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末教育界在拨乱反正中，只恢复了一个常识，就是要尊重知识；怎样构建新的教育体制?教育不假思索地回到了50年代的计划体制。1985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改革教育体制的决定》，但是怎么做，仍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1989年，因形势突变，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搁浅。后来又倒退了。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是正确的，但是下放乡镇管理，致使农村的义务教育陷入困境。教育部改成教育委员会是正确的，因为教育不仅是教育部的事，需要人事部、劳动部、科技部等各个部门共同努力。1998年又退回到教育部，从管理角度讲是倒退。大学教育在80年代提出实行校长负责制，但没有提出教育家办教育。90年代，官本位、行政化的价值回潮，重新强化了大学的行政级别，竟然出现39所“副部级大学”。教育强调发展，学校搞经营创收，教育出现“跨越式的发展”，农村基本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高校招生人数2006年比1998年增加了5倍，可是教育投入并没有增加，政府不花钱，教育大发展，就是靠老百姓掏钱，银行贷款。教育在数量上、规模上的大跃进，以牺牲教育质量和教育的公平性为代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对教育的损害来自经济、也来自官场。“择校生”“择校费”制度明确把“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合法化，古今中外没有这样的先例。北京市小学的择校费要高于高中，而且大面积出现，非常可悲。政府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原因是，名校不仅是政府形象的窗口，也使权势阶层享受了优质教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北京最难实现，因为北京的特权最为严重。许多权势部门通过与学校的“共建”维系自己的特权，严重侵犯了教育的平等价值。教育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部能够直接办70几所大学的。要教育家办学，不是教育部办学。基础教育改革要提出“民主化”“自由化”，更大程度地扩大学校自主权，鼓励教育家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