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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陈祖涛家中，《环球人物》记者一眼便看见客厅一角的铜像，那是他的父亲——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陈昌浩。87岁的陈祖涛从卧室中拄着拐杖来到客厅，走得很慢，但拒绝搀扶，缓缓地坐在沙发上。
3天前的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向53位中国公民中的代表颁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该奖章授予那些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除陈祖涛之外，获奖者还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等人。说起往事，陈祖涛似乎仍历历在目。
1939年夏天，陈祖涛跟着到苏联治病的父亲陈昌浩，搭乘一架24座的飞机离开了延安。几经辗转，他们到达莫斯科时已经是当年11月上旬。共产国际安排陈祖涛进入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国际儿童院是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创办的，招收各国共产党人子女。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是当时儿童院的儿童委员会主席。
国际儿童院的管理事务由共产国际直接负责，生活标准由他们直接制定。陈祖涛说：“儿童院每天三餐伙食很好，运动器具齐全，图书馆里有各类书籍供我们阅览。”
儿童院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常请老工人、红军指挥员等讲课，组织孩子们到工厂参观，还由各国老师教母语、讲各国历史文化。陈祖涛说：“我们时刻都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最感兴趣的是滑冰、滑雪。这是必修课，毕业时还要考试，一个多小时内要滑10公里。说起滑雪，陈老的眼睛里透出亮光，有些吃力地挺起腰杆说：“有时滑到终点，我一头倒在雪地上，浑身大汗淋漓，累得都不能动了。”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0年，德军要进攻苏联的风声已经传出。为了安全，共产国际将所有的中国孩子迁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那天上午，儿童院突然召集在菜园里干农活的全体学生集中听广播。陈祖涛当时已13岁，对那天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广播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全体苏联人民，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苏联人民保卫劳动成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儿童院的和平生活被打乱了。“大一些的孩子像毛岸英他们都想报名参军，但被苏联政府拒绝了。斯大林曾签署了一份命令，凡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不过，毛岸英给斯大林写信，坚决要求参军，最后得到斯大林同意，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1944年，毛岸英毕业，佩戴中尉军衔回到儿童院。“他的到来成了儿童院轰动一时的大事，我们都很羡慕他。”
虽然没能上前线，陈祖涛和小伙伴们还是忙开了。男孩子到兵工厂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去服装厂、医院缝军衣、护理伤员。当时，只有17岁的李特特被派到前线医院护理伤员，亲眼见到战争的残酷。陈祖涛说，所有工作中，挖反坦克壕最辛苦。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土地冻得像铁板一样，“十几斤的铁镐刨了几下手就震麻了，但地上只有一个白点，能坚持下来真是不简单。”后来，连女孩子也每人每天必须挖2立方米的战壕。
战争中，德军占领了顿巴斯煤矿，切断了包括伊万诺沃在内的整个莫斯科地区的煤炭供应。为度过寒冬，儿童院给孩子们定了任务：到树林里伐木，每人每天完成一个立方。刚开始，大家抡起斧子就砍，砍了半天，一棵树也没倒。”后来大伙儿琢磨出伐木要找准角度才能把树砍倒，终于将一棵棵大树变成马车上的一捆捆劈柴。
孩子们还在离儿童院七八公里的地方开发了一块空地，每个班分一片种土豆。陈祖涛说：“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土豆从淡绿色的小芽长到枝繁叶茂。”土豆长成时，孩子们轮流去值守，每次去的人带个铁皮桶，带点盐，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到桶里煮熟。“土豆剥了皮，沾点盐就直接用手抓着吃，吃到肚皮都鼓起来。”陈老的思绪很快又回到现在，“你们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土豆对我们的意义。那时候，土豆救了我们的命啊。我们那时都正长身体，每天分的面包根本吃不饱，但土豆是最美味的晚餐，一次吃饱两天不饿。”
二战结束之初，苏联物资供应仍极度紧张。陈祖涛“饿得心慌”，和几个同学到莫斯科河码头帮别人卸土豆，干一次能赚几十公斤。“那时候，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几年没有新衣服穿。”
1945年，陈祖涛中学毕业，报考了当时全苏联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工科院校——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当时，儿童院里的同学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成立了“苏联中国留学生会”，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并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当时我还比较活跃，在学生圈朋友不少。”陈祖涛说。他和同学们跑遍了莫斯科的博物馆、剧院、音乐厅。“我们的原则是：吃得可以差，住得可以差，但精神文化陶冶不能少。”
陈祖涛说：“新中国成立那天，我们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唱歌跳舞，大喊‘乌拉’（万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部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每个人都学有专长。刘允斌（刘少奇之子）成了我国第一代核技术专家，李特特成了我国第一代原子能应用专家。我成了我国第一代汽车专家。”1951年2月，陈祖涛提前半年毕业，回到北京。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委任为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参加苏联援建新中国的汽车项目。“我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从那时起，陈祖涛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汽车生涯。“到我退休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1800万辆，够意思了，是不是？”
如今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已是一所寄宿学校，培养着来自86个国家的儿童。朱德之女朱敏等不少学员曾重访儿童院。正如学校一位老师所说，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的是苦难，苦难时的相逢更难忘。
3天前的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向53位中国公民中的代表颁发“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该奖章授予那些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除陈祖涛之外，获奖者还包括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等人。说起往事，陈祖涛似乎仍历历在目。
辗转数月来到莫斯科
1939年夏天，陈祖涛跟着到苏联治病的父亲陈昌浩，搭乘一架24座的飞机离开了延安。几经辗转，他们到达莫斯科时已经是当年11月上旬。共产国际安排陈祖涛进入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国际儿童院是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创办的，招收各国共产党人子女。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是当时儿童院的儿童委员会主席。
国际儿童院的管理事务由共产国际直接负责，生活标准由他们直接制定。陈祖涛说：“儿童院每天三餐伙食很好，运动器具齐全，图书馆里有各类书籍供我们阅览。”
儿童院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常请老工人、红军指挥员等讲课，组织孩子们到工厂参观，还由各国老师教母语、讲各国历史文化。陈祖涛说：“我们时刻都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最感兴趣的是滑冰、滑雪。这是必修课，毕业时还要考试，一个多小时内要滑10公里。说起滑雪，陈老的眼睛里透出亮光，有些吃力地挺起腰杆说：“有时滑到终点，我一头倒在雪地上，浑身大汗淋漓，累得都不能动了。”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1940年，德军要进攻苏联的风声已经传出。为了安全，共产国际将所有的中国孩子迁移到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
1941年6月22日，是一个星期天。那天上午，儿童院突然召集在菜园里干农活的全体学生集中听广播。陈祖涛当时已13岁，对那天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广播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告诉全体苏联人民，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接着斯大林发表讲话，号召全体苏联人民保卫劳动成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儿童院的和平生活被打乱了。“大一些的孩子像毛岸英他们都想报名参军，但被苏联政府拒绝了。斯大林曾签署了一份命令，凡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不过，毛岸英给斯大林写信，坚决要求参军，最后得到斯大林同意，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1944年，毛岸英毕业，佩戴中尉军衔回到儿童院。“他的到来成了儿童院轰动一时的大事，我们都很羡慕他。”
虽然没能上前线，陈祖涛和小伙伴们还是忙开了。男孩子到兵工厂制造枪支、炮弹、燃烧瓶，女孩子去服装厂、医院缝军衣、护理伤员。当时，只有17岁的李特特被派到前线医院护理伤员，亲眼见到战争的残酷。陈祖涛说，所有工作中，挖反坦克壕最辛苦。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土地冻得像铁板一样，“十几斤的铁镐刨了几下手就震麻了，但地上只有一个白点，能坚持下来真是不简单。”后来，连女孩子也每人每天必须挖2立方米的战壕。
战争中，德军占领了顿巴斯煤矿，切断了包括伊万诺沃在内的整个莫斯科地区的煤炭供应。为度过寒冬，儿童院给孩子们定了任务：到树林里伐木，每人每天完成一个立方。刚开始，大家抡起斧子就砍，砍了半天，一棵树也没倒。”后来大伙儿琢磨出伐木要找准角度才能把树砍倒，终于将一棵棵大树变成马车上的一捆捆劈柴。
孩子们还在离儿童院七八公里的地方开发了一块空地，每个班分一片种土豆。陈祖涛说：“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土豆从淡绿色的小芽长到枝繁叶茂。”土豆长成时，孩子们轮流去值守，每次去的人带个铁皮桶，带点盐，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到桶里煮熟。“土豆剥了皮，沾点盐就直接用手抓着吃，吃到肚皮都鼓起来。”陈老的思绪很快又回到现在，“你们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土豆对我们的意义。那时候，土豆救了我们的命啊。我们那时都正长身体，每天分的面包根本吃不饱，但土豆是最美味的晚餐，一次吃饱两天不饿。”
二战结束之初，苏联物资供应仍极度紧张。陈祖涛“饿得心慌”，和几个同学到莫斯科河码头帮别人卸土豆，干一次能赚几十公斤。“那时候，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几年没有新衣服穿。”
高喊“乌拉”迎接新中国
1945年，陈祖涛中学毕业，报考了当时全苏联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工科院校——鲍曼最高技术学院。当时，儿童院里的同学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成立了“苏联中国留学生会”，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并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当时我还比较活跃，在学生圈朋友不少。”陈祖涛说。他和同学们跑遍了莫斯科的博物馆、剧院、音乐厅。“我们的原则是：吃得可以差，住得可以差，但精神文化陶冶不能少。”
陈祖涛说：“新中国成立那天，我们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唱歌跳舞，大喊‘乌拉’（万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全部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每个人都学有专长。刘允斌（刘少奇之子）成了我国第一代核技术专家，李特特成了我国第一代原子能应用专家。我成了我国第一代汽车专家。”1951年2月，陈祖涛提前半年毕业，回到北京。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委任为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参加苏联援建新中国的汽车项目。“我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从那时起，陈祖涛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汽车生涯。“到我退休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已经是世界第一，1800万辆，够意思了，是不是？”
如今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已是一所寄宿学校，培养着来自86个国家的儿童。朱德之女朱敏等不少学员曾重访儿童院。正如学校一位老师所说，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的是苦难，苦难时的相逢更难忘。