开药，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治疗自己的疾病。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