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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经过一百多年来的努力，“德先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主力军，然而多年来我们在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的活动中仍存在一个盲点：忽视了对科学精神的宣传和提倡。科学精神的提倡，既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对治各种反科学、伪科学现象的有力工具。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各种反科学、伪科学事件和现象，裹挟其中的人们，并不都是文化素质较为低下的人群。究其深层次原因，这些事件和现象暴露了一个普遍被大家忽视的问题：盲从的心理和习惯在今天还有相当的市场，它们不仅为迷信提供滋生的土壤，还顽固地阻碍着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而要彻底根除盲从和迷信，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别无他途。
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求真、创新
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概念紧密相连。“就科学本身而言，知识常常是其直接的表现形式，与之相联系，科学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系统……作为知识的科学具有严密性和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等特点……科学知识的这种严密性和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最终往往是由科学方法来担保的，严密性关联着数学推演等方法……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则与观察、实验等方法相联系。从动态的角度看，科学总是展开为一个过程：科学知识形成于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方法也唯有在具体的运用中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总起来，就其内在向度而言，科学表现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活动（过程）的统一。”此外，科学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在科学活动中，科学知识转化为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应用于现实的社会管理系统中，就成为改造人们生存环境，管理社会各机构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探索——提出理论——应用实践——探索……的效用机制。正是通过这一效用机制，科学显示了它独特的社会功能。
无论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还是科学技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要求进行科学活动的人必须具备求实的认知态度、不断创新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求实意味着科学活动以“真”为内涵，以“真”为目标，科学活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弄虚作假。同时，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探索行为，其目的是要不断揭示未知世界的真实面目，不断更新、完善人们已有的知识系统，因此，科学活动必然具有创新意识，反对墨守成规，在科学活动中没有所谓的禁区，也没有不能超越的权威，更沒有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再次，科学活动中特别强调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反对不经科学验证、不加分析地接受任何理论或观念，同时敢于坚持真理。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的本质要求，而且规范着研究者的行为，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概而言之，求真、创新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即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
为什么我们要大力提倡科学精神
和科学精神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相对立，盲从恰恰要求的是失去是非判断标准的追随者，它否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拒绝理性的思考，要求从上到下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要求追随者无条件地服从。可以说，盲从和迷信是如影相随的一对孪生子。凡迷信盛行的地方一定会滋生盲从的意识和习惯。而盲从徘徊的地方就一定会助长迷信的发展。迷信和盲从并非只存在于遥远的蒙昧时代，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以各种形式和面目存在过，并且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专制的统治曾经为盲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鲁迅先生曾十分沉痛地说：我们的国民性格中有太多的奴性。他在日本求学时，感受最深的不是中国人孱弱的身躯，而是麻木的心灵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长期的专制统治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辖制不仅剥夺了普通民众独立思考的自由，而且使他们习惯于机械地跟从，民众的麻木乃在于盲从的意识作怪。钦定的选拔制度、钦定的教材甚至钦定的思想，可以说从上到下要求一个声音、一个头脑，臣民的美德就是服从、恭顺，从明朝的东厂到清朝的文字狱，思想上的辖制强化了人们的盲从意识，并导致麻木的心灵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近代以来，伴随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人们开始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禁锢，西方各种观念思想相继涌入，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人们更看重科学技术和科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功能，发展科学同富国强兵的目标紧紧相联，很快地，科学逐渐获得了价值的意蕴，提升为价值——信仰体系，泛化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赋予科学价值优先的地位，认为科学不仅在知识领域普遍有效，而且在人类的所有领域都是万能的。科学代替经学，成为评判一切学科、一切是非的标准。在随后的思想论战中，“科学万能”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 ，一时间，“科学的”成了正确的代名词，似乎只要冠以“科学”这个名词，不论其理论内容如何，一律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其实是对科学的滥用和误解，如果说，科学精神排斥一切权威的话，科学主义则有将某种科学理论、方法奉为权威的倾向，科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科学发展的初衷，给那些利用科学作幌子来掩人耳目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一时间，有许多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迫于科学的威力，也纷纷披上科学的外衣，在科学的大旗下汇集了形形色色的观念、思想。
可见，渴望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急切心情导致我们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把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作为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的重点，而相对忽视了科学精神的培养，因此，滋生迷信和产生盲从的土壤并没有彻底根除，盲从仍然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注意防止右，但主要是注意防止左。“左倾”的实质就是跟着一个教条走，就是不加思考、分辨地盲从，其危害是相当严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提倡向苏联学习，一时间凡事皆以苏联为标准，只要是苏联的，不论理论、思想、经济模式乃至生活方式、日常用品，大家不仅欣然接受而且群起效仿;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全民参与，几乎上下交口称赞。不能说人们没有疑惑，没有抱怨，但许多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跟从是正确的。“文革”的惨烈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多的人狂热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可是又有多少人认真地反思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表示过忏悔？绝不能说“文革”是一两个人一手策划的结果，把责任推到少数人身上，简单地将自己看成受害者，这本身就是盲从的意识在作怪。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在普及科学活动方面还是在促进科学技术更新方面，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在人们的头脑中，对科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强调的仍然是科学的认知功能，科学精神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用科学知识来武装头脑，这里面有一个误区：认为一个人只要掌握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就会自动成为一个抗拒一切不良事物的免疫体。我们也常把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反科学、伪科学归并为封建迷信，以为现代社会具有科学素养的人不应该再去相信这些本已过时的东西。其实，迷信实质上就是把某个理论、事物奉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而不加分析地盲从，迷信绝不是封建时代的特产。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把某个人的思想、某种理论当成万能不变的法宝，不假思索地接受，迷信活动都可能形成，盲从的意识就会继续左右人们的行为。而要彻底根除迷信、消除盲从，仅仅靠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提倡和宣传科学精神，使大多数人都具有独立思考、识别真伪善恶的能力。
时光之轮已经把我们带入21世纪，科学日益显示着它的强大威力，但人们同迷信、盲从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要彻底破除迷信，根除盲从的土壤，除了坚持不懈地普及科学知识以外，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科学精神是盲从的克星。
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求真、创新
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概念紧密相连。“就科学本身而言，知识常常是其直接的表现形式，与之相联系，科学往往被理解为一种知识系统……作为知识的科学具有严密性和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等特点……科学知识的这种严密性和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最终往往是由科学方法来担保的，严密性关联着数学推演等方法……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则与观察、实验等方法相联系。从动态的角度看，科学总是展开为一个过程：科学知识形成于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方法也唯有在具体的运用中才能获得现实性的品格。总起来，就其内在向度而言，科学表现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活动（过程）的统一。”此外，科学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在科学活动中，科学知识转化为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应用于现实的社会管理系统中，就成为改造人们生存环境，管理社会各机构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探索——提出理论——应用实践——探索……的效用机制。正是通过这一效用机制，科学显示了它独特的社会功能。
无论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还是科学技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要求进行科学活动的人必须具备求实的认知态度、不断创新的意识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求实意味着科学活动以“真”为内涵，以“真”为目标，科学活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弄虚作假。同时，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探索行为，其目的是要不断揭示未知世界的真实面目，不断更新、完善人们已有的知识系统，因此，科学活动必然具有创新意识，反对墨守成规，在科学活动中没有所谓的禁区，也没有不能超越的权威，更沒有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再次，科学活动中特别强调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反对不经科学验证、不加分析地接受任何理论或观念，同时敢于坚持真理。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的本质要求，而且规范着研究者的行为，代表着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概而言之，求真、创新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即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
为什么我们要大力提倡科学精神
和科学精神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相对立，盲从恰恰要求的是失去是非判断标准的追随者，它否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拒绝理性的思考，要求从上到下只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要求追随者无条件地服从。可以说，盲从和迷信是如影相随的一对孪生子。凡迷信盛行的地方一定会滋生盲从的意识和习惯。而盲从徘徊的地方就一定会助长迷信的发展。迷信和盲从并非只存在于遥远的蒙昧时代，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它们以各种形式和面目存在过，并且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专制的统治曾经为盲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鲁迅先生曾十分沉痛地说：我们的国民性格中有太多的奴性。他在日本求学时，感受最深的不是中国人孱弱的身躯，而是麻木的心灵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长期的专制统治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辖制不仅剥夺了普通民众独立思考的自由，而且使他们习惯于机械地跟从，民众的麻木乃在于盲从的意识作怪。钦定的选拔制度、钦定的教材甚至钦定的思想，可以说从上到下要求一个声音、一个头脑，臣民的美德就是服从、恭顺，从明朝的东厂到清朝的文字狱，思想上的辖制强化了人们的盲从意识，并导致麻木的心灵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近代以来，伴随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人们开始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禁锢，西方各种观念思想相继涌入，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民主的思想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人们更看重科学技术和科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功能，发展科学同富国强兵的目标紧紧相联，很快地，科学逐渐获得了价值的意蕴，提升为价值——信仰体系，泛化为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赋予科学价值优先的地位，认为科学不仅在知识领域普遍有效，而且在人类的所有领域都是万能的。科学代替经学，成为评判一切学科、一切是非的标准。在随后的思想论战中，“科学万能”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 ，一时间，“科学的”成了正确的代名词，似乎只要冠以“科学”这个名词，不论其理论内容如何，一律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其实是对科学的滥用和误解，如果说，科学精神排斥一切权威的话，科学主义则有将某种科学理论、方法奉为权威的倾向，科学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科学发展的初衷，给那些利用科学作幌子来掩人耳目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一时间，有许多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迫于科学的威力，也纷纷披上科学的外衣，在科学的大旗下汇集了形形色色的观念、思想。
可见，渴望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急切心情导致我们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在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把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作为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的重点，而相对忽视了科学精神的培养，因此，滋生迷信和产生盲从的土壤并没有彻底根除，盲从仍然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建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注意防止右，但主要是注意防止左。“左倾”的实质就是跟着一个教条走，就是不加思考、分辨地盲从，其危害是相当严重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提倡向苏联学习，一时间凡事皆以苏联为标准，只要是苏联的，不论理论、思想、经济模式乃至生活方式、日常用品，大家不仅欣然接受而且群起效仿;1958年的大跃进，也是全民参与，几乎上下交口称赞。不能说人们没有疑惑，没有抱怨，但许多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跟从是正确的。“文革”的惨烈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多的人狂热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可是又有多少人认真地反思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或表示过忏悔？绝不能说“文革”是一两个人一手策划的结果，把责任推到少数人身上，简单地将自己看成受害者，这本身就是盲从的意识在作怪。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在普及科学活动方面还是在促进科学技术更新方面，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在人们的头脑中，对科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强调的仍然是科学的认知功能，科学精神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要用科学知识来武装头脑，这里面有一个误区：认为一个人只要掌握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就会自动成为一个抗拒一切不良事物的免疫体。我们也常把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反科学、伪科学归并为封建迷信，以为现代社会具有科学素养的人不应该再去相信这些本已过时的东西。其实，迷信实质上就是把某个理论、事物奉为永恒不变的东西而不加分析地盲从，迷信绝不是封建时代的特产。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把某个人的思想、某种理论当成万能不变的法宝，不假思索地接受，迷信活动都可能形成，盲从的意识就会继续左右人们的行为。而要彻底根除迷信、消除盲从，仅仅靠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提倡和宣传科学精神，使大多数人都具有独立思考、识别真伪善恶的能力。
时光之轮已经把我们带入21世纪，科学日益显示着它的强大威力，但人们同迷信、盲从的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要彻底破除迷信，根除盲从的土壤，除了坚持不懈地普及科学知识以外，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科学精神是盲从的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