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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的政局中，从政治发声到经济支撑再到华文教育，华人正在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这既与马来族群政治有关，也与中国崛起的大背景有关。用前总理马哈蒂尔的话来说：“任何一个政党得到华裔的支持，它将赢得选举。”
富豪圈里的华人版图：
十大富豪，华人占据了八席
综观马来西亚的经济版图，占总人口25%的华人高居经济金字塔的上层。在十大富豪排名上，华人占据了八席。
即便在中国餐馆，也很少能看到华人服务员的身影。“领班可能会是华人，但端盘子的收入对华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说。
华人为何长于挣钱？总理纳吉布曾在出席华人商界集会时总结：“在座诸位更富于企业家精神，更加脚踏实地，于是我们走上富裕之路。”
过去，这种经济地位的分化曾引发族群关系的紧张，大马政府也一度推行明显重马来轻华人的所谓“新经济政策”。但随着歧视性政策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政府意识到民间资本尤其是华人资本的重要性，华人企业的发展环境慢慢放宽了。
“由于主要的经济命脉很多都掌握在华人手中，马来西亚政府既重视华人，又总在担心华人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黄一鸣说，“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对华人的负面观点减少了很多。”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令大马政府越来越依赖中国这个贸易伙伴，亦在无形中提升了华人的地位。
“悄悄告诉你，整个沙巴最有钱的就是福建人。”在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会长陈友仁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章桂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哥哥陈守仁也是当地知名的华人企业家，两人的祖籍在福建泉州。
“如果芒果、蔬菜等农产品不能出口到中国大陆，那只能全都扔到海里去。如果失去了中国游客，马来西亚经济肯定受很大影响。”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副会长黄益隆说。
黄益隆从事电器行业，长年往来于中马两国。他同时担任了许多家华人社团的领导职务，在这些社团，他也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改变：国家贫穷时，华人更加没有地位；而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则对华人另眼相待，希望利用华人社团与中国大陆搞好关系。
除了经营出口贸易，因为招商引资的关系，华商更是成为许多中国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不过，起于1990年代那一轮招商热潮已渐渐退去。黄益隆现在在中国讲得更多的，是怎样将中国企业引向海外。“中国国内人口多、资源少，而东南亚的矿产、植物等资源丰富，所以我们现在也去中国‘招商引资’了。”
华人新一代：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
大家对东南亚华人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只是一味赚钱，在经济上强势，但在政治上弱势。在过去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这可能还是对的，但在现在的马来西亚，这已经是旧时黄历了。
在过去，华人求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从1950年代开始东南亚历次几次排华浪潮，令华人刻骨铭心。“但是这个社会正在渐渐发生变化。”黄益隆说，“年轻一代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
2013年5月的马来西亚街头，政治海啸暗涌，一句如咒语般的口号在全国过半民众心中被反复默念：“五月五，换政府”。
此次大选是马来西亚国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大选。为争取华裔选民的支持，执政党国阵的纳吉布和反对党民联的安华从2012年初便开设中文版的Facebook账号，分别冠上“阿吉哥”和“阿华哥”的名称。纳吉布不仅牵手杨紫琼同台出席集会，还派出自己会说中文的儿子在华人社区拉票；安华则努力突出其对中国哲学和东方思想的了解，更以儒家思想的拥护者自居。竞选双方在争取华裔选民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华人选票为什么重要？马来西亚总人口2800万，华人有约700万，是全国第二大族群，他们政治参与意识强烈，选民登记率达90%，而马来族只有75%，印度族只有68%。
此外，中国早已经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年的双边贸易总额上升8%，达1800亿令吉。中国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占马来西亚出口总额的12.6%，中国游客人数为各国访马游客之冠。因此，两大阵营从一开始便从对手的对华关系中寻找漏洞，尽量破坏对方在华裔心中的形象，为自己加分。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一旦对方当选，将为马来西亚和中国两国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并使马来西亚的经济付出代价。
大选之所以胶着和受人关注，正是因为近80%的华人支持反对党。令华人不满的是马来人政党巫统的一党独大，制度上的不少细节设计均对华人不利。现在，马来人群体也发出了要求改变的声音，引发他们不满情绪的主要是日益严重的贪腐问题。
对于大多数华人而言，改变要靠大选，但他们更坚持：国家必须实行“两线制”，即形成一个执政联盟，一个反对联盟。“这样一来，包括中华大会堂在内的中立的非政府组织就能发挥重要作用，有很大的选择空间。”黄益隆说。
遥想1969年大选时，争取华人支持的反对派势力大增，害怕失去制度特权的马来人与上街庆祝胜利的华人发生流血冲突，史称“5·13”种族骚乱，此次事件也成为了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水岭。
此后，马来政府推出新政策平乱，比之前更加保护、强调马来人作为“土地之子”的权益与社会地位，进一步把“马来人优先”制度化。尽管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痛心疾首地说“华人交的税最多”；而且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马来政府也较少采取强制同化措施，但华人依然遭受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制度。
可贵的是，华人社会在权利危机的逼迫下，不再一门心思只顾赚钱，而是锲而不舍地强调普遍人权意识；不再仅仅依靠族群立场和族群选票来拉拢人心，而是将目标放在了重构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正是由于当地华人抱有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在“马来族群分裂”的当下，更加自然地成为政治版图中的关键政治力量。
母语教育：“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国有归宿感，得益于华文教育的发展”
在华文小学读书的学生占马来西亚小学生总数的22%，但政府拨款仅占3.6%。
“以前，政府要宣布为华文学校拨款都会被认为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东马最大的华文报纸《诗华日报》一位高层说。
政府拨款不足，华人企业家和华人社团便成为华文学校的坚强后盾。战乱年代出生的陈友仁没怎么读过书，但他说，“我们华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留再多的财产给子孙都没有用。”现在，仅他一人捐资设立的几所学校就已经招收了一万多名学生。
重视文化教育，尤其是母语特色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点。2012年8月，黄益隆组织了80位大马各省的年轻华人到山东曲阜，“熏陶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母族认同。
“我们这一代人最注重的就是母语教育。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母语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和祖籍国、和同胞的一种亲切感。”黄益隆说。
眼下，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其原因同样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不少土著居民选择华文学校，以致华文学校的课室紧张。学了汉语，他们可以去中国找机会发展。即便留在本地也有用武之地，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大马旅游。
多元化教育开放的趋势逐渐明显。每年，都有马来西亚华文老师到中国进行培训。不过，中马华文教育合作还集中于软件方面，马来西亚不少教育界人士建议中国政府对华文教育投入更多的硬件支持——即使不便直接捐款援助，也可以尝试由走出国门经营的国企承担为当地建设华文学校的职责。
就在2012年3月份，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宣布：承认146所中国大学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文凭。这一重要的政策变化，使得很多原本希望到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人，改而选择前往中国大陆。“教育让我们一条心，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国有归宿感，就得益于华文教育的发展。”在黄一鸣看来，华文教育、华人社会已经对当地政府的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黄一鸣说，“马来西亚的领导人为什么比较倾向与中国友好？除了这里的华人多之外，另外就是华文教育的影响力很大。”
富豪圈里的华人版图：
十大富豪，华人占据了八席
综观马来西亚的经济版图，占总人口25%的华人高居经济金字塔的上层。在十大富豪排名上，华人占据了八席。
即便在中国餐馆，也很少能看到华人服务员的身影。“领班可能会是华人，但端盘子的收入对华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说。
华人为何长于挣钱？总理纳吉布曾在出席华人商界集会时总结：“在座诸位更富于企业家精神，更加脚踏实地，于是我们走上富裕之路。”
过去，这种经济地位的分化曾引发族群关系的紧张，大马政府也一度推行明显重马来轻华人的所谓“新经济政策”。但随着歧视性政策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政府意识到民间资本尤其是华人资本的重要性，华人企业的发展环境慢慢放宽了。
“由于主要的经济命脉很多都掌握在华人手中，马来西亚政府既重视华人，又总在担心华人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影响。”黄一鸣说，“不过，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对华人的负面观点减少了很多。”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令大马政府越来越依赖中国这个贸易伙伴，亦在无形中提升了华人的地位。
“悄悄告诉你，整个沙巴最有钱的就是福建人。”在位于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亚庇中华工商总会会长陈友仁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章桂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哥哥陈守仁也是当地知名的华人企业家，两人的祖籍在福建泉州。
“如果芒果、蔬菜等农产品不能出口到中国大陆，那只能全都扔到海里去。如果失去了中国游客，马来西亚经济肯定受很大影响。”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副会长黄益隆说。
黄益隆从事电器行业，长年往来于中马两国。他同时担任了许多家华人社团的领导职务，在这些社团，他也感受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改变：国家贫穷时，华人更加没有地位；而现在，马来西亚政府则对华人另眼相待，希望利用华人社团与中国大陆搞好关系。
除了经营出口贸易，因为招商引资的关系，华商更是成为许多中国地方政府的座上宾。不过，起于1990年代那一轮招商热潮已渐渐退去。黄益隆现在在中国讲得更多的，是怎样将中国企业引向海外。“中国国内人口多、资源少，而东南亚的矿产、植物等资源丰富，所以我们现在也去中国‘招商引资’了。”
华人新一代：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
大家对东南亚华人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只是一味赚钱，在经济上强势，但在政治上弱势。在过去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这可能还是对的，但在现在的马来西亚，这已经是旧时黄历了。
在过去，华人求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害怕。从1950年代开始东南亚历次几次排华浪潮，令华人刻骨铭心。“但是这个社会正在渐渐发生变化。”黄益隆说，“年轻一代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
2013年5月的马来西亚街头，政治海啸暗涌，一句如咒语般的口号在全国过半民众心中被反复默念：“五月五，换政府”。
此次大选是马来西亚国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大选。为争取华裔选民的支持，执政党国阵的纳吉布和反对党民联的安华从2012年初便开设中文版的Facebook账号，分别冠上“阿吉哥”和“阿华哥”的名称。纳吉布不仅牵手杨紫琼同台出席集会，还派出自己会说中文的儿子在华人社区拉票；安华则努力突出其对中国哲学和东方思想的了解，更以儒家思想的拥护者自居。竞选双方在争取华裔选民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华人选票为什么重要？马来西亚总人口2800万，华人有约700万，是全国第二大族群，他们政治参与意识强烈，选民登记率达90%，而马来族只有75%，印度族只有68%。
此外，中国早已经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年的双边贸易总额上升8%，达1800亿令吉。中国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占马来西亚出口总额的12.6%，中国游客人数为各国访马游客之冠。因此，两大阵营从一开始便从对手的对华关系中寻找漏洞，尽量破坏对方在华裔心中的形象，为自己加分。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一旦对方当选，将为马来西亚和中国两国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并使马来西亚的经济付出代价。
大选之所以胶着和受人关注，正是因为近80%的华人支持反对党。令华人不满的是马来人政党巫统的一党独大，制度上的不少细节设计均对华人不利。现在，马来人群体也发出了要求改变的声音，引发他们不满情绪的主要是日益严重的贪腐问题。
对于大多数华人而言，改变要靠大选，但他们更坚持：国家必须实行“两线制”，即形成一个执政联盟，一个反对联盟。“这样一来，包括中华大会堂在内的中立的非政府组织就能发挥重要作用，有很大的选择空间。”黄益隆说。
遥想1969年大选时，争取华人支持的反对派势力大增，害怕失去制度特权的马来人与上街庆祝胜利的华人发生流血冲突，史称“5·13”种族骚乱，此次事件也成为了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水岭。
此后，马来政府推出新政策平乱，比之前更加保护、强调马来人作为“土地之子”的权益与社会地位，进一步把“马来人优先”制度化。尽管前总理马哈蒂尔曾痛心疾首地说“华人交的税最多”；而且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马来政府也较少采取强制同化措施，但华人依然遭受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制度。
可贵的是，华人社会在权利危机的逼迫下，不再一门心思只顾赚钱，而是锲而不舍地强调普遍人权意识；不再仅仅依靠族群立场和族群选票来拉拢人心，而是将目标放在了重构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
正是由于当地华人抱有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在“马来族群分裂”的当下，更加自然地成为政治版图中的关键政治力量。
母语教育：“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国有归宿感，得益于华文教育的发展”
在华文小学读书的学生占马来西亚小学生总数的22%，但政府拨款仅占3.6%。
“以前，政府要宣布为华文学校拨款都会被认为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东马最大的华文报纸《诗华日报》一位高层说。
政府拨款不足，华人企业家和华人社团便成为华文学校的坚强后盾。战乱年代出生的陈友仁没怎么读过书，但他说，“我们华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留再多的财产给子孙都没有用。”现在，仅他一人捐资设立的几所学校就已经招收了一万多名学生。
重视文化教育，尤其是母语特色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共同点。2012年8月，黄益隆组织了80位大马各省的年轻华人到山东曲阜，“熏陶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母族认同。
“我们这一代人最注重的就是母语教育。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母语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和祖籍国、和同胞的一种亲切感。”黄益隆说。
眼下，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其原因同样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不少土著居民选择华文学校，以致华文学校的课室紧张。学了汉语，他们可以去中国找机会发展。即便留在本地也有用武之地，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大马旅游。
多元化教育开放的趋势逐渐明显。每年，都有马来西亚华文老师到中国进行培训。不过，中马华文教育合作还集中于软件方面，马来西亚不少教育界人士建议中国政府对华文教育投入更多的硬件支持——即使不便直接捐款援助，也可以尝试由走出国门经营的国企承担为当地建设华文学校的职责。
就在2012年3月份，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宣布：承认146所中国大学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文凭。这一重要的政策变化，使得很多原本希望到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人，改而选择前往中国大陆。“教育让我们一条心，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中国有归宿感，就得益于华文教育的发展。”在黄一鸣看来，华文教育、华人社会已经对当地政府的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
黄一鸣说，“马来西亚的领导人为什么比较倾向与中国友好？除了这里的华人多之外，另外就是华文教育的影响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